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到主要內容

從最前線到大後方,那些撐故鄉的在台港人

6月16日傍晚的台北,《海闊天空》合唱結束後,在立法院前集會聲援香港反送中遊行的群眾排隊走向舞台,獻上手中的白色花朵與紙鶴。這份哀悼,是追思前一天在香港金鐘訴求撤回《逃犯條例》(又稱《送中條例》)修訂,墜樓身亡的梁姓男子。
獻花民眾排成長列,主辦單位估計,這場在台北的集會有超過1萬人到場。舞台一側的直播大螢幕上,香港破紀錄的「黑色大遊行」正達高潮,空拍畫面裡的200萬人看不到盡頭。
集會主辦者
這場集會由在台香港學生及畢業生逃犯條例關注組、台灣公民陣線、台灣青年民主協會TYAD共同主辦。

之一、「在台香港學生及畢業生逃犯條例關注組」發起人何泳彤與港生夥伴站在台上,看著聲援民眾揮動的「代他走下去」(意指梁男)手舉牌,眼淚不斷滑落。

「林鄭(月娥)用緩兵計暫緩
16日晚間,港府宣布停止修訂《逃犯條例》,無重啟時間表,但迄今並未撤回《逃犯條例》。

《逃犯條例》,我們以為這場集會頂多來2,000人,想不到這麼多,」何泳彤在集會結束後受訪,眼眶依舊泛紅,「謝謝台灣,謝謝很多人。」

雖曾在2012年的反國教、2014年的雨傘運動中上街頭,何泳彤形容自己當時只是「路人」。她向來不是站在第一線的領導者,更不曾想過自己會在台上主持集會,對著萬人說話。
這一切,始於3週前的一份Google表單。
不想成效,是想能做多少
Fill 1

參與台灣「撐香港,反送中」集會的群眾,低頭為6月15日在香港金鐘墜樓的梁姓男子默哀。(攝影/許𦱀倩)

在中國文化大學念哲學與美術的何泳彤,因為喜歡台灣的藝文氛圍選擇來台念書。她在香港主權移交中國的1997年出生,經歷北京慢慢收緊對香港控制的過程。她發現愈來愈多媒體為中國喉舌,書店逐漸看不到與六四、港獨相關書籍,中國意識型態滲透教科書,民選議員被DQ(Disqualify,被取消資格),她感受香港人的自由正如溫水煮蛙般消逝。
她擔憂的是浸在升溫熱水中而不自知的人們。「我在台灣的鄰居就是香港人,問他要不要研究一下《逃犯條例》,他說自己已經很久不管事了,我相信很多人有這種心態。」
隱私與安全度高的Telegram是香港人常用的通訊軟體,在台港生也有自己的Telegram與Facebook群組。5月底,條例將進入二讀的消息傳出,群組的對話框,一下子湧入對香港政府不按程序審議的憤怒。
得在台灣考期末考的何泳彤一度衝動想回香港,她後來選擇建立一份呼籲連署撤回條例的Google表單,傳給每個認識的人。
有人認為這又只是個網路集氣,但這股在群組沸騰的憤怒,迅速凝結出在台港生的團結,不到一週就有超過650人連署,不少港生回覆表示希望舉辦實體的聲援集會。「我起初覺得總有別人會做,但到了5月31日還沒聽說⋯⋯那我們就來辦吧。」
Fill 1

「在台香港學生及畢業生逃犯條例關注組」發起人何泳彤(中)。(攝影/許𦱀倩)

