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束早市菜攤的工作，小名（化名）牽著腳踏車穿過小鎮的中心地帶，到協天宮
花蓮重要的民間信仰中心，與東部的開發史密不可分。清領時期「開山撫番」政策下，上千士兵翻山越嶺開闢八通關古道，從西部的林圯埔（今南投竹山）穿越中央山脈來到東部的璞石閣（今花蓮玉里），在後山的蠻荒中瘟疫肆虐，由總兵吳光亮設立，奉祀關聖帝君以求消災解厄。
向關聖帝君上香，祈求平安健康。從小他就隨家人來此拜拜，跟這間廟很親近，連赴台南就讀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時，都選擇廟宇修復作為論文主題。
百年來歷經多次擴建後的華麗廟宇，綿延不絕的香火像是永恆般，刻印在這個人口外移而日漸沒落的小鎮中間。十幾年前父親過世時，從外地回來奔喪的小名，在這裡第一次聽見「神明」的聲音，不停磕頭中，他的個人生命也被永遠扭轉。
「很多不同的聲音出現，警告說有人要殺我、對我有什麼企圖、電腦的資料被竊取、東西不能吃等等，好像什麼事情都跟我有關；晚上又來跟我聊天，譬如看書看到一段話會跟我討論，或是教我怎麼煮麵，很有趣，就好像有一個人陪伴著，變得很渴望聽到。」小名談到他一開始出現幻聽的情形，即便當時研究所學分都修完了，症狀干擾下卻無法完成論文，休學後情況卻愈來愈嚴重，時而與家人甚至路人發生衝突，多次被送到當時的台北市立療養院（現為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
篤信耶和華見證人的姊姊認為他自言自語是在跟邪靈溝通，不需住院，而要信靠真正的神——耶和華，把小名到各地廟宇參拜時拿的符以及佛卡全數燒毀，將其接回玉里照顧，安排參加教會活動、讀聖經以及耶和華見證人出版的刊物《守望臺》。然而回鄉不久，他就因為攻擊路人被強制送醫。
「有天我走到住家旁邊的公園跟幻聽聊天，結果3個婦人就在那邊指指點點，幻聽出現說，『大家認為女生不能打、不能罵，用性別來欺負你，這個要教訓』，我住過院有病識感，以前可能會直接聽他的攻擊人，這次我拒絕，但是幻聽很厲害的是幾乎可以控制你！一股力量讓我過去踹了她們一腳，對方倒地，被警察帶走時我並無反抗，只想完了，好不容易從北市療回來玉里，又要進醫院了，」小名說。
他被送到的醫院，離家只要步行10分鐘、騎車3分鐘，是全台最大規模收治慢性精神病患的機構：台北榮民總醫院玉里分院（玉里榮院），從最高峰四、五千到目前約有兩千床位，即使放在全世界，也是極為罕有的尺度。
愚人船寓言，在20世紀的玉里重現
到協天宮拜拜的小名。（攝影／曾原信）
如果說空間是一種集體意識的展現，協天宮把早期漢人拓荒的輝煌記憶，鎔鑄為金碧輝煌的廟宇；伴隨小鎮一甲子歲月的玉里榮院，背後則含納著上個世紀戰後最深重、邊緣、無人聞問的精神創傷。
二戰後隨國民黨政府撤退的60萬大軍中，許多從前線退役的「榮民」，來到台灣參與艱苦的國家建設工作，加上戰爭刺激以及思念故鄉，精神失常者漸多
根據玉里榮院1993年出版的《住院精神病患統計調查報告》，當時全國每千人中有3人曾患過精神病，每千位榮民中則有3.94人因患精神病住院，患病比例比全國平均高出許多。
。為收容大量患有精神疾病的榮民以及榮眷，玉里榮院於1957年成立
原為陸軍第六療養大隊，後因位於苗栗縣竹南鎮的陸軍第十四中隊——專收軍中精神病患的宜蘭療養所遭到附近居民抗議，移轉到玉里，把全國所有的軍職精障者全部集中，合併改名為玉里榮民醫院。
，1966年該機構又協助省政府成立「玉里養護所
最早主要收治各地低收入戶、遊民等難以回歸社會的慢性精神病患，台大社會系教授陳光中於1990年進入調查研究，發現部分病患的資料欄中有「保安份子」、「新生份子」等註記，首度披露白色恐怖時期政治犯被送入該院的事實，後被外界所知的「政治犯病患」有「孫立人案」的中尉孫光焱，以及「統中會事件」當事者許席圖。
」，現為衛福部立玉里醫院，仍有約兩千床位。
當戰後的台灣在國際冷戰局勢中，透過美援
