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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 本文為葉浩為《差異自由消失的年代：從日常的藐視到平庸的邪惡，當仇恨斷開群體連結、造成文明失序時，我們該如何找回多元共存的力量？》一書，所撰寫的書介，經麥田出版授權刊登，文章標題和內文小標經《報導者》編輯所改寫。 《差異自由消失的年代》為德國知名戰地記者卡羅琳．恩可（Carolin Emcke）撰寫的專書，她走訪阿富汗、哥倫比亞、加薩、伊拉克等中東地區的社會運動，觀察對「社會異類」的仇恨如何在世界各地掀起屠殺、壓迫。 同性戀、跨性別、變性者、穆斯林、猶太人、女權主義者⋯⋯恩可深入研究這些「被仇視者」的生活模式，揭示討論「仇恨」時容易忽略的歷史背景與社會環境。 差異，或說人與人之間的某種不同，是個人或集體獨特性最重要的關鍵。 人類的歷史長河，大抵是一部以語言、文化、宗教、膚色、人種、國族、階級，乃至性別或性傾向，作為劃分彼此之差異所展開的故事。無論那是捲起千堆雪的豐功偉業，還是史書不曾記載的暗流或血淚沉積，更重要的是，人們藉此來訴說自己的獨特時，往往不僅單純指向與其他族群的不同，而是暗藏高低、好壞，甚至善良與邪惡的價值判斷——通常，正面的形容詞都保留給自己，負面的則全部套用於他人身上，因此「非我族類」的說法，本身即意味著一種價值判斷與不信任。 換言之，差異不僅僅指涉彼此的差別或不同，而是一種暗藏了道德或美感評價的象徵，甚至是一個人出生時即同時無法放棄繼承的特徵。於是，有些人可單憑自己的存在本身屬於特定族群，而自我感覺良好。但也有人必須比其他人更加努力，甚至進行抗爭，才能與其他族群的成員平起平坐， 遍布人類歷史的歧視、剝削與差別待遇 基於差異所展開的人類史，因此同時充滿了各種族群之間的對抗或鬥爭，而可歌可泣的故事，經常是某一族群針對另一族群的反抗與不願屈服。而且，人們曾經對這樣的差異、及其建立起來的階層制度，毫不感到道德上的不妥，例如以自由人和奴隸所組成的雅典民主城邦，或曾主張黑奴是一種「動產」、或法律上最多等同「五分之三人類」的美國南方。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人類有各種不同的理由，可以來合理化這種差別對待。從西方思想史的角度來說，早在亞里斯多德（Aristotle），即討論了當「無差別對待」與「按照差異給予不同對待」作為兩種平等原則、把關於特定情境底下，應當選取哪一種平等才算適當。人們將這當作是實踐理性

Q1 長榮空服員罷工8大訴求中，長榮公司強硬表示「禁搭便車」和「勞工董事」絕不退讓，甚至第一時間就以「勞工董事」罷工訴求對工會提告。但相對的，華航卻有勞工董事，勞工董事為何是長榮的紅線？ 華航設立勞工董事，源於其官股近半、比照《國營事業管理法》35條規定，至少五分之一的席次由主管機關聘請工會推派代表擔任董事，勞工董事的權利義務和其他董事相當。不過，過去國營企業工會多由資方輔導成立、普遍關係「融洽」，替勞工權益把關並發揮關鍵的影響力較受質疑。 關於長榮這類民營公司，過去《證券交易法》修法時也曾提出增設勞工董事相關規定，但修法未果。目前，民營公司僅有「獨立董事」 即不在企業任職，與經營管理者無重要業務或專業聯繫，可對企業事務做出獨立判斷的董事。 ，沒有勞工董事的法源依據。 長榮董事會僅有6席一般董事、3席獨立董事，若釋出或增設一席董事給工會，即可能對董事會決策有影響力，這是長榮資方不惜提告反制工會、堅決不開放勞工董事席次的主因。 Q2 雖然目前台灣沒有法律要求民營上巿公司需設勞工董事，但只要該公司董事會同意，也可以設立勞工董事。 以德國為例，在二戰後，大企業開始設立勞工董事，最早也是勞資雙方協商出來後，才慢慢藉由立法去完善勞工董事的制度，像是BMW等大公司都有勞工董事。1998年，德國勞工董事制度確立50周年時，有很多研究指出，大部分資方團體都認為勞工董事參與管理是好事，對於增強員工向心力是有幫助的。 不過，德國企業的董事依職權區分「管理董事」、「監督董事」等，在職權分工上規範得相當明確和精細。台灣未來若要讓民營企業的勞工董事明文入法，權利義務也應討論。 Q3 華航機師罷工時，交通部一開始站在第一線斡旋，勞資5度協商達成共識後，才由勞動部次長劉士豪出面宣布結果。長榮空服員從罷工投票開始時，行政院即指示成立專案小組，交通部處理疏運、勞資爭議則由勞動部處理，為何有這樣的差異？ 主要在於華航仍是官股近半的「半國營企業」，交通部能以「大股東」身份插手；但長榮是百分之百民營公司，過往飛安紀錄算是國內航空業的優等生，交通部民航局現有的政策工具，例如航權分配，都是看飛安與服務，沒有一項評分是與勞資爭議有關，交通部沒有政策工具可以逼資方上談判桌，因此長榮空服員罷工，從一開始就由

「你看這裡有個洞，那邊也有，啊這裡也有一個。」台東縣延平鄉鸞山派出所前所長袁宗城將車子停在部落主要幹道上，眼睛利索地往路旁土坡「尋寶」，不到5分鐘就發現3、4個洞穴，他小心翼翼撥開門口上的雜草，確認裡面的訪客「退房了嗎」。這些都是穿山甲挖的洞穴，是牠們捕食螞蟻的地方。 穿山甲是全球瀕臨絕種的保育類動物，但是在鸞山，幾乎所有居民都看過牠的蹤影。「我們叫它『鸞山的寶貝』，」袁宗城一談起穿山甲，臉上不自覺露出驕傲的笑容，因為鸞山是全球穿山甲保育模範生，連日本NHK電視台都曾慕名來台採訪。 然而，這個讓鸞山驕傲的寶貝，並不是從一開始就這麼受到部落和台灣人的重視。事實上，僅僅在50年前，台灣曾是穿山甲的地獄，每年有6萬隻穿山甲遭獵捕，一度面臨絕跡威脅。 Fill 1 長期研究穿山甲的屏東科技大學生物資源所博士生孫敬閔，到穿山甲棲息地探查。（攝影／蔡耀徵） 台灣曾是世界級穿山甲皮革輸出國 全世界共有8個穿山甲物種，分布在台灣的名為「中華穿山甲」（Manis pentadactyla），牠是全世界唯一一種有鱗片覆蓋的哺乳類動物，成體的頭到軀幹長約50公分，尾長約35公分，和一隻貓的體型差不多。長得小頭銳面，活像隻放大版、有鱗片的老鼠。 奇特的外型，加上夜行、穴居的特性，讓穿山甲始終罩著一層神祕面紗，但也開啟了牠悲慘的命運。華人認為穿山甲肉有活瘀通血脈功能、鱗片可協助通乳，人類的慾望使得穿山甲超越犀牛、大象，成為全球走私數量最多的哺乳類動物。 不過在1950年代左右，穿山甲最為人所知的商業用途並非鱗片和肉，而是身上美麗的外皮，台灣就是當時世界知名的穿山甲皮革輸出國。 前農委會林業試驗所副所長趙榮台在1989年出版的文章 《台灣穿山甲（Manis pentadactyla pentadactyla）之繁殖保存研究I：一般生物學與現況分析》 裡，詳細描述了早期台灣穿山甲貿易盛況： 「那時穿山甲皮的加工與外銷是合法的，初以日本為主，後來擴大到美國、澳洲，有些業者還曾受到經濟部獎狀鼓勵。」 當時台灣正逢戰後經濟起飛時期，政府大力推動勞力密集、進口替代的輕工業，皮革就是其中之一。穿山甲被視為皮質堅韌、紋理優美的皮革，比鱷魚皮還高級。 大獵捕時代，一年6萬隻穿山甲喪命 Fill 1 目前