「在台香港學生及畢業生逃犯條例關注組」迅速集結,主要工作人員約60人,絕大多數素昧平生。在不同學校念書的組員,幾乎每天都在Telegram開會,討論辦活動的細節,並緊盯港府動作,做出聲明回應。
他們在台灣呼應香港的反送中現場,靜坐、陳情、響應罷課,將公開信送進總統府,總統府祕書長陳菊當面允諾保障所有在台港生安全。
愈來愈多台灣的大學學生會與NGO團體加入,提供人脈、經驗與資源。兩個星期後的6月16日,立法院前聚集超乎預期的支持力量,有熱心港人募資包了兩輛車,免費接高雄、台南共40多位台、港民眾北上響應;到不了現場的在台港人,則在各縣市自發舉辦集會。
「在台香港學生及畢業生逃犯條例關注組」與台灣公民陣線、台灣青年民主協會發布聯合聲明,譴責港府暴力侵犯香港人權,呼籲台灣各政黨與總統擬參選人應明確承諾「拒絕一中和平協議」,團結守護台灣民主自由。
去不了第一線,跨海聲援是否有用?她說:「要想的不是行動多有效,是我們能做多少。」
「我只想單純跟大家站在一起」
看到6月9日香港百萬人反送中大遊行的新聞,23歲在台港生阿豪的第一個感覺是:「幹,我在現場就好了。」
阿豪念影視相關科系,手上有進行中的接案工作,還有一個難得的作品發表機會,但想回香港的念頭,很快就蓋過一切。
「11號還在工作,怎麼拍都拍不好,一直想滑手機。心裡總不對勁,看到群組朋友都在討論反送中,覺得不對啊,我應該在那裡的。」
他的社運啟蒙在高一,先是從同學間的貧富差距感受到階級,接著關注反國教運動,「像是開了雙眼睛」。2014年的反東北案抗爭,他和朋友被警察包圍,突然和一位警察的目光對上,是他中學時很崇拜的球隊助教。
「一位特別尊重的人,突然成為你特別不尊重的身分,那當下我完全不知道該如何去看這個,該失望嗎?該尊重他嗎?」他的情緒無法排解,緊接著的傘運又是一次挫傷。
「那時覺得we will be back
雨傘運動清場前,有人在佔領區寫下的標語。

是假的。」就像他傘運期間大量拍攝卻不曾整理的影片,消化不了的情緒,化作無力感與困局。

決定到台灣讀書,是為了擺脫那股受困感。他爭取機會拍作品,但都跟社運無關。「雨傘後不想看到政治新聞,覺得沒救了,無能為力了,抱歉,以後還是要找工作吧,在自己的事業裡,獲得一些⋯⋯嗯,」他語塞。
看到百萬人上街頭的畫面時,那種身在現場的迫切感回來了。找到人代班後,他立刻買機票,整夜沒闔眼,隔天一早飛香港。雖然他現在仍說不清究竟是自己需要香港,還是香港需要他。
612清場時,他吃了一顆催淚彈,視線模糊無法呼吸。那時大家都在往後撤,他大喊求助,有人立刻冒險回頭為他沖洗眼睛。視力恢復後,他也折回前線幫忙其他人撤退。「我只想單純跟大家站在一起,一個人倒地,我拉著他走,救一個人,就讓他少承受一個(被捕的)代價。」
97後世代在台灣撐香港
2012年開始,來台讀書的香港學生逐年攀升。這群留台港生,絕大多數是1997年前後出生的「97後世代」。他們發現「馬照跑舞照跳50年不變
出自當時的中國國家領導人鄧小平之口。他表示香港「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現有的資本主義生活方式,50年不變」。《中英聯合聲明》中,中國亦承諾香港現行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維持50年不變。但中國外交部前年指出,《中英聯合聲明》只是一份不具現實意義的「歷史文件」。

」的香港,不到22年就發生劇烈變化,也曾見證或參與數場大型社會運動。他們想掌控自己的命運,縱使中國試圖建立「中國香港人」的身分認同,但部分97後世代不將中國視作「祖國」,而是新的佔領勢力。2018年在港推出的紀錄片《香港後世代戰歌》,就引起不少討論。

97後世代認同的困境,也某種程度牽動年輕人留下或離開,未來要往哪發展的抉擇。距離香港很接近的台灣,成了他們思考的選項之一。
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科長賴信任分析,2013年台灣放寬大學單獨招生港澳生,加上香港「三三四」學制改革後和台灣學制銜接,是港生來台就讀的拉力。2014年香港發生佔中事件後,來台港生人數也上升。根據最新統計,2018年在台港生總數為7,691人。
台南「榮寓冰室」負責人Ricky,1996年從香港到台灣念書,台大法律系畢業後,他輾轉赴澳洲讀餐旅管理,曾在台、港、澳門三地工作,因為喜歡台灣,後來以留台港生身分
根據《香港澳門居民進入臺灣地區及居留定居許可辦法》,留台港澳生畢業後,居留連續滿5年,每年在台灣地區居住183日以上,且最近1年於台灣地區平均每月收入逾中央勞動主管機關公告基本工資2倍,可申請定居。