創辦玉里榮院以及辦理各項退除役官兵就醫就養、職訓等安置計畫的單位退輔會，即是在1954年接受美援4,200萬元所成立。
資助從一片凋敝中展開基礎建設，民間重拾蓬勃活力，逐步邁向現代化的同時，榮民、貧民、遊民，大批社會中最底層的精神病患，被集中到離花蓮與台東各約100公里，狹長花東縱谷中最僻遠的玉里小鎮。猶如西方的「愚人船
最早出處是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的《理想國》第六卷，比喻民主制度造成的混亂；文藝復興時期德意志人文主義者布朗特（Sebastian Brant）則以諷刺詩描述被無知所蒙蔽者，漂流在迷惘中；20世紀法國思想家傅柯（Michel Foucault）將此象徵引申為理性世界對於瘋癲的控制與驅逐。
」寓言，於20世紀中葉的台灣再現——社會所恐懼、排斥的「他者」，被流放、隔離到邊陲地域。
弔詭的是，提供台灣資源興建此一超大型精神病院的美國，同一時間正在經歷激烈的「去機構化運動
20世紀以來歐美精神病院由於收容人數持續增加，照護品質低落、病患人權堪虞等問題叢生，加上政府財政不堪負荷，大型機構紛紛關閉，讓病患回歸社區，以美國為例，公立精神病院床位由1950年代的560,000床，一直降低至1992年的61,000床。
」。台灣精神醫療開創者、首任台大醫院神經精神科主任林宗義，曾被退輔會官員諮詢關於在玉里為榮民蓋大型精神病院的意見，他當時明確表示「反時代潮流」，照顧榮民是對的，但四、五千的數字實在太大，而且不應把病況及可治療程度不同者混在一起。
隨著時間流逝，榮民逐一凋零，玉里榮院的軍醫院色彩褪去，然而作為精神病患「終點站
退輔會曾於1993年進行玉里榮院「住院精神病患統計調查報告」，發現長期留院的現象相當普遍，當時病患三千餘人，住院時間3年（含）以上占80.7%，5年（含）以上占72.7%，10年（含）以上占57.3%，20年（含）以上占35.7%，30年（含）以上占11.9%，許多病患入院後即未曾出院。
」的角色依舊，轉而收容全台各地家人無力照顧或流轉不同機構，絕大多數被診斷為思覺失調症的病患。
小鎮社區的另一個家
同樣因幻聽而在台北多次住院的小靜（化名），來玉里一待就是四分之一個世紀。「一醒來人家跟我講說這裡是玉里鎮，我說：『什麼叫玉里鎮？從來沒有聽過。』我是被強制送來的，剛來時很想回家，在急性病房天天打電話給我姊姊，問什麼時候可以出院，她敷衍我一句，妳好了就可以出院。剛來時我很怨恨，覺得都是姊姊、姊夫害我住院，一直等到了慢性病房時，較資深的病友開導我，加上借很多書，把精神擺在工作中，才漸漸放下。」
「父母親不在了，姊姊自己有家庭，兒孫都很大，回去幫不上他們，自己沒很好出路，考慮就在這裡終老。這邊跟醫院很不同，可以自由出入，10點半門禁，晚回來講一聲就好，白天工作，晚上各自回來盥洗、吃飯、聊天，常幫鄰居倒垃圾，跟他們相處融洽，房東也很照顧，過年都送很多東西。」小靜與其他4位室友，現在在醫院外租屋居住。
因年紀漸長，體力不堪過重勞務，她白天在醫院附設的二手商店顧店，下班回家，偶爾做拿手的江浙菜，甚至重拾年輕時學習的水墨畫。閒暇時參加教會活動及擔任志工，常到鄰近的社區與在地長輩互動，樂觀、積極地迎向晚年的人生。
住在花蓮玉里社區家園的小靜。（攝影／曾原信）
2015年開始，玉里榮院藉由申請縣府社會處的方案經費，以及醫院補上不足之處，在玉里鎮租下4戶民宅，嘗試讓病情穩定的病患，以4～6人為一戶，離開醫院獨立居住在外，就像一般人一樣工作、生活、自由決定每天的要吃什麼食物、看哪一台電視⋯⋯勉力在遙遠的小鎮裡，為這些大半生因病流落到玉里的人，撐起如家一般的歸屬。小靜和小名，都是經過或長或短的住院生涯，目前住在「社區家園」的病友。
找到發病以來最平靜的日子
在近年頻頻因為社會事件，使得大眾對於社區中的精障者充滿疑慮甚至排斥的集體氛圍下，玉里榮院正在實踐的精障者社區居住，儘管只有20位病友，4個據點散布在鎮上，規模以及人數都是全台少見。
