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這裡有個洞，那邊也有，啊這裡也有一個。」台東縣延平鄉鸞山派出所前所長袁宗城將車子停在部落主要幹道上，眼睛利索地往路旁土坡「尋寶」，不到5分鐘就發現3、4個洞穴，他小心翼翼撥開門口上的雜草，確認裡面的訪客「退房了嗎」。這些都是穿山甲挖的洞穴，是牠們捕食螞蟻的地方。
穿山甲是全球瀕臨絕種的保育類動物，但是在鸞山，幾乎所有居民都看過牠的蹤影。「我們叫它『鸞山的寶貝』，」袁宗城一談起穿山甲，臉上不自覺露出驕傲的笑容，因為鸞山是全球穿山甲保育模範生，連日本NHK電視台都曾慕名來台採訪。
然而，這個讓鸞山驕傲的寶貝，並不是從一開始就這麼受到部落和台灣人的重視。事實上，僅僅在50年前，台灣曾是穿山甲的地獄，每年有6萬隻穿山甲遭獵捕，一度面臨絕跡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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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研究穿山甲的屏東科技大學生物資源所博士生孫敬閔，到穿山甲棲息地探查。（攝影／蔡耀徵）
台灣曾是世界級穿山甲皮革輸出國
全世界共有8個穿山甲物種，分布在台灣的名為「中華穿山甲」（Manis pentadactyla），牠是全世界唯一一種有鱗片覆蓋的哺乳類動物，成體的頭到軀幹長約50公分，尾長約35公分，和一隻貓的體型差不多。長得小頭銳面，活像隻放大版、有鱗片的老鼠。
奇特的外型，加上夜行、穴居的特性，讓穿山甲始終罩著一層神祕面紗，但也開啟了牠悲慘的命運。華人認為穿山甲肉有活瘀通血脈功能、鱗片可協助通乳，人類的慾望使得穿山甲超越犀牛、大象，成為全球走私數量最多的哺乳類動物。
不過在1950年代左右，穿山甲最為人所知的商業用途並非鱗片和肉，而是身上美麗的外皮，台灣就是當時世界知名的穿山甲皮革輸出國。
前農委會林業試驗所副所長趙榮台在1989年出版的文章
《台灣穿山甲（Manis pentadactyla pentadactyla）之繁殖保存研究I：一般生物學與現況分析》
裡，詳細描述了早期台灣穿山甲貿易盛況：
「那時穿山甲皮的加工與外銷是合法的，初以日本為主，後來擴大到美國、澳洲，有些業者還曾受到經濟部獎狀鼓勵。」
當時台灣正逢戰後經濟起飛時期，政府大力推動勞力密集、進口替代的輕工業，皮革就是其中之一。穿山甲被視為皮質堅韌、紋理優美的皮革，比鱷魚皮還高級。
大獵捕時代，一年6萬隻穿山甲喪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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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存放在林試所的穿山甲皮。(攝影/蔡耀徵)
趙榮台當時實際走訪第一線，訪談71位獵人、貿易商、皮革廠，比對田野調查資料和進出口數據，推估1950到1970年代是本地穿山甲皮革加工的巔峰期，每個月可產出5千張穿山甲皮，等於每年有6萬隻台灣穿山甲喪命，「當時初步加工好的穿山甲皮就直接堆在工廠，我去訪談時，皮革堆得比人還高。」
有些獵人將整隻穿山甲一起賣給皮革廠，有些則是先簡單剝皮處理，只販售帶鱗片的皮，剩下的肉則賣給山產店。
皮革廠收購帶著鱗片的穿山甲皮後，會先浸泡藥水，讓鱗片脫落，再將鱗片賣到中藥行；剩下的皮則做成各種產品，體型大、完整的穿山甲皮可製成皮包，有破損的皮革或尾部，也可以製成皮帶、皮夾，或是高跟鞋上美麗的紋路，全身上下都不浪費。
林試所還收藏著一個精緻的穿山甲標本。早期日本人相信穿山甲可以帶來福氣，因此會向台灣購買標本在家中擺飾。若捕到的穿山甲太小隻，皮革廠商便會委請人製成標本，取出內臟，塞進棉花縫合，塗上防腐材料，一隻要價上萬元。
帶來好運的穿山甲，卻為自身招來厄運。接受趙榮台訪問的皮革廠都表示，穿山甲標本和皮革的利用，最早由日本人發展出來，台灣的皮革廠技術也是從日本人學來的。
從鄰居變傳奇：「1,000隻只剩1隻」
保守估計，當時獵人販售一隻穿山甲的所得，相當於1到3週的工資，成為許多民眾賺外快首選。一位在宜蘭的業餘獵人便對趙榮台說：「那陣子幾乎每一個人都在抓穿山甲。」