移民取得中華民國身分證,4年多前在台南開店。Ricky親歷20多年來在台香港人求學、創業與移民的歷程。

Ricky表示,香港大學僧多粥少,錄取率低,港生到外地升學是常態。在1997年左右到台灣念書的港生,許多是家庭和台灣有淵源,或是專攻牙體技術
包括假牙製作等。

等台灣的優勢技術。近年港生留台因素更多元,除了政策吸力,還有學術研究風氣、政治因素考量、家庭傳承(父母也是留台港生),也有人以來台讀書作為往後移民跳板。

6月16日在立法院前集會的港生,主要是來台讀書的97後世代,不少人確實是因政策誘因與較低的生活成本到台灣留學。雖然中國也端出利多吸引港生,但他們認為,在台灣做研究有更高的學術自由,尤其人文學科,不必擔心踩到敏感紅線。
616當天,新竹念書的港生Pasu和幾位同學一起參加立法院前集會。Pasu在香港時就參與傘運等大型社會運動,認為香港立法會已被控制,體制內的民意管道發不了聲,唯一管道只有街頭。身在台灣,他仍要站出來表達立場,「(在台港生)很焦慮,我們都十幾二十歲,若往後回香港,還有好幾十年要過。」
台南大學戲劇系大一港生Charis,先在學校舉辦聲援活動,隔天又領著台南的聲援者搭車北上。對看著香港友人在街頭吃催淚彈、卻因期末考回不了香港的她來說,這彌補一些內心的愧疚感。Charis不戴口罩遮臉,因為期待香港會終會走向自由民主之路,是一個可以放心回去的地方。
Fill 1

台南大學戲劇系大一港生Charis(左)領著台南的聲援者搭車北上參加「撐香港,反送中」集會,打開聲援簽名的布條。(攝影/曹馥年)

何泳彤的夥伴組員Katy在台師大念書,母親擔心她太活躍會被鎖定,影響就業。Katy這樣說服母親:「現在不出來抗爭,相同問題,以後只會花更多時間解決,我不要讓未來的自己後悔。」
「香港是我的家,總有一天要回,我(對香港的未來)有責任。」
移民潮,從客居他鄉到不再回頭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2019年1月發布調查報告,有34%的港人想移民或移居外地,最大推動因素為不滿香港政治爭拗太多、社會撕裂嚴重、居住環境擠迫。尋求較寬敞的居住環境、較佳的民主自由與人權,連續3年都是吸引港人外移的因素。
回顧港人移民史,六四之後,港人對香港前景感到不安,對一國兩制心生疑慮,連續5年、有逾30多萬人移民英國、加拿大等地,多數移民者社經地位較高,資金人才外流,撼動香港社會結構。但有些人發現移民生活不如預期,歸化取得外國護照後,又回流香港。
而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後頭幾年,移民海外的港人人數下降,但隨後中國的移民政策、經濟、醫療、文化衝突、開放自由行等引發的中港矛盾,加上被陸客炒到買不起的房價,感到民主倒退等,讓港人再度對未來產生懷疑,移民人數出現攀升。
Ricky觀察,1997年的港人移民潮,解嚴不久的台灣並非首選,多是往美加、歐洲去。「這波移民的思維是,我對香港情況沒把握,所以出去拿個身分,之後還是回香港生活,多數家人也留在香港。」
受限經濟條件走不開的人選擇觀望,「能維持原本生活不變就好」。想不到這20年間,居住資源、醫療、社會福利逐步被瓜分,民生所需的小店與文化設施也不見。每次回香港,Ricky發現街景愈來愈陌生。
觀望後的失望,加上真普選遙遙無期,促使港人咬牙舉家移民。Ricky觀察,2014年之後的移民港人,許多是抱著不再回來的心情離開。
台漂港人撐香港,為親人命運,也為故鄉命運
香港中文大學調查,最多港人想移民到加拿大,其次為澳洲、台灣。對照內政部移民署統計,過去10年來,台灣確實成為愈來愈多港澳人士的移民新熱點,並在2014年出現居留與定居高峰,當年超過8,000人;之後每一年在台移居的港澳人都在7,000人上下(編按:移民署自2016年起始將香港、澳門移居人數分開統計,2018年的台漂港人為5,238人。歷年移居台灣的港澳人士中,8至9成是香港人)。
榮寓冰室開張的2015年,碰巧遇上這波港人移台潮。「那時每月有2、3組香港人來店裡,問我對未來台灣有什麼看法,要怎麼開店、申請定居。」
每回遇到想移民的客人,Ricky都會問他們為何選擇台灣。得到的答案,包括相對較低生活開銷、較低投資移民成本
申請人須在台灣投資600萬元新台幣,通過審查獲得居留證後,亦須在台灣連續居住1年,期間每次離台不得超過30天;或連續居留滿2年,每年在台灣居住滿270日,即可申請定居證,入籍台灣。

