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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零工會到開創台灣首次「粉紅工運」——長榮全女性空服員罷工之路

長榮空服員罷工的前一天,全球航空業權威調查機構Skytrax公司公布「2019年最佳航空公司」,長榮航空雖然比去年(2018)下降一名、來到第6名,但在「全球最乾淨航空」以及「最佳經濟艙餐飲服務」兩個項目中奪下第一。看似風光的背後,是空服員賣力服務掙來的。
世界「最佳經濟艙餐飲服務」背後的血淚
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以下簡稱桃空職工)理事、長榮航空事務長廖以勤就說,「最佳經濟艙餐飲服務」要勝過其他大型航空公司祕訣只有一個,「把經濟艙當商務艙來服務」,這是新加坡航空帶起的風潮,長榮起而效尤。要和主要對手華航競爭,除了送餐,多送一趟紅白酒服務、多一趟甜點就能做到,只是該問的是:「為什麼這麼簡單的道理其他航空公司不做?」因為這會把空服員操壞。
操勞加倍、請假難度也跟著增加。桃空職工祕書長鄭雅菱舉例,當空服員因身體不適請假,甚至請生理假,必須提出醫師證明,而且曾限定醫師要內診確定流血才能算數,這些都是當勞動強度增加後,卻更不易請假的案子。
廖以勤指出,當同仁向公司反映,這樣的服務對空服員負擔太大時,得到的回應是:「新加坡航空做得到,為什麼你們做不到?」但討論到薪資與津貼時,卻又要看齊華航,而不是比照待遇更優的新航——新航空服員平均月薪是4,500新加坡幣、換算新台幣約10萬元,但長榮含飛行加給與外站津貼每月約6萬元,「這是我們不能理解的。」而且航班愈來愈密,每月總飛時愈來愈高,服務要求不打折,累積對公司的怨言是參與工會的催化劑。
長榮航空成立今年邁入第30年,空服員全數都是女性,是現今國際主要航空公司罕見的現象。根據桃空職工調查,長榮旗下僅有立榮有幾位男性空服員,長榮航空則都是女性。鄭雅菱分析,長榮空服員有幾個共同特色:大學畢業新鮮人、女性,讓人不免懷疑,是否這樣的特質比較平順,對於爭取自我權益比較陌生,也較能接受長榮一貫的「威權管理」。
今年1月更有長榮空服員遭外籍男性旅客要求「脫褲子、擦屁股」事件,被認為有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之虞。此事件不僅讓外界嘩然,也令長榮空服員群情激憤,事件當事人郭姓空服員,今(21日)也到罷工現場聲援,直言,脫褲事件是罷工「小小導火線」。
加上罷工開始後的當天晚上,南崁公司大門口拉起糾察線時,長榮航空首席副總何慶生怒嗆「專制怎樣」、「我說了算」與「妳給自己留點退路」等話語,其實都充分凸顯了長榮威權式的管理風格。
華航罷工後激勵,突破長榮集團「零工會」防線
過去業界盛傳,長榮空服員筆試有測驗參與工會傾向的題目「如果內部可以反映問題,是否還要有工會的存在?」這是坊間空服員補習班的考古題,只要答錯恐怕連面試機會都沒有,甚至在面試時必定會被問「你支持公司組工會嗎?」只要具有願意參與工會傾向,就肯定不會錄取。
不僅長榮航空過去沒有工會,成立51年的長榮集團,也沒有工會組織。不過,「零工會」的情況在2016年6月華航空服員罷工後,長榮內部文化被刺激,也由空服員開始、突破了長榮集團的「零工會」防線。
華航空服員罷工後,華航空服員爭取到外站津貼從2美元提高至5美元(約新台幣150元),讓長榮公司自動提高了20年沒調過的外站津貼,從每小時新台幣60元調高至90元,試圖縮小與華航之間的差距。鄭雅菱描述,待遇比長榮好的華航罷工成功、而且還拿到更好的待遇,加上當時長榮內部因經營權之爭,無暇顧及正在萌芽的工會組織,讓長榮空服員3個月內就有2,400人入會,超過《團體協約法》規定的「單一職種超過二分之一入會,雇主無正當理由者,不得拒絕協商」。而長榮空服員除了加入桃園空服員職業工會外,2016年7月也成立了長榮航空企業工會,成為突破長榮集團內零工會的第一個工會。
桃空職工和長榮航空從2017年4月起開始談團體協約,工會8大訴求包括「提高日支費(Perdiem)且禁搭便車(非本會會員不得適用)」、「東京、北京、金邊、哈爾濱等9航班改為過夜班」、「開放工會參與會員人評會等懲處機制」、「增設勞工董事」、「國定假日雙倍薪」、「外籍組員派遣名額限制」、「給予工會幹部會務假」、「變更勞動條件跟工作規則,須經工會同意」,但陸續談了20次團體協約都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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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日,共2,949名長榮空服員同意發動罷工,取得合法罷工權,最終在6月20日走上罷工一途。(攝影/林俞歡)