穿山甲一年只生一胎，在這段全台大獵捕時代，台灣穿山甲族群數量急遽減少。早期穿山甲在淺山地區隨處可見，三不五時誤闖廚房、農田、甚至別人家祖墳；到了1989年趙榮台訪問時，一位中間商說「每年只能抓到10多隻」、皮革業者更表示穿山甲被抓到「1,000隻中只剩1隻」（意即原本1,000隻的族群，現在只剩下1隻），自此穿山甲已經從山上的鄰居，變成傳聞中的稀有動物。
台灣卓越的皮革加工技術，不僅威脅本土穿山甲生存，也為其他鄰近國家的穿山甲帶來浩劫。10多年的大獵捕讓台灣穿山甲元氣大傷，連帶墊高了捕捉成本，加上工資提升，1970年代後，許多皮革廠乾脆直接從泰國、印尼、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進口穿山甲再製，而且數量更多，每個月至少進口1萬張皮。
全球保育觀念興起，翻轉穿山甲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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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敬閔在林間採集螞蟻製作穿山甲食物。（攝影／蔡耀徵）
翻轉穿山甲命運的重要契機來自於國際壓力。
穿山甲逐漸絕跡的年代，也正是全球保育觀念開始起步之時，1975年正式實施的《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 CITES）
CITES由「國際自然與天然資源保育聯盟」（現改為「國際自然保護聯盟」）催生，1973年在美國華盛頓簽署，又稱《華盛頓公約》，旨在分級管理野生動物貿易。
分成三個等級，被列入附錄一的動物完全禁止交易；附錄二的動物則需要在一定的條件下才能交易，必須取得進出口許可證；附錄三則是個別國家自訂的保育類動物，會員需協助該國管制此類動物的貿易。截至2018年已有183個會員，台灣雖因國際地位特殊尚未加入，但台灣國內法規與CITES接軌。
穿山甲在2018年從附錄二位階提升到附錄一。
，要求會員國管制野生動物進出口，美國、日本、泰國相繼加入，使得台灣的穿山甲出口和來源受到很大限制。
然而，外銷衰退，內需市場仍舊存在，山產店、中藥行仍持續販售穿山甲肉、鱗片，長期研究穿山甲的屏東科技大學生物資源所博士生孫敬閔表示，1980年代，台灣山產店每年穿山甲消費量超過2,000隻。關鍵轉捩點是1989年實施的《野生動物保育法》（簡稱《野保法》），該法明令禁止捕獵、販賣保育類動物，而穿山甲就是第一波被納入的保育類動物。
《野保法》的成立，並不是台灣民眾或政府的保育觀念突然大躍進，事實上，當時仍有許多台灣人消費野生動物，政府頒布《野保法》最重要的目標是回應國際壓力。
國際不斷施壓，促成《野保法》誕生
「那時我剛考上警專，從嘉義到台北讀書，看到很多台北小姐，身上抱著一隻紅毛猩猩、長臂猿，」1969年次的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刑警大隊警務正蔡文正回憶，1980年代，台灣從國外進口相當多珍奇異獸，颳起一陣紅毛猩猩寵物潮
1980年代，藝人張小燕主持的綜藝節目《頑皮家族》，助理主持人是一隻紅毛猩猩，可愛、聰明模樣大受歡迎，引發民眾爭養紅毛猩猩當寵物，公共電視導演柯金源曾就此現象多次拍攝紀錄片。
，台北街上隨處可見。
屏科大保育類野生動物收容中心目前住了16隻被棄養的紅毛猩猩，中心主任、屏科大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教授裴家騏，與照養員一起帶我們參觀2.5公頃大的收容中心，籠子裡的紅毛猩猩見人靠近，伸出指頭抓著鐵籠，好奇地擺頭張望，「這隻猩猩以前被人類飼養，所以比較親近人類。」
長期關注《野保法》的裴家騏用「失控」形容台灣當時的野生動物貿易：除了走私紅毛猩猩當寵物，還吃熊膽、買象牙，在國際上惡名昭彰。由於國際環保團體和政府不斷施壓，台灣才終於在1989年實施《野保法》。
《野保法》實施後，台灣出口穿山甲皮革數量急劇降低。
在《野保法》制定前，1972年內政部曾宣布全面禁獵野生動物，嚴禁出口、獵捕及製作標本，但警力沒到位，獵捕依舊猖獗。直到台灣第一部保護野生動物的法律出來，才正式遏止了穿山甲的內需市場。
