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到主要內容

羅冠聰看反送中:走出無力的幽谷,香港人從血和汗尋找自我

自2016年起的旺角衝突,「武力抗爭」(與警方使用「對等武力」,不再固守不攻擊他人的非暴力教條)的湧浪在香港持續翻滾。香港自80年代起的民主運動一直奉行「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原則,主要以遊行集會人數營造壓力;但自2014年雨傘運動起,「公民抗命」一詞深入民心,民主派中堅支持者開始認為「違法達義」的抗命行動值得借鏡,藉此施加更大壓力予政府。
雨傘運動的失落以及警察暴力,促使武力抗暴的聲浪漸漲,漸漸有更多組織及素人投入與警察有肢體衝突的抗爭。武力抗爭的高峰是2016年的旺角大衝突,事件導致本土民主前線的骨幹梁天琦被判入獄6年半,黃台仰則到德國申請難民庇護;如此龐大的成本使更多人對武力抗爭卻步,社運又再次陷入消沉。
然而,一場「反送中」運動便吹起了全民抗爭的號角。
每個年代的香港人都有專屬的政治啟蒙運動。假如說2010年反高鐵是80後的政治啟蒙、2014年雨傘運動是90後的政治啟蒙,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無疑是00後集結的重要一課。雨傘運動之後,很少會有一群群中學、大學生自發組隊上街,高喊著運動口號及直接參與抗命行動。「反送中」的運動高峰在6月開始,正是大學中學開始完成考試放假的時機,他們在社交網路上自發動員,成果比起任何單一組織發動所號召來得更為有效。
在6月9日的103萬人大遊行中,我們便眼見非常多的學生穿著白色衣物,一群一群地從地鐵站魚貫而出。在6月10號清晨的警民衝突中,口罩所遮掩的臉龐大多都是年輕學生,眼中充滿憤怒和彷徨。
6月9號大遊行、6月10號大衝突:兩運動互不從屬
5年來,「和平抗命」與「武力抗爭」是示威者對於抗爭手段的分歧。前者認為當武力在運動中出現時,便會招致警方更大的暴力回應,亦減低運動對市民的道德感召力,從而減弱公眾支持;後者認為前者完全無法中斷、破壞政府的運作以及城市日常,無法對政府直接造成壓力,更會在人數眾多時浪費了行動機會,變相令民氣消散,替政府減壓。兩者是兩種不同的行動和倫理觀念,在集會現場同時發生時,會引來示威者互相指責,實則消秏了雙方的士氣和動員力。
然而,在此次的「反送中」運動,兩者卻有種微妙的理解。從6月9號大遊行及6月10號大衝突的錯開來看,就可以觀測到當中端倪。遊行的主辦單位民間人權陣線在6月9號10點半宣布集會完結,6月10號凌晨才開始發生衝突。理論和實際上,其實是有兩場性質、群眾、方式都完全不一樣的運動發生;而兩場運動最佳的共存狀態,是互不責罵、互不干預、互不承擔責任。
想要參與遊行及集會、政治理念相對溫和以及難以承擔風險的市民都能完整地表達自己的意見,以及有充足的時間離開衝突現場,不會被逼置身於危險當中;而與警方衝突的前線抗爭者亦能自由行動,不會因為「妨礙」了和平集會或為前者帶來更大的武力及法律風險而遭到指控。這樣的「融合」,過去5年從未發生過。
從烏托邦到戰地
從5年前象徵人性烏托邦的佔領區,到反送中的背水一戰,5年來,香港人對未來浪漫的想像變成充滿戰志的負隅頑抗,象徵著香港的衰敗,以及年輕人的「被逼成長」。
6月10號凌晨晚的衝突,很多年輕人都是在抵達終點後或遊行完結後聚集在立法會附近,久久未散,直至衝突一刻。凌晨之前,眼望政府面對百萬洶湧民意卻依然不願退卻,他們的憤怒以及希望行動的決心仍然熾熱,又怎會容易散去?然而,他們又是早已預備來衝突的示威者嗎?非也。很多都是臉露迷茫的學生,不知道何去何從,一晚上的衝突,成為了許多人的成年禮。
在我的生活圈子中,光譜闊至本土到溫和民主派、年輕一代到較年長,對於武力衝突,幾近沒有任何指責的聲音。最多的留言是心痛和憤怒,即使對行動的效用有疑惑,但大多是感嘆為何一眾青年人需要鋌而走險,冒以年計的刑期向政權怒吼。這種體諒是必須要的——很多出來的人都不是抱有一種很強烈的政治傾向或立場,反而是在政府回應後憤怒沮喪,亟欲突破不斷和平集會而無法累積足夠壓力的輪迴。
他們很多只都是普通的年輕人和香港人,稍有血性,對政府和體制完全失望,從而希望在混亂中尋找一絲希望。
直至6月12日的集會,很多人首次體驗「戰場」的意義。一場大體上和平的集會被政府定性為「暴動」,警方動用超調150枚催淚彈、20發布袋彈、數發橡膠子彈驅散群眾,使用極多不必要的暴力。很多只參與和平集會的市民生平首次體驗「走難」的意味——在煙霧彌漫的街頭到處亂竄,完全不知道哪個方向是通往安全地方,槍聲四起,化學劑灼熱刺激著眼晴、喉嚨、皮膚。香港人在香港的政治核心中「走難」,但很多人在首波暴力後卻迴繞原定,繼續與警方對峙。
這種痛苦來的刻骨銘心,這種驅散卻使人對反抗更為堅定。這是我們共同經歷的動盪,這是我們共同承受的痛苦,是綑綁了我們的身分認同,定義了何謂「香港人」。在戰地上生活,正好讓我們以血和汗更擁抱著孕育我們的土地;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著緊香港,更想渴求現況的知識及改變。
香港人,返來了。游離在無力和沮喪的香港人,重新找到自我定義的方法,為他的身分找到了歸屬。這場仗,是身分存亡之戰,是世代浪潮的反撲,綿長而難以止息。