「除了專業醫療與社會福利，這一群人到底需要什麼支持跟協助？如果讓精障朋友能得到尋常的生活，不只是認識老師（職能治療師）、醫師、護理師，而像你我一樣有人跟人之間的連結，當他們覺得有機會被公平對待的時候，就會為自己努力。我們期待用『人權』，而非只有『社會安全網』的角度來看待他們，」玉里榮院精神醫學部主任鄭淦元表示。
現代精神醫療發展至今，已建立起一套依照病情穩定程度以及社會復歸潛能的照護環境，玉里榮院由於其歷史以及規模，有著完整的精神病患照護階序
喪失自主判斷與行為能力或有自傷傷人之虞等病情最嚴重者，會先被送進照護人力配比最多的「急性病房」；經過固定服藥、調養後穩定下來，則進到管制沒那麼嚴密，但仍為封閉式環境的「慢性病房」；功能更好、有工作能力者則能申請住進自主性更高的「康復之家」（康家），可自行走出大門，往返於工作與住處；「社區復健中心」則提供病友於白天進行各種職能治療或團體課程。
，然而在這個相對封閉的系統中，病患仍難以在其中發展良性的社會互動。
「慢性病房很不自由，每天都關在裡面，像監獄很封閉。我住的是榮三病房，幾百人睡在沒有隔間的一整層，大家都可以看到彼此，人多空間小，比較會有衝突。譬如有的人自言自語，另外一個人聽到就會質疑，『你是不是在說我啊』，常常就開始吵架甚至打架，也有人打破窗戶來割腕。我很想要出來，有OT（職能治療）老師來帶活動，就很主動積極參加，他們會評估看你適不適合工作、往康家（康復之家）送，想離開就一定要參加。」小名回憶那段度日如年的日子，因傷人被送到兩個多月的急性病房後，他在慢性病房
玉里榮院表示，近20年來，該院慢性精神病房已全面翻修，目前已有隔間，也有個人隱私空間，並推動慢性病房住民自主管理，外出前，在外出單上簽名後，一群一群自行到復健場域參與活動或工作訓練，之後再自行集合返回病房。
待了一年多才轉到康家，又過了一年後，才有機會來到院外的社區家園。
「我們都是經過急性、慢性、康家、璞石（社區復健中心），循序漸進才到這裡，心裡不會很慌。至少要符合4個標準：服藥穩定、工作穩定、情緒穩定、作息穩定，才可以住進社區家園，」小靜解釋，「服藥是最重要的，我們要把它當成像人家得高血壓、糖尿病這種慢性病，不能隨便停藥；吃藥的時候大家會互相監督、叮嚀，室友會大聲說：『我吃藥囉！』」她強調。
「最近一位室友因為母親年紀大了，要離開玉里回去照顧家裡，一起住的時候他常默默幫我們做很多事情不吭氣，換燈泡、洗便當盒等等，跟室友們相處都很好，我們就像一家人，當然很不捨，無論他在哪裡，我們在哪裡，即使不在一起，我們都祝福他。」短短3年來，從成員的聚散離合中，小靜益加感到這裡才是她真正的家。
對小名而言，社區家園則像是一道緩衝區，緩解因信仰而與家人產生的張力。
「回到家如果不小心又自言自語，我姊就會罵怎麼又跟邪靈講話，但每人都有信仰自由嘛，我學建築會跟她分享各地有不同宗教的建築，信仰也是文化的一種，彼此尊重，怎麼可以說耶和華才是真神？所以我覺得住在外面，跟家裡保持一點距離比較好。我其實還是對《聖經》滿感興趣，週末會去姊姊教會和教友看他們的書。」小名拜拜完後，會固定回家跟母親一道吃晚餐，5點再回到住處。
「出來後很開心，有屬於自己空間，生活比較放鬆、快樂。平常娛樂就是在平板看YouTube的岳雲鵬相聲，平常會和室友聊一些發病過程，有一個跟我很像，我們都認為是神明跟我們講話。最近和室友討論最多的話題是韓國瑜，彼此政黨傾向不同，折衷協調之下，我們把頻道固定在較中立的電視台。當看到精神病患相關新聞會有壓力，大家會講一下，想說是不是假借精障之名，裝病攻擊或殺害他人，還是幻聽又一直干擾，假如是真的，覺得可能就是聽幻聽擺佈。」生活瑣事中，小名彷彿找到發病近20年來最平靜的日子，「家裡的電視壞了，最近的願望是存錢幫媽媽買一台新的。」
以工作搭起病患與小鎮的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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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患從醫院集體整隊出來逛市場，已是玉里的日常風景之一。（攝影／曾原信）