最後一個讓政府下定決心洗刷惡名的力量是《培利修正案》（Pelly Amendment）。有鑒於過去的黑歷史，國外環保團體對台灣的監督並未因實施《野保法》而鬆懈；長期關注台灣犀牛角與虎骨買賣的英國環境調查協會（Environmental Investigation Agency, EIA）與美國環保團體經長期蒐證，1992年揭露台灣果真仍有店家販售犀牛角，兩年後美國便引用《培利修正案》，對台灣進行貿易制裁，禁止漁業和野生動物產品出口到美國，例如珊瑚、蛇類皮革製品等等。
什麼是《培利修正案》？
《培利修正案》是美國的國內法，1967年美國制定了《漁民保護法》，保護本國漁船在國外的權益。1971年，眾議員湯瑪士．培利（Thomas Pelly）對法案第八節提出修正，在大西洋公海捕撈鮭魚的國家若違反協定，美國會禁止輸入其漁產品。後來《培利修正案》被擴大到所有魚種，以及國際上受矚目的瀕危物種。
由於美國是世界貿易大國，一旦受到《培利修正案》制裁，經濟損失不在話下，因此《培利修正案》也成為國際環保團體遊說美國制裁走私的最佳利器，包括日本買賣海龜、冰島捕撈鯨魚，都曾受到《培利修正案》的壓力而調整管制措施。
傾全國之力查緝動物盜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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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科大保育類野生動物收容中心主任、屏科大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教授裴家騏。（攝影／蔡耀徵）
《培利修正案》對仰賴國際貿易的台灣無疑是一記重錘。除了農委會修法加重《野保法》罰則，各部會也積極動員，國防部、外交部、教育部、法務部、內政部警政署、農委會、衛生署、新聞局組成「野生動物保育查緝督導小組」，警政署特別選出6名刑事警察中的菁英，以任務編組方式組成森林警察，專職查緝走私、盜獵。
蔡文正便是當時第一批甄選上的森林警察。「光是我一個人一年就破了50幾個案子，」他表示，當時真的是雷厲風行，到山產店、鳥街、中藥行一一查緝， 查到業者都認識他了，甚至曾在業者的店面看到自己照片。
除了嚴懲不法，蔡文正還必須經常和各地方政府、檢察官交流查緝經驗，這是台灣第一次傾全國之力面對動物盜獵問題，所有人都是摸著石頭過河。
裴家騏認為，《培利修正案》執行後，是台灣有史以來最認真查緝動物盜獵的時光，甚至讓很多人覺得到了「苛政」的地步，但的確非常有效地遏止了盜獵，也讓美國在1995年解除了對台灣的制裁。
在地力量，讓台灣轉為保育模範生
政府雷厲風行的查緝，讓台灣迅速擺脫野生動物走私天堂的臭名，但將台灣推向全球穿山甲保育模範生地位的，當屬第一線居民。
鸞山派出所的警員除了抓犯人，平時還得身兼「保母」角色。今年（2019）3月底前往鸞山派出所採訪時，現任所長胡松俊仁一見我們就直說，「前兩週才有一隻穿山甲誤闖民宅，被送到派出所。上週巡邏時也遇到兩隻，一隻正在挖洞，一隻是小穿山甲，可能還不知道要保持警覺吧。」
這樣的案例屢見不鮮。裴家騏和其指導學生林敬勛、孫敬閔從2009年就開始到鸞山村研究穿山甲族群，裴家騏表示，鸞山穿山甲族群量豐富，平均每100公頃有12.8隻穿山甲，可能是全球野外記錄到最高的族群密度。
穿山甲多了，和人們相逢的機會自然提升，屏科大和鸞山派出所、當地農業局已建立通報系統，一旦收到迷途或受傷穿山甲的消息，派出所或農業局會先拍照傳給屏科大，從外觀初步判定健康狀況，有無醫治、收容必要，若只是迷途，則會請派出所或農業局野放到拾獲處。
「現在居民都知道撿到穿山甲要送來派出所或通報給農業局了，」袁宗城帶著滿意的笑容訴說，臉上有藏不住的驕傲。
與社區觀光結合的雙贏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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鸞山派出所前所長袁宗城（前），與孫敬閔在山裡進行穿山甲探查。（攝影／蔡耀徵）
在屏科大到鸞山做研究前，2007年當地便開始保育穿山甲，幕後推手就是袁宗城。當時政府推動社區觀光警政，這位鸞山派出所前所長在居民倉庫抓到一隻穿山甲，發現牠遇難時只會縮成一球，「太好抓了，實在不保育不行。」於是，他決定以穿山甲保育觀光作為派出所目標。