、宜居生活環境、為子女教育升學以及較少的語言文化隔閡。甚至曾有想移民的香港警察找上門,他還開玩笑地問:「有沒有看到我店門口的黃絲帶

雨傘革命與佔中運動支持者,以黃絲帶作為支持象徵。

?」

並非每位港人「台漂」後都能一帆風順,Ricky也曾勸退幾類移民者:「有些人不會說國語、不了解台灣,只想找到一個暫時離開中共勢力的地方;或對自己為何選擇台灣、之後如何營生毫無概念,我都會勸他們審慎考慮。」
除了經濟與文化考量,有一半以上向Ricky徵詢意見的客人,都提到政治因素是他們離鄉背井的驅力,「他們對港府不滿,對未來香港情勢不放心,所以來到距離近也民主自由的台灣。經過(反送中)這幾天,相信移民台灣的港人會大增
就《逃犯條例》的修訂,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與學術自由學者聯盟於5月29日至6月3日進行意見調查,對於「若港人可能被引渡至內地受審,會否打算移民或移居外地」的提問,在2019年5月有46%的人表示有打算移民。

。」

Fill 1

親歷20多年來在台香港人求學、創業與移民的歷程,Ricky落腳台南,開了間「榮寓冰室」。(攝影/曹馥年)

縱使移民他鄉,這次跨海反送中的聲援,仍看到不少在台港人出錢出力,甚至舉家上街頭的身影。「在我記憶中,這是第一次有這麼多在台港人發動串聯,」Ricky表示,許多縣市都有在地的香港人Facebook群組,以往傘運等香港的大型社會運動,各縣市會有零星聲援,但人數不像這次多。在他待的台南,就有60多位香港人在台南市政府前的迴廊聚集,響應香港百萬人大遊行。「還有在台灣旅行的港生特地來參加,我以為學生沒經歷過六四、七一遊行,對政治比較冷漠,但他們很清楚條例修訂後對香港與全世界的影響,讓我對香港的新生代改觀。」
港人聚在一起分享心情,擔心《逃犯條例》修訂後的骨牌效應:外資撤走,香港經濟加速衰退;北京將加大箝制力道,讓香港更不自由;擔心親友人身自由無法得到保障;擔心自己回鄉時得提心吊膽。
「我們這個移民世代,與香港的牽繫並沒有完全切斷,還有許多親友在港。我們關心他們的命運,也關心香港的命運,畢竟那是故鄉,」Ricky說。
「來生,再做港人」
6月9日,香港百萬人反送中大遊行那天,台東大學文化資源與休閒產業學系助理教授鄭肇祺搭了將近5個小時的車,從台東趕到台北參加「在台香港學生及畢業生逃犯條例關注組」於台北的集會,當天傍晚,再搭5小時的車回台東,「以一個公民身分參與」。
到家後,他寫下「今天,We are Hong Kong。來生,再做香港人」,以一個香港80後與人類學者身分,述說他眼中香港人身分認同的轉變。許多80後港人轉載,認為說出心聲。
鄭肇祺出生的1984年,是《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定調香港前途的一年。他曾在香港、加拿大、台灣求學,從研究香港有機農業運動開始,進而關注環境、土地政策以及港人生活。
在香港讀中學時,老師培養學生的「祖國認同」,也帶學生參與香港的六四集會,因為認同國家、學習民主,都是成為公民的過程。他認為,香港80後成長過程,同時有中國與香港的身分認同。
香港人眼中的中國,長期是鄭肇祺人類學田野的一部分。「香港人一直看著中國,有人很愛國,有人喜歡去中國大陸旅遊,但發生在中國大陸的許多事情,他們不願發生在香港身上。」
而他發現,隨主權移交後香港社會的巨變,近10多年來,在土地、環保、政治等不同社會運動中,港人對香港的身分認同逐漸高過中國。「祖國」離80後愈來愈遠,到了90後,以在地認同自居的人更多。
他自己的香港身分認同也愈加明顯,「這成為讓你去做事情的理由。」
雨傘運動期間,他在台灣做博士班的田野調查,只能參加短短幾天,這讓他有強烈的遺憾與失落感。「對人類學家來講,參與傳承是很重要的事情,我後來在共學機構教一門『中國研究的反思』想彌補遺憾,但還是缺席了絕大部分的傘運。」
送中修例二讀的消息傳出後,鄭肇祺感到極為不安,「那種失去自由的恐懼感,許多台灣人感受不到。」6月16日,他再度到立法院前的集會現場,依舊以一個公民身分,在人群中呼喊「撐香港,反送中」。
Fill 1

