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如果是現在要來寫的話，應該是不太可能了。」在台南一間咖啡店的書牆面前，英國籍、現職澳洲墨爾本大學進階新聞中心資深講師林慕蓮翻著轉型正義、二二八事件相關書籍，對比中國的言論自由現況，如此嘆道。
2014年，六四天安門事件25週年之際，林慕蓮應牛津出版社邀請，撰寫《重返天安門》，拿下當年《經濟學人》雜誌（The Economist）年度選書，《紐約時報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也譽其為「1989年之後，探討天安門事件對中國的影響最好的分析之一」。
事件發生25年之後，再寫六四，「我每次採訪，還是都發現新東西。」林慕蓮回憶，透過大量的第一手採訪加上全球外交文件與解密電報，即使是25年過去了，林慕蓮仍像是帶著手電筒走進一間滿滿的書房，每轉一度，就照出另一個新故事，那些新發現之中，甚至包括成都的一場屠殺。
記憶成為一種罪
中共的遺忘術讓這段歷史持續陷於黑暗。她一邊撿起記憶的碎片，一邊想測試遺忘術的威力。她帶著著名的坦克人照片，在北京4所大學「對100名學生」進行普查，竟只有15人認得，其他人甚至問「這是閱兵的照片嗎？」，這4間大學正是30年前學生運動的大本營。「記得，是愈來愈難了，」林慕蓮說，這個難，除了與時間拔河，更是與共產黨的管控有關。許多外國記者從去年（2018）12月就開始向她求助，稱要聯絡到願意開口談六四的中國人極度困難，而中共對外國記者的干擾，從實體阻擋進入天安門廣場，到網路上的竊聽、警告都有。
遺忘術持續發威，而記得的人，繼續付出代價。因為有關六四的記憶被視作罪。「中國共產黨對六四事件有多恐懼，從它近年來如何把記憶當作一種罪來懲罰就可見一斑，」林慕蓮一一盤點，2017年，四川異議分子陳雲飛因為在清明節為1989年死去的學生吳國鋒掃墓，而被判刑4年。2018年，中共直接修法，任何歪曲或貶損歷史英雄及烈士的行為，都是刑事犯罪，如果你記得的歷史與官方版本不同，是有刑罰的。
記憶為罪，於是忘不記的那些人，這輩子只能當罪人。如那些母親。
林慕蓮書中描寫了兩位「天安門母親」，他們的孩子在六四中死去，有的連屍體都找不到。政府要她們忘記。可死去孩子的記憶不可能丟，不能不做母親，剩下的選項就是當政府口中的罪人了。
母親，是對抗遺忘術的堡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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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慕蓮在台北出席《重返天安門》中文版新書發表及座談會。（攝影／許𦱀倩）
例如張先玲，她是個讓中共出動40個人監控的老太太，因為她還記得自己孩子的死去。她最大的願望，是傍晚的時候，帶著一束花、一點酒，去當時兒子屍體被亂埋在路邊的坑，奠酒，撒上白色玫瑰花瓣。
願望一直沒辦法達成，30年了，兒子的罪名未洗、武力鎮壓得不到交代，她知道自己如果死去，關於六四、關於兒子的記憶，也就消失。
張先玲將她的毅力歸功給中共。「如果共產黨不打壓我們天安門母親，我們也不會到現在。它如果打死人之後馬上道歉，馬上給我們合法地解決，可能就不會有天安門母親。都是他們自己造成的。」同樣擁有兩個孩子的林慕蓮說，母親，是中國對六四施展遺忘術的最大敵人之一。
另一位70多歲的母親，讓林慕蓮發現了一場屠殺。
「她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母親。」林慕蓮在一次到成都的出差，遇見了唐德英，中國史上第一位因為與1989年死亡事件相關而獲得賠償的人。唐德英的兒子周國聰在騎著自行車返家途中失蹤，從此再也沒見過他活著回來。有人通知唐德英她兒子被拘留了，幾個月後，另一個被拘留者告訴唐德英，她兒子在被拘留的第二天，就被警察打死了，當年他15歲。