好報新聞來源:報導者

想要收到更多新聞、工作、兼職資訊,歡迎訂閱工作好報!!

留言

這個網誌中的熱門文章

異常的正常家庭——向成人暴力說NO,孩童暴力卻OK?

【精選書摘】 本文為《異常的正常家庭:家暴、虐兒、單親、棄養、低生育率⋯⋯一切問題的根源均來自「家庭」?!》部分章節書摘,經時報文化授權刊登,文章標題、內文部分小標經《報導者》編輯所改編。 本書重新剖析一般人眼中,由父母與子女組成的所謂「正常」家庭,以及亞洲社會最重視的傳統家庭觀,看見家庭內隱形的權力如何壓迫、影響孩子的權益與成長,提醒我們──單由一方所建立的關係,實際上是一種暴力。 作者金熹暻曾任《東亞日報》社會、文化線記者長達18年,看見許多社會的歧視或漠視導致兒童權益受損,甚至發生悲劇。因此加入國際兒童救護組織,致力於改善制度與認知的「權利宣導(advocacy)」。之後進入政府部門,現為女性家族部副部長。她以多年在兒童人權組織 工作 的經驗,寫下所謂「正常」家庭型態以外的家庭,在社會上遭受的歧視;以及當家庭內的暗影蔓延到職場、學校、社會時可能產生的悲劇。 究竟是誰定義了「正常」與「異常」?父母與家庭、社會與 國家 又該做出什麼改變?本書試圖提出消弭偏見、扭轉觀念的解決之道。 就像大家將兒童虐待與體罰分開看一樣,大家也經常將孩童暴力與成人暴力區分開來。根據2016年,韓國京畿道家庭女性研究院以1,500位當地民眾為對象所進行的「暴力允許態度」調查,有98%的成人認為「毆打並威脅對方的行為即為暴力」,可是在親子關係中就不同了。同意「為糾正子女的習慣,父母可以毆打、威脅子女」的比例為48.7%;同意「為教導子女禮儀,可以威脅孩子說要打他」的比例為35.3%;同意「指導孩子學習時,可以威脅孩子說要打他」的比例則為23.3%。 由此可見,父母可視情況對子女施暴的思考方式依然根深蒂固。這是因為父母將子女視為所有物,因此只要父母認為有必要,就可以對他們行使暴力。即便體罰儼然是一種對於人格主體的毆打與暴行,卻仍然存在於成人、父母的觀點之中。任何人都不會以愛為由,或為了糾正他人而出手,只有孩子,成了唯一能以管教之名毆打的群體。 體罰讓人反省還是恐懼? 支持體罰者主張:「就算是必須毆打不成熟的孩子,也要教導他們。」長期以來的論調一直如此,若是為了糾正比自己弱勢、低等之人,暴力就可以正當化。然而,有無數研究指責,體罰非但毫無教育效果,反倒會使暴力內化(internalization),造成人格扭曲,也只會引起孩子的恐懼,不會促使...

真的假的?你阿祖比你還會搞罷工?