讀哲學系出身的郭定原，想要將哲學影像化，透過視覺更直接地表達各種關於人生的思考，從1997年開始便展開長期的影像探索之路，以心象風景攝影為主，經年累月都在各式自然地理環境踽行，將內在主觀、思維與風景作結合。 歷經久遠獨自創作、有若苦行僧般來往天地的生涯，包含《窮極》、《蒼茫》、《淡漠》到最後的《雪》等系列，因為不被主流與市場接受，郭定原感覺無比挫敗，也產生強烈的自我懷疑，究竟創作是否有價值，凡此種種。 將視野從大自然轉向城市空景，進行《空寂》系列創作的郭定原，於2016、2017年間倍感惶惑不安。而後，郭定原偶然看了《菲利普葛拉斯12樂章》紀錄片，受極限音樂大師葛拉斯開計程車的啟發，動念要開計程車。同時，這個計程車計畫，又因總是將每一次創作定一年之期的行為藝術家謝德慶的影響，郭定原也將之訂為一年。 郭定原一邊融合計程車元素與城市風景，進行《空寂》系列的拍攝，一邊也展開名為《計時人生》的散文寫作。這一年以來，他以為風景攝影師與計程車司機有同有異，相似的地方在於機緣與專業，同樣都不知道會遇到什麼狀況，必須出門到現場才曉得今天會有什麼樣的乘客或風景，專業的部分則是在技術層面上必須有所浸淫。郭定原認為，攝影與開車同樣都是技術，並不存在優劣高下。 但郭定原也意識到自己不是真正的計程車司機，他沒有完全投入其中，他終究是一名攝影師。車內的空間，宛如觀察的場域，各種各樣的乘客就像是風景，讓郭定原短暫與他者生命有交會，也讓他更接近現實，離開先前創作自我封閉狀態。 他明白到，乘客們都是普通人，在車上不會有大喜大悲的戲劇化畫面，會發生的，都是一些再日常不過的生活場景，而每個人都在努力地生活，用心想要過好每一天。這對郭定原來說，是最驚奇的體驗，像是發現了人生的另外一面。 郭定原 1967年生，東海大學哲學系畢業。大學畢業後，1996年至紐約進修遊歷一年期間開始學習攝影。1999年起擔任攝影家柯錫杰之特別助理。2002年至北京中央電影學院就讀平面攝影碩士。 其攝影創作以心象風景題材為主，2018年起結合了一年餘的計程車職業生涯在城市中進行《空寂》系列攝影創作。柯錫杰稱郭定原的攝影「跳脫了具體的風景紀錄，呈現出精神形式的意境」，導演蔡明亮稱郭定原的攝影「藉具象來表現心象，似乎可一眼看盡卻又隱含需再三玩味的禪機」。 主

最近日本出現了一位最年長的文學新人，1954年出生的若竹千佐子，63歲時才以作家身分出道。據說她從小就想當小說家，自大學畢業後，一邊擔任代課老師，一邊準備正式教師考試，卻屢戰屢敗。就在覺得眼前一片黑暗時，她遇見了後來的丈夫，並結婚成家。從此相夫教子，應該是過著簡單而知足的人生。 不料55歲那年，丈夫突然中風過世。悲傷的她鎮日閉門不出，在兒子的鼓勵下，參加了寫作課程，開始創作。終於在8年後，也就是2017年以《我啊，走自己的路》獲得日本第54屆文藝獎，隔年1月，再獲第158屆芥川賞。 還沒讀小說，光聽這段簡介就覺得超勵志不是嗎？真是人生永遠有奇蹟，柳暗花明又一村。 談老年心境的《我啊，走自己的路》 翻出這本只有100多頁的中篇小說，讀起來有點私小說的感覺。