根據桃空職工統計,經歷一年半協商、20次的團體協約會議、3次桃園市勞動局調解,都沒有明顯進展,甚至在罷工投票啟動前,長榮航空發公告恐嚇「罷工就沒有年終與調薪」,更指名參與罷工的員工就取消員工優惠機票。
桃空職工更指出,罷工投票期間一再發生長榮變更交通車上下地點、調動空服員班表、要求參與罷工投開票等,試圖影響空服員投票意願,但結果在2,949名長榮空服員同意發動罷工,取得合法罷工權,最終走上罷工一途。
最後一根稻草:分化工會的「包月專飛制」
回顧這段時間,桃空職工透露,資方很認真地扮演他們的角色,不斷試圖利用各種手段分化空服員的團結,其中對應工會訴求第二項的「東京、北京、金邊、胡志明、哈爾濱等9條航線改為過夜班」,便以讓空服員只飛固定航班的「包月專飛制」,一度重創空服員的團結。
長榮航空在3月起開始實施國內航空業首創班表,桃園—金邊航線的「專飛包月制」。長榮資方表示,包月制採自願報名,報名相當踴躍,想報名還不一定有名額,這也證明公司確實有誠意回應工會疲勞航班的訴求。不過,看在長榮空服員眼裡,卻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
一名長榮空服員怡萱(化名)解釋,包月制會比一般的班表每個月多出約10天完整的DO(即Day Off,休假日),因為飛時少,公司額外給6,500元津貼,一個月四週的前一、兩週都是放假。一開始飛包月制的組員都覺得很開心,月初可以好好休息陪伴家人,但月中之後卻是噩夢的開始。「後兩個星期就是『上一天,休一天』,這樣的生活一口氣要連續過11次。」家住離機場遠一點的人,每隔兩天就要凌晨3點多起床梳化著裝到機場報到,直到晚上才能回到家。
怡萱解釋,因為勞動天數、強度集中,「DO帳面上看起來多了10天好像不錯,但實際上更累,沒親身體驗不會知道。」但包月制的外表卻包裝著「不用調時差,每天回家」的糖衣。
「包月制」誘因,某部分也是針對女性空服員的「特性」設計,因為已婚的女性空服員,更希望能每天回家陪小孩。
鄭雅菱表示,確實很多空服員自願報名包月制,但大多數都是基於家庭(如接送子女)原因,希望能穩定當日來回,才會報名參加,不能說是改善疲勞航班。此外,由於飛包月制的幾乎都是固定的組員,也不同一般航班有「抓飛
若正規排班組員因生病、遲到等狀況臨時無法出勤時,便由公司指派待命中的組員臨時替補。