你以為台灣罷工潮是近幾年的產物嗎? 事實上,日治時期,光是有文獻記載的台灣罷工事件就超過百起。最早的罷工是1898年艋舺碼頭封箱工人罷工,但當時並未有工會組織。1903年,建築木工不滿工薪被砍,找上土木承包業者進行「團體協商」,成功爭取到每日工資由50錢提高到1圓以上,該協約並受到台北廳當局認可。這群建築木工後來隨即成立「台北大工組合」,成為台灣第一個現代工會。他們1908年再度發起罷工,要求調薪,聚集了270多名工人在圓山公園示威。 1920年代,台灣全島更是瀰漫著一股勞權崛起的意識和風潮。1927年,因資方不當裁員,有上千會員的高雄機械工會發動「全島總罷工」,串連台灣鐵工所、日華紡織、嘉義營木所等工人一起罷工,最後演變成全台首次、也是唯一一次超過40家工廠的聯合大罷工。 勞工團結有奇招 當時風氣,工會成員為了在罷工時期維持生計,會跑去賣愛心用品、甚至下海捕魚!1927年,高雄鐵工所罷工,工會組織「罷工行商團」,去火車站賣齒粉,一包賣5元銀票,相當於5天工資,吸引不少民眾購買力挺。隔年,高雄淺野水泥會社工人罷工時,工會更組織捕魚苗團,帶領罷工工人下海捕魚維持生計。 勞方為了團結,更有驚人絕招:「你不罷工就吃垮你」!淺野水泥工人罷工時,參與的700多人中,後來有50、60人最後選擇復職,但工會罷工前就約定好,沒罷工的人要負責照顧罷工者的生活,於是上百人輪番進到復職員工家中吃飯。復職員工算了一下, 工作 的薪資不及請同事吃飯的開銷,重新投入罷工。 罷工潮的沒落 1930年代後期,全島性工運組織「台灣工友總聯盟」開始變賣工會財產,轉給日本殖民政府作「國防獻金」;國民政府來台後又實施戒嚴,工會組織和罷工風潮因而被壓抑,直到解嚴後才又興起。 諮詢專家/蔣闊宇(社運工作者、作家) 好報新聞來源: 報導者 想要收到更多新聞、工作、兼職資訊,歡迎訂閱工作好報!!

從年出口6萬張穿山甲皮,到保育模範生——台灣穿山甲保育之路

「你看這裡有個洞,那邊也有,啊這裡也有一個。」台東縣延平鄉鸞山派出所前所長袁宗城將車子停在部落主要幹道上,眼睛利索地往路旁土坡「尋寶」,不到5分鐘就發現3、4個洞穴,他小心翼翼撥開門口上的雜草,確認裡面的訪客「退房了嗎」。這些都是穿山甲挖的洞穴,是牠們捕食螞蟻的地方。 穿山甲是全球瀕臨絕種的保育類動物,但是在鸞山,幾乎所有居民都看過牠的蹤影。「我們叫它『鸞山的寶貝』,」袁宗城一談起穿山甲,臉上不自覺露出驕傲的笑容,因為鸞山是全球穿山甲保育模範生,連日本NHK電視台都曾慕名來台採訪。 然而,這個讓鸞山驕傲的寶貝,並不是從一開始就這麼受到部落和台灣人的重視。事實上,僅僅在50年前,台灣曾是穿山甲的地獄,每年有6萬隻穿山甲遭獵捕,一度面臨絕跡威脅。 Fill 1 長期研究穿山甲的屏東科技大學生物資源所博士生孫敬閔,到穿山甲棲息地探查。(攝影/蔡耀徵) 台灣曾是世界級穿山甲皮革輸出國 全世界共有8個穿山甲物種,分布在台灣的名為「中華穿山甲」(Manis pentadactyla),牠是全世界唯一一種有鱗片覆蓋的哺乳類動物,成體的頭到軀幹長約50公分,尾長約35公分,和一隻貓的體型差不多。長得小頭銳面,活像隻放大版、有鱗片的老鼠。 奇特的外型,加上夜行、穴居的特性,讓穿山甲始終罩著一層神祕面紗,但也開啟了牠悲慘的命運。華人認為穿山甲肉有活瘀通血脈功能、鱗片可協助通乳,人類的慾望使得穿山甲超越犀牛、大象,成為全球走私數量最多的哺乳類動物。 不過在1950年代左右,穿山甲最為人所知的商業用途並非鱗片和肉,而是身上美麗的外皮,台灣就是當時世界知名的穿山甲皮革輸出國。 前農委會林業試驗所副所長趙榮台在1989年出版的文章 《台灣穿山甲(Manis pentadactyla pentadactyla)之繁殖保存研究I:一般生物學與現況分析》 裡,詳細描述了早期台灣穿山甲貿易盛況: 「那時穿山甲皮的加工與外銷是合法的,初以日本為主,後來擴大到美國、澳洲,有些業者還曾受到經濟部獎狀鼓勵。」 當時台灣正逢戰後經濟起飛時期,政府大力推動勞力密集、進口替代的輕工業,皮革就是其中之一。穿山甲被視為皮質堅韌、紋理優美的皮革,比鱷魚皮還高級。 大獵捕時代,一年6萬隻穿山甲喪命 Fill 1 目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