小說的主角桃子，喪夫、獨居，有兩名子女，完全是作者的翻版，差別是桃子74歲，而若竹千佐子寫作時60多歲，大概將自己的年齡往後十幾歲，想像喪夫至今，再過個十幾年，那時的日子只怕會更孤獨悲涼吧。 或許是設定太像了，又如此晚出道，讀者大概不會覺得作者天才洋溢，但或許如作者所言：「這全要怪我自己懶惰；但另一方面，我的小說與『如何活下去』這個問題密不可分，為了找到答案，我必須花費很長很長的時間才行。」 通常作家的第一本小說，往往來於自身遭遇，即便故事不複雜，但那份真實感絕對觸動人心。這本談老年心境的小說，確實也只有老人寫得出來。一如川端康成寫《睡美人》和谷崎潤一郎的《瘋癲老人日記》，也是在老年時寫下，讓世人明白風燭殘年的男人性慾。 至於喪夫後的獨居老女人心境又是如何？在女人一般比男人長壽的狀態下，這可是的大問題啊！但過去卻很少人觸及。倘若是一個長期寫作的女作家，個性大概會獨立一些，很難寫出這樣的味道。而那些過去「只為先生而活」的女人恐怕都痛得寫不下去，同時也缺少書寫的練習。這時，55歲才開始練習寫作的千佐子以巧妙筆法，成功地掌握了這個題材。這無非也是機緣，或許你會說，這應了安迪．沃荷（Andy Warhol）所說「每個人都能成名15分鐘（In the future everyone will be famous for fifteen minutes）」，又恰好老年化社會來臨，以至於這本小說叫好又叫座。 獨特的「自言自語」筆法 然而作為芥川賞得獎作品，《我啊，走自己的路》雖不

關乎婚姻平權的《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國土規畫的《工廠管理輔導法》等法案，在立法最後階段都送交了「黨團協商」，你是否好奇過，什麼是「黨團協商」？它有正式效力嗎？ 黨團協商的法律效力 黨團協商制度的源起，主要是因為1990年代，台灣民主化過程中，國會經常上演立委肢體衝突，打架次數甚至登上世界第一。當時，不論法案爭議與否，政黨都會彼此杯葛，導致通過率僅2成。1995年，時任立法院長的劉松藩裁定，委員會審定的法案須通過「黨團協商」，此一制度正式登上檯面。 1999年黨團協商正式法制化，之後歷經修法，雖然不再是所有法案都須交付協商，但多數到達二讀階段的法案會被送交協商，而黨團協商結論經黨團代表簽署，不但具有法定效力，經過院會宣讀通過後，也不能再反對。除非協商無果，法案才可能會交由院會投票表決。 在其他民主 國家 ，各黨團立法時，也會針對法案內容私下協商，但只有在台灣，這個用來處理立法院爭議的機制，被正式寫入《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的議事規則中，還能直接處理法案結果。 同樣有正式協商制度的南韓，也僅能就議程協商、不能處理結果。所以，台灣國會的黨團協商制度，可以說是其他民主國家前所未見的。 黨團協商等於黑箱作業嗎？ 黨團協商常被民眾跟黑箱、密室政治的連結，但目前黨團協商過程已放上立法院的IVOD議事轉播、全程公開。也有政治學者認為，這個制度亦可提供小黨發聲機會，協商過程中與大黨平起平坐、獲得比席次更高的影響力，不全然是壞事。 不過，黨團協商往往讓法案更易被擱置，〈黨團協商機制: 從制度化觀點分析〉研究顯示，以第8屆（2012～2016年）立法院會期5515筆提案分析，交付協商的一千多筆法案中，僅不到四分之一的法案在協商期內完成，42%提案協商都未完成，最後不了了之。 