」制度,只要一有人請假就會增加其他組員的負擔,所以很多飛包月制的組員即便身體再怎麼疲累和不適,都會硬撐著去上班,也不敢隨意退出包月航班。

廖以勤分析,包月制帶來的是一種不公平,參加者多10天假,默默退出工會會員,沒參加者得有隨時被「抓飛」的準備。而統計5、6月班表,竟有單月飛時達90小時以上甚至破百小時的空服員,相較於包月僅有77小時的飛時,資方透過勞逸不均來分化工會團結。如今長榮桃園—東京航班也將在7月實施包月制,由於是以廣體飛機執勤,每一班有14名組員,外加12,000元的津貼,影響層面正擴大當中;在工會眼裡,公司正以如此手段分化員工。
此次長榮航空勞資協商談判協同主持人、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范雲接受《報導者》採訪時指出,從其他國家航空公司的空服員組成,足以證明男性也可以擔任,但長榮航空完全是女性空服員,或許跟女性在教育的過程中,不斷被希望體貼別人,長榮航空想利用這樣的女性特質;如果有男性應徵未錄取而提出質疑,即會有違反《就業歧視法》的問題。
范雲進一步分析,因為要擔任協同主持人,她特別找了很多航空界的工會史,發現多數工會都是男性機師先發起,女性空服員的組織比較慢出現,但以女性為主的空服員組織卻很堅韌;這就很像民主制度,當新世代的女性對勞動意識看法改變後,即使是民營公司也無法停留在過去的威權管理文化。
鄭雅菱指出,長榮對於女性空服員要求以客為尊,面對黑函指控空服員拍攝不雅影片,未經查證就拉班約談3小時,逼問各種隱私問題,這些都是職場歧視與貶低員工尊嚴;同時經歷過華航空服員罷工與這次的長榮罷工,她坦言,長榮是很難對付的資方,各種招式與手段都很靈活,刻意營造地勤與空服之間勞勞相殘,這將會是一場艱難的硬仗。
勞工董事、罷工糾察線不合理?「法律戰」開打
長榮空服員從昨天下午4點宣告罷工開始,今天長榮公司已開始打「法律戰」,主張桃空職工8大訴求之一「開放勞工參與公司治理,提供經營必要資訊,如推派獨立董事或增設勞工董事」的訴求違法。長榮航空委任律師鍾郡表示,設制「勞工董事」屬於股東會的權責,公司無法單方面決定,因此也就不屬於其他如工資、工時的「調整事項」;工會以此作為罷工訴求,顯然涉及違法。長榮除了提告工會罷工違法外,還要以每天新台幣3,400萬元的營業收入,作為損害賠償的計算基準。
不過,勞動部長許銘春5月在立法院備詢時即表示,勞工董事訴求屬於可作為罷工標的的調整事項,無違法之虞。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助理教授邱羽凡解釋,能上法院透過法律解決的就屬於「權利事項」,法律沒有規定的就是「調整事項」,罷工訴求標的只能是調整事項而不能是權利事項。桃空職工訴求的參與公司治理,如推派勞工董事,在目前像長榮這樣民營公司的相關法律裡並沒有規定,「既然法律沒規定要不要有勞工董事,那應該屬於『調整事項』⋯⋯,勞工直接參與雇主經營管理在國外是常見的事,德國很多民間公司都有勞工監事,」邱羽凡說。
此外,桃空職工正式罷工後,於桃園南崁長榮總部外圍拉起罷工糾察線,阻止長榮員工進出,一度引發衝突,4名遭阻擋的長榮航空員工今日更前往地檢署對工會提起「強制罪」、「妨礙自由」告訴。桃空職工表示,對於罷工糾察線都有相關法律規定,工會作為合法;且工會並未全部包圍公司,員工仍可繞道進出。
邱羽凡說明,工會成員投票贊成罷工,不代表他真的會去罷工,為了讓工會能夠成功行使罷工權,法律設計上允許工會設置糾察線,讓其他員工不能上班,藉以干擾資方營運。至於「糾察線要設在哪裡?怎麼圍?」原則上屬於工會權利,資方不得干涉。但邱羽凡也強調,糾察線僅能部分包圍,讓想上班的員工增加進出的不便,倘若全部包圍,或是出現暴力行為,才會有違反法律的疑慮。
事實上,航空業罷工造成飛機航班大亂的不便、空服員和機師等「高薪」白領的形象,往往讓航空業罷工社會認同度和支持度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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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機場長榮航空櫃檯前,旅客詢問因罷工停飛班機的後續處理情形。(攝影/林俞歡)

但廖以勤強調,空服員並非貪得無厭,只是面對這麼強硬的資方,即使協商超過20次依舊毫無進展,這也讓空服員們懷疑「公司真的有想要和員工分享獲利嗎?」所以走上罷工一途,很多空服員都說,這是最後不得已的決定。
國際研究證明,工會強大的航空公司獲利更佳
翻開長榮與華航的歷年財報,長榮2018年營收達到1,799億元、華航則為1,707億元,雙雙創下歷史新高紀錄;進一步檢視兩家航空的稅後淨利,長榮稅後淨利是65.5億元,華航17.9億元。而根據民航局的統計,兩家航空公司近10年的營收狀況,華航僅有2014年險勝長榮,但該年兩家公司的稅後都是虧損,差別只在於華航少虧5.59億元,近4年來受惠於油價下跌,其實兩家航空公司營收都屢創新高。
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公布的數據更顯示,環太平洋亞洲地區航空公司從2015年起客運量增長比率都在10%上下,意即「航空公司正在成長」。桃空職工副祕書長周聖凱不諱言指出,當兩家航空公司不斷對外家公布獲利創新高的同時,空服員的感受卻是「航班變多、休息時間縮短、愈來愈累的飛行卻沒有相對的報酬」。
從2015年5月負責清洗的華航子公司華潔洗滌,爭取提高過低的平均薪資開始,接下來陸續發生2016年6月華航空服員不滿公司責任制契約及更改員工報到地等、2019年2月華航機師要求改善疲勞航班條件、2019年6月20日長榮航空空服員希望提高日支費及抗爭「包月制」⋯⋯4年來,兩大航空公司員工4度發動罷工,台灣航空業勞資進入激烈對抗時代。
多數航空公司獲利不足、或是擔心人事成本增加而影響獲利空間時,往往想到的做法就是壓低薪資與降低人事成本,遇到工會抗爭時則採取不退讓的高壓做法。但范雲以長期研究美國、歐洲與亞洲航空產業與航空公司營運的美國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學院(MIT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學者研究來證明,其實這樣的思維是錯的。
「科赫(Thomas Kochan)研究發現,高壓做法完全是反效果,最後能夠持續在航空產業中獲利生存的,反而是那些工會強大,勞資關係維持順暢、良好的航空公司。」范雲指出,很佩服女性空服員們願意站出來爭取勞動權益,尤其是在民營企業更是對台灣工運跨出一大步,緊張的勞資關係長期對民營企業來說短多長空,期待長榮航空的經營者早日與空服員坐下來談,讓這次罷工能有好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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