相較於北京當時因舉辦亞洲開發銀行年會及蘇聯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到訪，讓天安門事件被國際媒體記錄，成都發生的事，如同一片黑暗。透過25年不斷向警察要答案、5次上訪北京的唐德英，林慕蓮才發現，北京天安門動盪的7個星期，成都也有大規模示威，更在六四軍方武力鎮壓天安門之後，引起另一波聲援，軍方的強力鎮壓於是也在北京之外上演。根據《天安門文件》，反對北京六四大屠殺的示威遊行在全中國63個城市爆發。
但因為沒有國際媒體的報導，於是成都的事件，後來浸入黑暗。林慕蓮透過美、英電報文件，以及在瑞士、澳洲等地的拜訪，找到當時在成都的外國人們，「他們每個人都向我說出了同一個故事，給了我相似的細節。」林慕蓮以創傷形容這些在場的外國人，當他們說出塵封已久的屠殺場景，像是解脫一樣。
為什麼成都的屠殺會被遺忘？在成都出現大規模的暴力衝突之後，當地政府不但印製了87萬份的刊物，以此對動亂定調，更立刻驅逐在成都的所有外國人，當時8人死亡的數字，跟近年美英公布的300、400人，相差甚遠。若不是像唐德英這般的母親，關於成都這場屠殺的追究，可能沒辦法長達25年。「事實就是事實，對就是對，錯就是錯。」唐德英是這麼解釋自己的，就這麼簡單。
30年後，年輕人挑戰的對象卻是真相
但不是每一個中國人都跟這些母親做了一樣的選擇，許多人囿於現實與生存，必須透過自我放棄，活下去。
書中的張銘是其中一例。他曾是參與運動的學生之一，也是21名通緝學生名單的第19位，他一直留在中國。在第一次服刑之後，他改名為李正邦，改從商；成為成功商人之後，試圖成立抗日戰爭紀念基金會，再回政治舞台，卻因此第二次入獄。兩次服刑期間，他受到不人道的對待包括「清湯掛麵（編按：指拿一碗用尿浸濕的廁所衛生紙條，逼迫犯人吃下）」、「鐵板回鍋肉（編按：指用竹竿刺穿犯人背部，在刺穿的傷口上灑鹽）」等。2004年，在絕食抗議以及海外流亡六四學生領袖的公開信之下，張銘才被釋放。「他們即使刑滿釋放之後，也永遠沒有出頭之日。國家安全局的警察遲早總會找上他們，毀掉他們辛勤創建的一切。張銘就是一個最明顯的典型例子。」公開信如此寫道。
入獄兩次，失去了他協助建立的兩筆財富，張銘為他的記憶持續付出代價，身體受創中的他，被林慕蓮問到可曾後悔參與學生運動，他搖了搖頭。「你甚至連想都不能想，你已經經歷過了，你只能想辦法讓自己心裡更平靜一點。」
「我沒有能力改變中國；我沒有能力改變世界。唯一我能做的就是改變我自己。」如今他聲稱已沒有政治野心，但記憶不只在他身體、生命留疤，他至今只喝牛奶，一邊接受遺忘術給他的自我放棄，一邊強迫自己的身體留下回憶。
中共對於參與過六四的、還沒死的、沒離開中國的人民，以法律讓記憶為罪、讓記得的人付出代價，要這些人自我放棄。同時，中共也給了一個新的選項，「更好的生活」。
也因此，林慕蓮在出版此書之後，在各地遭到一些中國人的「譴責」。許多人問她，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了，為什麼還要提這段歷史？更年輕一些的中國人，跟著政府的宣傳，把那段時間的動盪視作如今經濟成長必經的過程，武力鎮壓當作是「必要」的選擇，他們會問，要他們知道這些事，林慕蓮是有什麼目的嗎？對他們來說，記得這段歷史，有用嗎？
「這個問句隱含著一種無聲的指責，像是控訴我戳穿了他們的無知。」林慕蓮寫道，相較於西湖電子研究所在1990年進行的調查，30年前，實際上只有2、3%的學生對黨的說法深信不疑，30年後，年輕人挑戰的對象卻是真相。
死人美容以後，比活的還漂亮
林慕蓮引用2013年，作家閻連科在《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的文章，描繪遺忘術如何重塑整個中國社會：「無論你是作家、教授、還是歷史學家、社會學家，只要你只看到只讓你看到的，不去看那不讓你看到的；只要你只去謳歌那需要你謳歌的，不去描繪那些需要遺忘、失記的，那麼，你將得到權力、榮譽、金錢的獎賞。換句話說，我們的健忘，是源自於這個國家的富裕和獎懲。」