喬王「王金平」的達成率真的超高？ 黨團協商的運作，立法院長扮演關鍵角色。一樣以第8屆會期統計發現，時任的立法院長王金平主持協商時，約85%法案都能協商出結論，其他人主持的協商達成率僅42%。 數據看來，王金平真的「喬功」過人，不過，其實有四分之三的協商，是由法案的院會說明人主持，還有些爭議到了王金平主持協商時，已被解決了。不過，立法院長若能靈活運用職位、聲望、資歷、人脈關係，透過勸導、說服，確實會讓兩方或多方協商代表都有了「給與取」 的空間，有助協

長榮空服員罷工的前一天，全球航空業權威調查機構Skytrax公司公布「2019年最佳航空公司」，長榮航空雖然比去年（2018）下降一名、來到第6名，但在「全球最乾淨航空」以及「最佳經濟艙餐飲服務」兩個項目中奪下第一。看似風光的背後，是空服員賣力服務掙來的。 世界「最佳經濟艙餐飲服務」背後的血淚 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以下簡稱桃空職工）理事、長榮航空事務長廖以勤就說，「最佳經濟艙餐飲服務」要勝過其他大型航空公司祕訣只有一個，「把經濟艙當商務艙來服務」，這是新加坡航空帶起的風潮，長榮起而效尤。要和主要對手華航競爭，除了送餐，多送一趟紅白酒服務、多一趟甜點就能做到，只是該問的是：「為什麼這麼簡單的道理其他航空公司不做？」因為這會把空服員操壞。 操勞加倍、請假難度也跟著增加。桃空職工祕書長鄭雅菱舉例，當空服員因身體不適請假，甚至請生理假，必須提出醫師證明，而且曾限定醫師要內診確定流血才能算數，這些都是當勞動強度增加後，卻更不易請假的案子。 廖以勤指出，當同仁向公司反映，這樣的服務對空服員負擔太大時，得到的回應是：「新加坡航空做得到，為什麼你們做不到？」但討論到薪資與津貼時，卻又要看齊華航，而不是比照待遇更優的新航——新航空服員平均月薪是4,500新加坡幣、換算新台幣約10萬元，但長榮含飛行加給與外站津貼每月約6萬元，「這是我們不能理解的。」而且航班愈來愈密，每月總飛時愈來愈高，服務要求不打折，累積對公司的怨言是參與工會的催化劑。 長榮航空成立今年邁入第30年，空服員全數都是女性，是現今國際主要航空公司罕見的現象。根據桃空職工調查，長榮旗下僅有立榮有幾位男性空服員，長榮航空則都是女性。鄭雅菱分析，長榮空服員有幾個共同特色：大學畢業新鮮人、女性，讓人不免懷疑，是否這樣的特質比較平順，對於爭取自我權益比較陌生，也較能接受長榮一貫的「威權管理」。 今年1月更有長榮空服員遭外籍男性旅客要求「脫褲子、擦屁股」事件，被認為有違反《性別 工作 平等法》之虞。此事件不僅讓外界嘩然，也令長榮空服員群情激憤，事件當事人郭姓空服員，今（21日）也到罷工現場聲援，直言，脫褲事件是罷工「小小導火線」。 加上罷工開始後的當天晚上，南崁公司大門口拉起糾察線時，長榮航空首席副總何慶生怒嗆「專制怎樣」、「我說了算」與「妳給自己留點退路」等話