從禁閉式的全控機構
由美國社會學家高夫曼（Erving Goffman）於1961年出版的《精神病院：論精神病患與其他被收容者的社會處境》（Asylums: Essays on the Condition of the Social Situation of Mental Patients and Other Inmates）一書中提出的概念，指所有的工作、睡眠、娛樂等活動都發生在同一個受到管束的環境中，如監獄、軍隊、寄宿學校、精神病院等，他認為長時間生活在其中，將不可避免地扭曲以及傷害人性。
，到自主地於小鎮生活，社區家園並不是一夕之間憑空出現的居住實驗，而是玉里榮院與在地社區長久而持續的共存下，一步步互動、磨合、累積出來的條件。
「這兩家醫院養活了無數個家庭，光玉里榮院的員工就有大概600人，基層工作都是在地人在做；以前四、五千人的時候，每天吃的、用的大量需求，使攤販有生意可做。這裡對精神病患包容度高，很大的原因是互惠，」在富里出生，高中搬到玉里的陳文發說，他的父親以前就是在玉里養護所的萬寧院區擔任工友，母親則在裡面幫忙煮飯，從小放學後就會到那邊找爸媽，就像出入自家後院般自在，而今他已成家有了孩子，並在玉里榮院擔任社工超過10年，三代人的生活都和醫院息息相關。
當年違反時代潮流的大規模隔離，小鎮沒有選擇地接受了占總人口數近五分之一
1986年玉里鎮人口40,428人，玉里榮院與玉里養護所住院精神病患6,000床，精神病患占鎮上人口14.84%；2017年玉里鎮人口24,526人，玉里榮院與部立玉里醫院精神病患人數合計約4,500人，約占玉里鎮人口18.34%。
資料取自黃嬡齡（2018）：治療性社區玉里模式的在地實踐。載於蔡有月、陳嘉新主編《不正常的人？台灣精神醫學與現代性的治理》（pp. 510-511）。台北市：聯經。
資料取自黃嬡齡（2018）：治療性社區玉里模式的在地實踐。載於蔡有月、陳嘉新主編《不正常的人？台灣精神醫學與現代性的治理》（pp. 510-511）。台北市：聯經。
的精神病患，卻以「消費者」的角色，意外地讓這個面臨人口外流的傳統農業村鎮維持穩定的經濟，直到現在，由醫院人員帶隊出來逛街購物的病患，已是每天早市或週五夜市的日常風景之一。
除此之外，許多病患到鎮上商家從事各項工作，為老化的社區貢獻不少「勞動力」，在頻繁的面對面接觸中，在地人早就接納其為鎮上一份子。
早期的榮民因地制宜地發展出藉由勞動達到治療效果的「假就業
早期由於醫藥不發達加上照護人力有限，院方為使病患穩定，為來自中國各省、各有專長的榮民開辦從木工到豆腐等工作坊，並運用當時仍青壯的體力，將荒疏的河谷開墾成田地，從事農牧生產活動。
」，可說是後來多元職業復健模式的前身。到了1980年代末，原本在院內的復健活動偶然機緣下擴展到院外，穩定的病患開始到鄰近的茶園、羊羹工廠從事基礎工作，商家發現，這群人能提供穩定且相對廉價的勞力，對病患而言則能賺取實際的收入，形成另一種互惠關係。以去年（2018）的統計來看，兩千多名病患中約有160～170位到鎮上工作，地點遍及早餐店、麵攤、菜販、便當店等76處職場，甚至進到居民家中提供清潔打掃的服務。
「可能因為居民普遍年長，居家打掃的需求量真的很大，最怕逢年過節，應接不暇，一週大概出去100人次，歷年有時不小心300人，即使派到最後一位學員，都難把玉里鎮吃下。今年我宣導提前先安排，還是要注意學員體力，」玉里榮院職能治療師陳柏宇表示，他專職負責轉介院內病患到鎮上的職場，憑藉口耳相傳，幾乎每個鎮民都知道，當有家事打掃或聘僱員工需求時，直接打手機給他。
「一般人的工作很少進到人家的家裡，我們的學員很多有汙名化的狀況，要進到人家家裡更困難，這個工作（家事打掃）有點突破了本來大家對於精障者的看法。他們比我們還貼近這個地方，社區接納度非常高，我們一直很珍惜這樣的機會，」陳柏宇說。