富裕起來的中國，讓遺忘的獎賞更加誘人，但遺忘術太過成功，也讓中國民眾、共產黨都付出代價。另一方面，富裕起來的共產黨，透過先進的技術，加深對記憶的掌控、對言論的掌控，種種對記憶與歷史的刪除、刑罰，思想上的統一，讓林慕蓮認為，中國的統治者正在秦始皇開出的道路上前進，但那條路將把中國帶向什麼樣的地方？遺忘術最終的成果會是什麼？
書中對鮑彤的採訪可能給了答案。鮑彤曾是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主任、是六四事件時共產黨總書記趙紫陽的得力助手。他認為，6月4日晚上發生的事，決定了現代中國的命運，它注定了後來中國所有的重大弊病，包括猖獗的腐敗、對政府的嚴重不信任、普遍的道德危機以及控制一切的安全機構。
六四之後，中共啟動民族主義與經濟開放兩大引擎，讓整個國家踏上快速發展致富的「強國」之路，也完成遺忘術的下半場，讓人們為了好生活，內建了維穩思維與思考審查，但鮑彤認為，富裕的、充滿大型建設的強國中國，只是一個被抽空的空殼。「今日（中國）發生的一切都只是表面。你看到過死人吧？死人美容以後，非常漂亮，比活的還漂亮。」
林慕蓮撰寫《重返天安門》後，除了看見記憶的代價，她也看見記憶的力量。她認為，如果關於六四的記憶能留著，還有機會讓已經遺忘的人，讓沒認識過六四的年輕人，有機會再「活過來」。《重返天安門》一書巡迴各地時，她就曾看見這樣的覺醒，一位在海外的中國學生，在林慕蓮的演講後告訴她：「我在中國生活了18年，現在我意識到我對自己國家的歷史一無所知。我上的是最好的學校，管理最嚴格的學校，然而我對任何事都是一無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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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慕蓮在北京採訪、書寫《重返天安門》期間，從不在電子郵件或電話中討論本書，並使用不上網的筆電寫作。（攝影／許𦱀倩）
以下為《報導者》與林慕蓮的專訪記要：
問：此書英文版出版後，過去5年以來，中國出現什麼轉變？關於六四的記憶之意義，有什麼不同？
5年前，寫中國人權議題，是一件很「不潮」的事情。當時每個人都在寫中國作為一個崛起的經濟強權，唯一人們想談的，是中國的經濟力量、市場、中國企業的潛力。
在中國，政治是一切的核心，政治凌駕於一切。意識形態的控制一直以來是共產黨統治的核心。當時，這不會是個大家想聽的事情，但隨著習近平近來的作為，人們可以被以意識形態罪犯判罪，這樣的事實慢慢取代了人們認為中國會走向自由化的假設。
現在這本書的確是比較受到大家歡迎了，但壞消息是，很多人告訴我，這本書出版至今，參考性高的書不但沒有愈來愈多，相反的，是愈來愈少了。這不是因為我很聰明，而是大勢如此，是一件很令人沮喪的事。
現在對記者的控制更嚴密，那些受訪者現在比較難受訪，⋯⋯說話的代價，已經比過去高。就我的調查發現，對外國記者的干涉是愈來愈多，特別是採訪六四的外國記者，有60%的記者被擋在天安門廣場之外，而曾受外國媒體受訪的民眾有五分之一被騷擾或是被拘留。對外國記者來說，近年來報導六四變得愈來愈困難，而找到六四相關的證據，也愈來愈困難。
有時候，記得希望比記得鎮壓痛苦
問：你從他們關於六四的記憶中，看見什麼？要他們爬梳關於六四的記憶，有難度嗎？
從人們如何記憶那段過去，讀得出人們帶著很大的創傷。有些人選擇不要記住，因為他受了很大的創傷；有些人選擇不記住，是因為太過失望，他們不想記得是怎麼失敗的、希望是如何消失的。還記得希望，其實是比記得對人民的鎮壓更痛苦的。