6月16日傍晚的台北，《海闊天空》合唱結束後，在立法院前集會聲援香港反送中遊行的群眾排隊走向舞台，獻上手中的白色花朵與紙鶴。這份哀悼，是追思前一天在香港金鐘訴求撤回《逃犯條例》（又稱《送中條例》）修訂，墜樓身亡的梁姓男子。 獻花民眾排成長列，主辦單位估計，這場在台北的集會有超過1萬人到場。舞台一側的直播大螢幕上，香港破紀錄的「黑色大遊行」正達高潮，空拍畫面裡的200萬人看不到盡頭。 集會主辦者 這場集會由在台香港學生及畢業生逃犯條例關注組、台灣公民陣線、台灣青年民主協會TYAD共同主辦。 之一、「在台香港學生及畢業生逃犯條例關注組」發起人何泳彤與港生夥伴站在台上，看著聲援民眾揮動的「代他走下去」（意指梁男）手舉牌，眼淚不斷滑落。 「林鄭（月娥）用緩兵計暫緩 16日晚間，港府宣布停止修訂《逃犯條例》，無重啟時間表，但迄今並未撤回《逃犯條例》。 《逃犯條例》，我們以為這場集會頂多來2,000人，想不到這麼多，」何泳彤在集會結束後受訪，眼眶依舊泛紅，「謝謝台灣，謝謝很多人。」 雖曾在2012年的反國教、2014年的雨傘運動中上街頭，何泳彤形容自己當時只是「路人」。她向來不是站在第一線的領導者，更不曾想過自己會在台上主持集會，對著萬人說話。 這一切，始於3週前的一份Google表單。 不想成效，是想能做多少 Fill 1 參與台灣「撐香港，反送中」集會的群眾，低頭為6月15日在香港金鐘墜樓的梁姓男子默哀。（攝影／許𦱀倩） 在中國文化大學念哲學與美術的何泳彤，因為喜歡台灣的藝文氛圍選擇來台念書。她在香港主權移交中國的1997年出生，經歷北京慢慢收緊對香港控制的過程。她發現愈來愈多媒體為中國喉舌，書店逐漸看不到與六四、港獨相關書籍，中國意識型態滲透教科書，民選議員被DQ（Disqualify，被取消資格），她感受香港人的自由正如溫水煮蛙般消逝。 她擔憂的是浸在升溫熱水中而不自知的人們。「我在台灣的鄰居就是香港人，問他要不要研究一下《逃犯條例》，他說自己已經很久不管事了，我相信很多人有這種心態。」 隱私與安全度高的Telegram是香港人常用的通訊軟體，在台港生也有自己的Telegram與Facebook群組。5月底，條例將進入二讀的消息傳出，群組的對話框，一下子湧入對香港政府

身為心理衛生專科社會 工作 師，我在學生時期從事過庇護工場、工作坊、精神障礙者重殘照顧中心的職代社工，之後參與台灣精障會所的籌備與運作；此外，我也曾投入第一批居家訪視精神障礙者的關懷訪視員，在社區工作的過程中，深刻地體會精神障礙者生活的辛苦與勇氣、成就與快樂、汙名與壓迫。 有感於台灣精神障礙者的生活環境與醫院密不可分，因此在之後的生涯中，我選擇前往醫院精神科擔任社工師，希望能夠在醫療端努力，某種程度上將失去的社會連結與生病後的個案重新共構起來。然而，在這10年中，我體驗到醫療與社區的斷裂，並非來自於個人或是機構單一的原因，而是整個精神醫療體制（衛政與社政）的設計不良，所以接續選擇就讀衛生福利研究所，希望能夠透過發現問題、追尋答案的歷程，找到有效改變體制的方法。 精神障礙者的社會性陷落 我們每個人，或多、或少都在回家的路上。 ——《社工實務工作田野筆記》 精神障礙者，在罹患精神疾病之後，就開展了與疾病共生共存的歷程，對於自我的存在開始懷疑恐懼，原先人生的想像天翻地覆地轉變。跌跌撞撞地進入「正統」醫療體系之後，精神疾病診斷這件衣服從此就穿在了身上，有些時候覺得被標籤化、汙名化，有些時候也覺得安心，彷彿終於找到了一種方式，來回應與解釋自己的遭遇。 精神障礙者在生病之後，面對的是一連串「社會性的陷落」：人際關係維持不易、工作機會缺乏、社會參與的歧視，以及居住環境設計僵化並缺乏想像。