滿腔熱血卻遭居民無情嘲笑，「保育這個動物可以幹嘛？」袁宗城回想第一次開說明會時，居民毫不客氣丟出各種質疑，讓他當場講不下去。但袁宗城不氣餒，站在居民角度思考說服之道：「全台灣那麼多豬腳，但只有萬巒大家會指定去吃。全世界穿山甲愈來愈少，如果我們保育起來，全世界都會來看喔。」
鍥而不捨加上經費挹注，居民才終於漸漸被說服。2008年，鸞山在社區發展協會支持下成立巡守隊，日本NHK電視台2010年還特地跨海來採訪，現在鸞山派出所前面有隻木頭雕刻的穿山甲，便是NHK捐錢贈送的。
雖然巡守隊5年前因經費不足解散，不過鸞山部落保育穿山甲觀念已經深植人心，連當地鸞山國小的洗手台，都是以穿山甲為造型，時時刻刻提醒小朋友保育的重要。「如果我們再不保育，下一代就只能像恐龍一樣看著照片認識這個動物，這會是我們這一代的罪過，」袁宗城說。
穿山甲「保母」在全台萌芽
保育意識在各地都開始萌芽，不只鸞山，近幾年許多地區都出現了穿山甲「保母」。2016年，花蓮縣秀林鄉的狩獵祭一度誤將穿山甲列入申請狩獵物種，引起軒然大波，後來其中有兩個部落文蘭、銅門主動聲明，穿山甲並非族人傳統狩獵目標，祭儀期間部落族人皆會自律、彼此監督，絕不打穿山甲。銅門部落會議更留下了兩句動人的聲明：
「畢竟，我們才是最理解這塊土地的人，保護這塊土地的自然資源是我們的責任。」
事實上，早期台灣並沒有利用、食用穿山甲的習慣，有些原住民部落，如位於高雄那瑪夏的卡那卡那富族甚至非常尊敬牠，因為相傳穿山甲曾挖洞拯救過族人；台中市南屯區則有「穿木屐躦鯪鯉」的習俗，鯪鯉即穿山甲俗名，早期當地開發時曾發現一隻金色穿山甲，被視為吉兆，若穿山甲端午節冬眠，代表該年收成不會好，因此居民端午節中午就會穿著木屐踏地，希望吵醒沉睡地底的穿山甲。
穿山甲以種種傳說、俗諺，陪伴在人類左右，商業的力量一度瓦解了傳統社會中對於大自然的崇敬，而現在許多地方正努力找回和動物共存共榮的精神。
危機未完，第一線保育仍需鞏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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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大學團隊與南投竹山鎮田子里合作舉行民眾保育宣導。（攝影／蔡耀徵）
台灣未曾大規模調查過穿山甲族群數量，但相較1970年代，現在遭遇穿山甲的機會明顯變多。今年2月，裴家騏便曾在收容中心的Facebook臉書粉專寫道，「我們何其有幸，當全世界所有穿山甲的分布國傳來的都是壞消息的時候，台灣的穿山甲族群卻正在逆勢成長中。」
歷經半世紀努力，穿山甲已然成為台灣的驕傲，但稍不注意可能又走向回頭路。2018年1月，關務署在高雄港查獲3,880隻遭剝鱗片、去內臟的冷凍穿山甲貨櫃，從馬來西亞輸入，以沙丁魚名義報關，現由高雄地檢署偵辦中。
2015年，海巡署曾在食蛇龜、柴棺龜走私者住家，查到5隻遭剝皮冷凍的穿山甲；南投竹山鎮田子里居民也曾在一私人造林地，發現抓穿山甲的陷阱；裴家騏擔憂，穿山甲可能隨著食蛇龜走私鏈，一同輸出到中國，台灣的保育工作仍不能掉以輕心。
長期關注野生動物保育的中興大學生命科學系副教授吳聲海，2年前開始和南投縣竹山鎮田子里合作推動社區保育，預計今年成立社區巡守隊，居民們利用晚上或白天工作空檔，重新當學生，聽老師為他們講解穿山甲、鼬獾、白鼻心等等動物的特性、發現盜獵時如何通報。認真上課之餘，居民還不忘插話：「這個我之前就看過啦」、「這我家附近就有」，一副習以為常的口吻。
當地田家樂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陳登科說，台灣有許多地方為了追求利潤一直開發，「但其實像南投埔里的桃米社區，就靠著生態打出名聲，保護環境是我們應該做的事。」
吳聲海從事野生動物救援數十年，深切體悟保育必須回到社區，「到各地巡迴宣傳是一種方法，但他們不是天天都在社區的人。」唯有當地人懷抱著保育觀念，才有辦法在第一線拯救野生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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