台東大學文化資源與休閒產業學系助理教授鄭肇祺,以一個香港80後與人類學者身分,述說他眼中香港人身分認同的轉變。(攝影/許𦱀倩)

身不在港,仍不願沉默的香港人,讓鄭肇祺認為跨地域公民社會的串聯與參與不會在短期內消失,一旦再受到壓迫與不公義,這股力量仍會迅速集結起來,帶來改變。
滿頭大汗穿梭在集會人群中的這位公民兼人類學者,這次終於比較沒有遺憾。
不會是最後一役
雖然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在200萬人上街反送中後,在6月18日出面道歉,宣稱停止《逃犯條例》修法工作,但依舊未回應人民訴求的「徹底撤回條例」、「辭職下台」。
何泳彤當然無法接受,這個暑假回香港後,她將加入在地反送中行動,直到條例撤回。在台港生反送中的群組不會解散,但他們當中的多數人,很快就會在香港再見。
「台灣已經看到香港一國兩制的結果,若明年總統大選有候選人透露親中傾向,應審慎思考是否該給予支持,」何泳彤說。
除了和台南的港人集會聲援香港,Ricky也在榮寓冰室不斷播放香港電視台的反送中新聞轉播,不厭其煩地對客人說明香港情勢,以及《逃犯條例》修訂對台灣的可能影響。
「冰室」是廣州話的「冷飲店」,也是最市井的香港文化街景。Ricky在這間親手設計裝潢的小店放進了鄉愁,現在的香港,老冰室正一間間消失。
「香港變動太快,就算這次(《逃犯條例》修訂)擋下來,未來不知道還有什麼變數,」Ricky相信,反送中不會是香港人的最後一役,卻加強了香港人的自我認同與團結。「就是不想認命吧,你愈要把不平等的東西塞給我們,我們就反彈得愈用力。」
Ricky已投票選過兩次市長、一次總統,有的結果讓他滿意,有的讓他失望。「民主就是這樣,你投票支持認同的價值,也要承擔所託非人的後果。」
這次的反送中行動,讓香港人認清自己的責任與力量,在港人積極呼籲和參與選民登記
在香港,必須先登記做選民,才能在立法會和區議會選舉中投票,選出議會代表,再由議員代表人民與政府溝通,無法直接投票選舉特首。

之際,Ricky認為,台灣人該在明年總統大選好好把握自己的選票,「很多香港人希望投票選自己的特首,但以目前的狀態,還不知道得努力多久才能辦到。」

台灣人投下這票的權利,是香港人正在追尋的民主自由。

好報新聞來源:報導者

想要收到更多新聞、工作、兼職資訊,歡迎訂閱工作好報!!