而探究這樣的社會性陷落產生原因，除了社會對於精神疾病的認知偏誤之外，在台灣過度由醫療主導精神障礙者康復歷程的服務設計，造成了病人重複住院的「旋轉門現象」 精神疾病復發率高，若社區內缺乏資源，患者出院回家後，只能待在家裡，無法得到專業幫助，就有可能再度發病、入院，導致陷入「住院、回家、再度發病、入院」的循環中，稱為旋轉門現象。 （Revolving Door Phenomena） ，以及長時間待在以健保為主的照顧體系，也限縮了精神障礙者的選擇權力與對於社會生活的想像。 我們都是好人，不知道為什麼事情會變成這樣子，老天爺到底要我們學什麼？ ——公視電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 然而，社會性陷落作為醫療主導的服務模式的副作用，其實並非個別成員所刻意造成。任何正式服務發展之初，都是為了減輕精神疾病所帶來的影響。政府官員有鑑於精神醫療的不足，積極地拓展、開放精神醫

「我還滿會哭的，大概也跟應思聰 公視戲劇《我們與惡的距離》角色，罹患思覺失調症。 一樣，一直聽到有人在罵我、覺得很煩很煩，抓狂發瘋，有一陣子會很崩潰。那時大學班導說我很好，不會去攻擊別人，只會一直哭、一直哭，」在客廳陪著剛下班回家的室友再看一遍之前最夯的《我們與惡的距離》時，水草（化名）這樣說。社工在影音平台上剛買下全套，她2、3天就將10集全數看完。 大學時期水草因課業因素以及目睹有人在教室旁跳樓自殺，導致莫名心理壓力，開始聽到責備的聲音並出現被害妄想，感覺被監視器包圍，幾乎無法睡覺。第一次住進精神病房時，她被告知罹患精神分裂症，出院不久，這個連自己不知道是什麼意思的病，又改名為思覺失調。5、6年來住院5次以上的她，也從被人家說怪怪的、搞不清楚發生什麼事，到辨識出每每經過學校，常聽見的嘲笑聲音是「幻聽」，在藥物的控制下，聲音已經少很多。 儘管家人希望繼續住在家裡就好，但看著過往同學朋友紛紛 工作 成家，今年20多歲、科大會計系畢業的水草也感到壓力，想要嘗試自己獨立，申請住進這間40多坪整潔寬敞的公寓：「金南社區家園」，和其他4位同樣有精神或智能障礙的室友同住，學習建立生活習慣，並積極找到第一份生病以來的全職工作：百貨公司外包清潔工。雖然做不到兩個月就因體力不濟離職 據衛福部2018年3月發表的《105年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及需求調查報告》統計與分析，慢性精神病患在工作職場上遇到的困境普遍較其他障別高，包括未達半年短期就業的次數4.74次最高（身障者平均次數為3.35次 ），求職遇到不平等對待比率50.36%最高，「體力無法勝任」及「工作負荷重」比率也高於其他障礙類別者。 ，她仍努力維持正常的生活作息，白天去社區復健中心從事一些基本手工。 「住家園我才知道，自己的習慣差到爆，很多生活常識都不知道，像我出門都沒鎖門，也不會打掃家裡；以前常迷路，我們一起製作地圖，更清楚附近常去的地點在哪裡、怎麼走。我喜歡家園的生活，有教保員協助一起面對自己的困難，是我們最重要的傾聽者，尤其是幻聽一直在旁邊攻擊我的時候，」水草說。 機構照護模式外，社區自立生活的選擇 Fill 1 金南社區家園的住民已與周邊建立起共生關係。（攝影／曾原信） 「社區家園」提供身心障礙者在機構與家庭之外，練習自立生活並在同儕支持中融入社區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