有時候要他們開口談六四是困難的，有時候不是。有時候人們講自己的故事講了很多次，幾乎——我不該這麼說——有一點表演性質了。尤其是受訪經驗充足的。但對那些沒有受訪經驗的，（說出來）是困難的，他們有的很久沒談論這段過去，你問他問題，他要先回顧那些過去的情緒，而且要思考一些從沒思考過的問題，這是很困難、很痛苦的。
例如那些錦江賓館裡的西方目擊者，他們當時都立刻被驅逐回自己的國家，從來不知道有其他人跟他們看見了一樣的事情，在過去的這些年間，他們都以為自己是唯一的目擊者。我讓他們先說他們的故事，然後他們說完之後，我才告訴他們我從其他人聽過了其中的什麼部分、哪些細節。有時候（他們的反應）就是瞠目結舌，因為他們從來沒有想過有其他人（當時）也在場、也看見了一樣的事情。有些人這幾年會懷疑自己，是不是當時自己瘋了才會想像出那些畫面，對他們來說，發現有其他人承載著一樣的記憶，是一種解脫。
（當時）要他們開口並沒有我想像中的難⋯⋯他們真的很想要這個故事被聽見，想要這本書被出版，他們都知道這是有代價跟後果的，而他們願意承擔。他們大部分也都知道，他們在變老，這些故事被聽見的機會正在消失，他們能夠發聲的空間也是。
問：你在書中所提的遺忘術的手法，有沒有在其他地區被政治領袖、政府模仿？
這個問題在香港曾經被討論過。參與過雨傘運動的運動分子認為，雨傘運動的故事正在被消失（being lost）。佔中運動坐牢的9個人之一，陳建民，告訴我，他之所以不顧律師的建議，成為唯一一個上證人席給證詞進行自辯的，是因為他害怕隨著時間推演，關於雨傘運動的說法會被改變。我問他這是不是六四帶給他們的想法，他說是。這是他們從六四事件的經驗中學的一課。羅冠聰也是這麼告訴我，他們兩個都相信，遺忘的工程已經開始了，像是現在才要進大學的香港人，雨傘運動時才14、15歲，他們已經對雨傘運動已經沒有太多認知了，他們都認為改寫故事的工程已經展開。
「為什麼要記住？對我們的和諧社會有不好的後果？」
問：過去5年，妳走訪美國、香港、台灣、英國等地，聽眾、讀者的反應是什麼？
我如果夠聰明，從這本書發行開始，我就會記下每一個人的提問。來自中國學生的問題，在過去5年間不斷移轉。在台灣，提問比較聚焦在中國對台灣的威脅，在其他地方，在香港，有一個問題是人們必問的：「為什麼我們要記住？那個與我們有什麼關係？」
我每一次（公開演講）都會收到奇怪的、瘋狂的問題。在美國的時候，有時候會有人暴怒，有時候會有人哭。
最瘋狂的一次是在雪梨，有個澳洲人，他曾經是被派駐在中國的記者，在六四那陣子他被派去成都，去醫院看發生了什麼事。那時候醫院裡都是巡邏的警察，他把自己藏起來、用衣物蓋住，他完全被嚇壞了，最後警察還是發現了他，把他立即驅逐出境。兩年之後，他在澳洲遇到一場車禍暈了過去，當他醒來之後發現自己躺在床上，壓力創傷症候群突然出現，過去所有的畫面都回來了，他當下認為自己在成都，立刻從醫院的窗戶跳了下去，把兩條腿都摔斷了。
就在演講之後他站起來把這個故事說了出來，一邊說眼淚一邊流，在場的所有人全都嚇傻了。
問：中國聽眾或是讀者都問些什麼問題？
這個書剛出來的時候，會有人問我：「你為什麼提這個？所有的國家都犯了錯誤，所有的國家都會有這樣的事情，為什麼你要說我們，你們自己英國人在各種國家做了這麼多壞的事情！」我跟他們說，是，所有國家都可能犯這樣大的錯誤，可是掩蓋歷史、試著抹除掉相關的記憶，不是所有國家做啊。（中國與他者的不同）不在於武力鎮壓行為本身，而是對歷史異乎常理的積極抹除，不只是持續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更是不同層次的手法，像現在你會看到他們（中共）在網路上所做的一切，已經到達了另外一個層次。正是因為如此種種，讓中國面對六四天安門時的表現，與其他同樣有武力鎮壓歷史的國家，有所差異。
最近有一些中國的學生，他們不再問我為什麼提，他們不再覺得這沒有發生過，他們問我，我們為什麼需要知道這件事，這件事情對我們來說有什麼用？這個歷史會不會對我們有害？會不會對我們的和諧社會有不好的後果？在雪梨，一個中國學生，在演講活動結束後跑回來對我說，「這些知識對一個完美社會（perfect society）來說，是不是很危險？」她是用英文問的，她用了完美社會這兩個字。