還沒來玉里前，陳柏宇在台大醫院擔任支持性就業服務員，「打電話過去聽到是精障，一半雇主就不要了；剩下三分之二擔心像電視上演的不定時炸彈，我說明他們有穩定服藥，訓練很長一段時間，都可自行回家、工作，大部分仍不放心，又有三分之二不要用；帶去面試後，機率又掉一些⋯⋯真的要找一份工作好痛苦！」他深刻感受到西部職場對精障者的態度，與玉里相較猶如天淵之別。
在玉里十多年來，透過工作現場的觀察，他看見的與既定成見相反，「一般人普遍認為精障者工作不穩定、容易放棄，來這邊以後，證據告訴我完全不是這樣，每年100、200位在固定職場工作，放棄的並不多，甚至主動磨合、適應老闆性格。生病很容易被剝奪掉一切，在工作上重新找到屬於自己的價值，就會非常珍惜，」陳柏宇說，「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小左（化名），他是我剛來玉里時第一個派出去工作的學員，對我意義重大。最近老闆臨時休息兩個月，我想介紹其他條件更好的工作，他堅持要等老闆回來繼續做，勸都勸不走！」
重新證明「身而為人」的價值
首批經過評估可自立生活的住民小左。（攝影／曾原信）
「在一次篩選中，發現他展現很好的手工，我就加快復健流程
共有4個階段。經過基本的訓練後，第2階段練習重複性工作如折衣服；第3階段則是院內的庇護性工廠，如製作麵包、蛋糕等產品；經過評估都能勝任，才會引介到鎮上實際工作。
幫他接炸油條的工作，這對一般人都很不容易，清晨3、4點就要起床，油鍋高溫又油膩，用長筷夾起翻轉中還要擔心被油噴濺，而他已經在同一個早餐店炸油條10年了！」陳柏宇說。
「住院的時間很漫長，久了之後就忘記要出院。現在情況好轉，我覺得一定要再回到社會，好好地工作生活；需要時間才能得到老闆肯定，讓人家看到我們其實也是可以好好做事，」小左說，他是首批經過評估可自立生活的病友，現在住在最早成立的社區家園。
發病近20年來，已不願回首、也難以記起在這個社會中消失無蹤的人生，平淡語氣中，念茲在茲的是用工作填滿現在的生活。除了臨時暫停的炸油條，他還接了便當店清潔及送餐，以及兩個居家打掃，共4份工作。
「沒發病前，我在高雄跑業務送貨，剛退伍憑著一股衝勁想要有一些成就，但是在外面生活沒很規律，工作壓力太大，常碰到挫折，沒得到家人支持，精神很差。進醫院後，沒想到我們這種慢性病需要住院長期治療，剛開始非常焦慮，社會上的一切全部暫停，人生等於重新歸零，」小左勉強回溯最初生病時的景況。
彷彿為彌補當年想闖出一番事業卻提早夭折的夢想，剛出來到社區不久，小左就為了上班添購多套衣服，並存錢買了一台機車，每天下午騎在小鎮街頭巷尾送便當，猶如年輕時穿梭高雄的工業區，而當年隨時掛在腰際的呼叫器，也變成智慧型手機。經過與室友的溝通，他還把職場旁的一窩小貓撿回兩隻養在籠裡，每晚下班回來第一件事就是先餵牠們。
儘管看似為生活找到踏實的方向，社區家園仍遠非人生路途上恆久的歸宿。病院外的現實人生，是更多不確定的關卡。
「我們也是騎在虎背上。生病這麼多年，家裡不願意接我們回去；另一方面想住在這邊，要有相當的條件，即使醫院有申請社會處補助，每月只要繳一千元『服務使用費』，但其他的飲食及水電、瓦斯、電信費加起來，每人每月得花一萬多，沒有經濟來源就沒辦法生活，所以也感到些許壓力。但是沒有其他選擇，假如說真的嚮往外面生活，這是我們唯一、最後的路，」小左說。他打算繼續在這裡工作10年，再靠自己能力找到棲身之處。
小靜人生後半場的家、讓小名跳脫與至親的矛盾、實現小左穩定工作的夢想⋯⋯這些因疾病而失去家庭、工作、人際的生命，從看似卑微的職業與平淡的日常中，重拾對於大部分人而言理所當然的一切，證明「身而為人」的尊嚴與價值。
落在制度化資源外，社區家園仍前景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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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玉里社區家園的例行家庭會議。（攝影／曾原信）