留言

這個網誌中的熱門文章

《凝視・1095》影像集:8張照片的背後

壹 Fill 1 文、攝影/蘇威銘 那是又濕又悶的7月,我因為拍攝遊覽車司機的影像專題,在中正紀念堂外隨機尋找遊覽車司機搭訕,晚上8點半左右,停在中正紀念堂外側的遊覽車幾乎都熄火了,只剩少數幾台還亮著車頭燈,阿銘是唯一願意與我暢聊的遊覽車司機。他因為 工作 緣故,得在台北連續待上20天,接待來自不同 國家 的旅遊團,這樣的工作狀況,早已是遊覽車司機業不能說的祕密。 阿銘年約40,但因為長期過勞,臉上已滿佈黑眼圈、皺紋。某天,我跟他回下榻飯店聊天,一回飯店,阿銘馬上打開手機,與遠在高雄的老婆、兩個小孩視訊。看到已經十幾天未見的父親,兩個小孩興奮地與阿銘分享學校的事情,約聊到11點後才關掉手機,隔天清晨5點,又要備車,出車上工了。我問阿銘,何時才能回高雄?他說,他也不知道。 這張照片是阿銘結束一天工作後,準備去停車場清理、停放遊覽車的過程,被我記錄下來。當天由於阿銘與旅行社領隊起了衝突,領隊打給車行老闆要老闆解僱阿銘,不然再也不跟車行合作了。老闆憤怒在電話中用髒話咒罵阿銘,並要他跟領隊道歉。這張照片的拍攝時間點,便是在阿銘遭受委屈、道歉之後。 當時選擇在這個場域、時機按下快門,因為觀察到阿銘疲憊、委屈的神情,奮力但又無力的手勢,與車窗外台北寂寥景色形成呼應,而他在衝突過後,仍然得完成工作的內心糾結、埋怨,傳遞出小人物受到壓迫,難以改變現況的無力感,這樣的感受,也觸發我在那個空間、時刻,按下快門。 延伸閱讀:〈巴士運將的希望── 一切都平安〉 貳 Fill 1 文、攝影/簡永達 走進死者阮文薦的越南老家,首先感受到的,是一種巨大且難以名狀的悲傷。罹難者的家裡,沒有想像中的哭嚎,取而代之的是莫名的安靜。阮文薦屍骨還鄉兩個月以來,他的父親會失神地看著臉書上的照片、他的母親反覆擦拭遺照,如果不小心留眼淚,她會趕緊用袖口擦掉。 和他同在台灣工作的哥哥阮文忠,回國後陷入無盡的自責,「我沒有阻止弟弟來台灣,我覺得是我的責任。」他悼念弟弟的方式,是一個人躲在KTV中,點播那些兄弟生前一起歡唱過的歌。 阮文薦的大哥告訴我,自從弟弟去世後,家裡沒有交談聲、笑聲,也沒有哭聲。家裡每個人都用各自的方式處理悲傷,卻又極力掩飾自己的情緒。直到採訪的最後一天,我表示希望能到阮文薦的墳前上香,為他在台灣的不幸遭...

【投書】倫敦地鐵移除汶萊航空廣告,台北捷運呢?

汶萊長期以來視同性戀為不合法行為,從今年(2019)4月3日起全面實施《伊斯蘭法刑法典》,新法規定可對男同性戀及通姦者施以石頭砸死之刑、女同性戀鞭刑40下的殘酷刑罰。這項規定適用於穆斯林、非穆斯林以及外國人,也適用於註冊於汶萊的航空器與船隻。 美國藝人喬治.克隆尼(George Clooney)因此發起抵制汶萊政府在倫敦等地擁有的星級豪華飯店,已獲得眾多演藝人士響應;德意志銀行也宣布所有員工差旅不會使用汶萊政府擁有的飯店。 這些國外的豪華飯店,大概不會是一般台灣人旅遊住宿的選項,但我們可以將焦點放在台北捷運站裡,寫著「搭乘汶萊皇家航空、體驗汶萊和平國度」醒目字眼的大幅廣告。這項汶萊皇家航空(Royal Brunei Airlines)的廣告行銷,對每日進出台北各捷運站的同志市民、性別平等支持者是多大的諷刺與傷害。 和平國度?各國單位杯葛汶萊 汶萊皇家航空是該國國營航空公司,這則廣告同時在行銷航空公司與汶萊作為和平的旅遊目的地,廣告中的「和平國度」(an “abode of peace”)不只是該國的觀光宣傳口號(tourism slogan),也是汶萊的 國家 官方全稱 汶萊的馬來文為Negara Brunei Darussalam。Negara意為「國家」,而Darussalam則意為「和平之邦」。 之一。汶萊皇家航空廣告也同時投放在其他國家,如倫敦的地鐵站,但在反恐同、反歧視團體譴責汶萊極端恐同法律與抗議這則廣告宣傳的壓力之下,倫敦交通當局(Transport for London)以違反廣告原則的公眾敏感與爭議下,已迅速於4月3日移除汶萊的廣告。 同樣身為航空業的澳洲維珍航空(Virgin Australia),也跟進宣布為確保公司成員的安全,取消與汶萊皇家航空的員工旅遊協議。以銷售學生與青年票務為主的國際旅行社STA也表明其支持多元文化與LGBTQI的立場,停止販售汶萊皇家航空機票與介紹有關任何行程,並將協助已購買汶萊皇家航空機票的客戶進行退票等服務。 對比汶萊皇家航空的廣告爭議,今年3月挪威航空將美國人權鬥士與同運前輩哈維.米爾克(Harvey Milk) 美國LGBT權利運動人士,也是美國政壇中第一位公開同性戀身分的政治人物。 塗裝於其客機尾翼上,向其爭取人權平等的努力致敬。 長期推動永續觀光的...