對我來說，那是一個很有趣的事情，告訴你人們怎麼把國家維穩作為首要的認知，完全內化，即使是年輕人，也都接受了這個概念：「有些知識是危險的，有些知識是他們不適合知道的。」⋯⋯即使他們到了海外了，他們還認為有些事情，他們不知道、不談，對他們更好。
這些說法我這幾個月來聽見太多次了，我看到學生光是來參加（六四相關活動）就覺得憂慮，討論、提問都充滿擔心。即使沒有具體證據這樣的事會發生，但他們都擔心，（參與六四相關活動）會讓自己的家人付出代價。你看到的是從中國國內教室裡一路蔓延到海外的言論空間緊縮，人們不斷的自我審查。
最近多一些中國的年輕學生，他們看到以後特別的驚訝，關於六四什麼都不知道，不是不能相信，只是對他們來說，等於是個打擊，所有以前他們覺得是歷史的東西，現在開始懷疑，他們會問一些不同的問題。例如在美國，有一個很年輕的小姑娘，她說，我18歲了，我在我們國家最好的學校受過教育，然後我突然意識到我對自己國家的歷史完全是無知的。
這些人有時候問我：「你告訴我這些東西之後，我應該怎麼辦，怎麼樣看待這個？」這個是不太容易回答，所以我就跟他們說，如果你在國外，如果你有機會，你可以自己探討一下自己的歷史，你自己去決定，不要聽我，你自己決定你們國家的歷史是怎麼樣，然後你自己去告訴別人。
選擇遺忘，付出代價的是整個社會
問：中國政府實施遺忘術的成功，會讓中國付出什麼代價？
付出代價的是整個中國社會。對一件事情不知情，代表你不用為後果負責，所以（中國社會）沒有可責性、沒有責任、沒有清算，這常常發生在中國的歷史之上，人們只向前看，不在意過去發生了什麼，重要的是繁榮的未來，而不是過去有哪些事情出了錯。
我認為這把中國人放置在一個不講求可責性的社會之中生活，（不用負責）由上而下貫穿了整個社會，我想中國人是知道的。像是之前在安徽，人們販售假牛奶給孩子喝，你明明知道那會害死人，會付出人命的，任何想過一秒的人，都會知道這是一件不能做的事情，但人們還是做了。我認為，這個社會缺乏了這樣的可責性，就是因為中國社會沒有人為奪走人命的決策負責，不論那是文革、或是任何一次歷史上的事件。
另外一個付出的代價，是客觀上經驗的習得。抹除記憶是如此的成功，不分黑白的人們全都忘了。像是在這場大規模的壓迫中，政治組織的策略、方法，背後代表的代價等，現在你全盤抹除記憶，人們連這點也無法習得。這是中國每個世代都在重複的事。
對社會來說，（大規模的遺忘六四）造成道德上的挫敗。相較於面對、承擔責任，遺忘跟保持沉默，在這個社會裡成為一個相較簡單的選項。
問：實施遺忘術，中國共產黨也付出了代價嗎？
對黨來說，有一個清楚、具體的代價，這個代價還在持續的上升中，那就是對犯罪證據的封鎖、抹除。在一開始官方說法出來之後，你必須開始抹除證據，從實體世界到虛擬線上的，而且你每一次都要比上一次更進一步、更加強力道的去清除這些「證據」，要圍繞天安門母親、要威脅跟她們對話的人、要把她們帶離北京等等。
（黨）還有道德上的代價，人們會記得，正是透過共產黨自己的行動，看出他們有多恐懼。（共產黨）恐懼一個老太太倒酒在地上、點一支蠟燭、燃香，（共產黨的）行動就述說了他們的罪惡。
問：中文版本發行之後，妳在5月底辦了兩場新書發表會，這本書要給台灣社會什麼訊息？
中國要遺忘自己的歷史，要掩蓋過去，可是台灣選擇了不同的一條路。比如可以對比六四跟二二八事件，中國選擇了遺忘，那台灣找回記憶、正視歷史，不但建了二二八國家紀念館，還確定了二二八國家和平紀念日，我覺得這可以當作一個榜樣。可是別忘了，台灣等了48年，到1995年，李登輝才公開道歉；用了64年，才建了紀念館。可能中國時間還沒到（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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