「其實他們現在在過一個很平常的生活，但是社會大眾有很多苛求，他們必須表現得比較好，很用力活著，證明可以在這裡。連開瓦斯煮飯，都會被質疑有沒有可以自己開伙的條件，」玉里榮院社工楊淑齡說。社區家園於2015年開辦之初，她就遠離故鄉到這裡擔任個管工作，猶如看不見的紐帶，連結家園住民們從醫療與職場，從生活到居住的大小疑難雜症。
對楊淑齡而言，這些在封閉醫院空間度過大半輩子、「機構化
指病人長久與社會隔離，病情及生活能力均退步，包括被動、退縮、服從權威及對醫院過度依賴。
」已久的「前院民」不只是「個案」，而是一起同行的「伙伴」。
她有時是噓寒問暖的媽媽，每週陪伴一同散步、打籃球、逛夜市，每月召開討論生活事務的家庭會議，或為了維持回鄉探親住民在家中的形象，檢查打包行李裡面的內褲是否有破洞，甚至替住民找到父親的墓，前往上香，填補病中無法盡人子義務的遺憾；有時又像裁判，嚴格執行住在家園裡的規則，在方案發展前期不定時抽查藥盤（中期後藉由自主管理與同儕互助，並引入護理師協助到家園進行衛教諮詢，個管則退為陪伴與提醒角色），並且不得不將症狀不穩的住民，送入急性病房。
更多的時候，她看見住民們展現同儕支持的力量。
某年一位住民罹患阿米巴痢疾，但無一人要其回到醫院隔離，大家一起分工進行飲食、飲水與環境的隔離與消毒。「我們沒辦法要求伙伴硬要把一個阿米巴痢疾的人留在家園，但沒有任何人說『不好意思，你要回醫院』，大家開始搬消毒水、配合衛生所到家裡衛教，每上一次廁所，都要全面消毒，是我還真的做不到，」楊淑齡表示。
然而，就在家園逐一開展，看似步向成熟的同時，瓶頸也在眼前。
即便玉里榮院的康家內，已有許多復健良好，有意願出來到社區居住的病友，但縣府的補助僅能維持現有規模。在當前台灣的環境下，強調同儕支持的社區家園猶如可疑的實驗，落在制度化的健保資源與社會福利之外，最多僅是地方政府一年一簽的專案補助。明年、後年會如何？無人知曉。離可持續發展的模式，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你知道我們可能快斷炊了嗎？現在福利制度裡面強調個人跟家屬責任，加上服務成效很難估量出來，地方政府的補助不可能源源不絕，」楊淑齡說，「只能說，我很開心他們聽到我摩托車聲的時候，不再是鳥獸散躲起來，已經有一雙拖鞋在門後預備；起碼他們現在看到我是會笑的，這就是我的力量來源。但是會不會哪一天，他們對我笑，我也沒有力氣呢？我也沒有把握。」
社區家園在台灣
隨著全球性人權議題及福利服務需求多元化趨勢，身心障礙者正常化居住與生活之概念倍受重視，國內傳統大型教養機構在服務型態及方式上也逐漸改變，為落實身心障礙者社區照顧，行政院「社會福利政策綱領」強調以居家式和社區式服務做為照顧身心障礙者的主要方式。
2004～2006年首度由中央研議規劃「成年心智障礙者社區居住與生活服務試辦計畫」，並自2007年度起納入內政部推展社會福利補助經費項目；法規部分，2007年《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修正公布後，「社區居住服務」已列入各地方政府法定應辦事項，並於2012年發布施行之《身心障礙者個人照顧服務辦法》中，明確訂定社區居住服務之對象、內容、方式、專業人力及空間配置等。
目前每年由中央（衛福部社家署）投注約2,800萬元，各地方政府社政單位平均挹注約3,000萬餘元經費布建社區居住服務資源，然而因各地方資源差異而有規模落差。根據社家署統計，由中央補助之家園佔約6成，其餘由地方政府補助相關團體辦理，玉里社區家園屬於後者。
社區居住服務使用者之障礙類別，以2018年度為例，智能障礙者72.5%為大宗，其次為精神障礙者占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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