死了一個女孩之後,看見人性的善惡抉擇

【精選書摘】 本文為王立柔替《被殺了三次的女孩:誰讓恐怖情人得逞?桶川跟蹤狂殺人案件的真相及警示》撰寫的推薦序〈平凡人也能選擇的善良或邪惡〉,經獨步文化授權刊登,文章標題與文內小標經《報導者》編輯所改寫。 《被殺了三次的女孩:誰讓恐怖情人得逞?桶川跟蹤狂殺人案件的真相及警示》是日本迴響最大的調查報導作品,該書作者清水潔曾為新潮社《FOCUS》週刊調查記者,現為日本電視台報導局記者、解說員。他以桶川跟蹤狂殺人事件的調查報導獲得日本新聞 工作 者會議(Japan Congress of Journalists)大獎、編輯嚴選雜誌報導獎。 這不是一本虛構的懸疑偵探小說,而是前《FOCUS》週刊記者清水潔對「桶川跟蹤狂殺人案件」的真實調查紀錄。 1999年,日本埼玉縣女大學生豬野詩織在JR桶川車站外,冷不防被人用刀刺死。乍看像隨機殺人案,但在清水潔的一連串調查下,真相漸漸水落石出:豬野詩織的前男友是恐怖情人,長期騷擾並威脅她的人身安全。雖然她曾經自行蒐證,帶著錄音機向警方報案,卻得到「不會成案」的回覆,甚至反過來被譴責「收了人家禮物,才說要分手,做男人的怎麼會不生氣?」走投無路的詩織最終在絕望中被殺死。 這起事件催生了日本國會訂定《跟蹤騷擾行為規範法》,但這些都是後話。在慘案剛發生的時候,詩織之死雖然引發社會震驚,民眾對受害人的同情很快就打了折扣。一方面是因為警方不斷放出關於受害人的不實資訊,一方面是各家媒體在報導時聚焦於詩織身上的穿著、名牌配件,暗示她有「拜金」傾向,並將她的職業誤報為「酒家女」。雖然說無論受害人是否符合這兩點,都不應該被任何人殺死,但日本社會輿論一度產生「責怪受害人」的氛圍。 「我的女兒死了3次:一次是被兇手殺死的,一次是被不受理報案的警方殺死的,一次是被媒體殺死的。」 豬野詩織的父親豬野憲一多年後再度接受清水潔的訪問時,曾經這樣說。這名傷痛的爸爸不僅控訴殘忍的兇手和怠惰的警方,也深深控訴了醜化受害者、畫錯重點的新聞媒體。 這起案件的時空背景是20年前的日本,然而這樣的「劇情發展」對今天的台灣讀者來說很熟悉吧?沒錯,「新聞媒體」的面向是此書最值得探討的重點之一。作者清水潔的筆下,處處都是對新聞產製生態及閱聽文化的批判,讓人一面讀一面驚呼:「原來20年前的日本新聞也是這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