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送中！反送中！」
6月10日凌晨，香港灣仔告士打道被大批年輕示威者佔領。面對遠處橫列數排、伺機而動的防暴警察，他們揮著臂，口號即使隔著口罩也喊得響亮。
告士打道東西行線共有6條行車道，是香港最繁忙的主要道路之一；時為半夜2點，車輛疏落，身穿黑衣、帶著口罩的青年從橫街跑出，站上告士打道，數人面向車輛駛來的方向雙手攤開，截住車輛去路，後方更多人隨即搬出路旁放著的鐵馬，迅速築起路障。
雙方按兵不動，前方數排示威者緊繃地盯著警員動向，但後面的示威者紛紛坐倒；從香港立法會大樓經海傍、到告士打道，他們一路築障，一路與警員對峙、被警員推擠驅趕至此，一夜下來，已經疲憊不堪。
不久，警員就再次展開圍捕。急就章築起的路障在防暴警察三扒兩撥之下，就被輕易拆除，持盾警員步步進逼，一擁而上將落單的示威者按倒在地，並揮棍驅趕上前欲拍攝拘捕情況的記者；走避不及的300多名示威者，被圍堵於告士打道旁的人行道。
香港警方最終拘捕19人，當中大部分為20歲上下者；而被圍堵的358人，則被搜查及抄錄個資（警方搜證後有機會將其正式拘捕），其中，超過8成的人年僅16至25歲，18歲以下者有24人。
從「和理非非」走向勇武派的抗爭者
「（抗爭）代價很大，身邊認識不少人都被捕、被起訴，監禁幾年以上，」22歲大學生阿正（化名）是被圍堵的358人之一，「但我們不會因此卻步，我做好了心理準備接受這樣的代價。」
「這一代年輕人實在積累了太多無力感，既然怎樣做都是無力、社會都會一直敗壞下去，倒不如豁出去。是以卵擊石，但有些事，一定要有人做。」
「（2014年）9月28日警察放催淚彈那次，我看著警察舉『速離否則開槍』旗，防暴隊舉著長槍指著我的頭。」當年只有中五（中學五年級）的阿正，積極參與雨傘運動的多次抗爭行動，在旺角的警民攻防之中被警棍打到頭破血流。
2014年，民眾為爭取普選（註）
香港《基本法》承諾香港將實行民主普選，但2014年北京人大頒佈決議，在選舉過程中加插「提名委員會」，讓親北京勢力得以「篩選」誰可以成為香港特首候選人，爭取無篩選普選的雨傘運動繼而爆發。
引爆「雨傘運動」，佔據了金鐘、旺角、銅鑼灣3個香港最繁忙的地段，留守共79日，卻爭取不到港府及北京的任何讓步。傘運無功而還的挫敗感，讓社會運動陷入低潮。
在傘運後期，部分示威者不甘「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港民間簡稱「和理非非」）的抗爭方式，無法逼使當局回應，醞釀出更加激進的行動。面對警員的盾牌和警棍，他們開始主動對警員還擊，甚至向警員擲物；一開始是水樽，後來演變成磚頭。
「泛民（香港泛民主派）和理非非了30年，有爭取到什麼嗎？」面對質疑，這是勇武抗爭者最常問的問題。
罪罰自旺角騷亂後加重，5、7年刑罰跑不掉
勇武派抗爭者的激進程度，到2016年2月的旺角騷亂中達至頂峰。2016年的農曆大年初一凌晨，青年為免除夕夜擺檔的熟食小販遭執法人員清場，與警方爆發衝突，演變成徹夜騷亂。示威者在旺角多處點火燒垃圾，並向警員擲磚、與防暴警埋身肉搏。
旺角街頭火光熊熊的畫面，震撼久已未見騷亂的香港社會。
港府對此亦毫不手軟，祭出港英殖民地時期設立的「暴動罪」，對40名示威者提控。暴動罪定義非常廣，被告即使沒有擲磚縱火，仍被處以極重刑罰。在騷亂中被捕的勇武派組織「本土民主前線」（簡稱本民前）時任發言人梁天琦，因「以膠桶擲向警長及用腳襲擊警長，又用木製卡板打向警長的背部」等行為被判暴動罪成，入獄6年，同案另一被告盧建民則因「向警方防線投擲物品及從地上拾起泥沙襲擊警方」等行為判刑7年。
本民前另一時任發言人黃台仰，則與成員李東昇一同棄保流亡，今年（2019）5月獲得德國庇護，成為政治難民；同被控以暴動罪的18歲少女李倩怡則流亡台灣，目前去向不明。其他「暴動罪」案件被告，大部分均被判刑3年以上。
在旺角騷亂前，港府通常以刑罰較輕的「非法集結」、「襲警」等罪名起訴示威者，刑期以月計，但自旺角一案後，「勇武抗爭」的刑事風險大大提升，暴動罪與5、7年刑罰的陰影揮之不去；而主張和平抗爭的「佔領中環」領袖亦被判處一年以上的刑罰，也令香港社會對抗爭與改變更感無力。
沉寂一時的香港社會運動，因政府強行推動修訂《逃犯條例》而再起波瀾。
適逢電影《復仇者聯盟：終局之戰》早前上映，港人均以「Endgame」形容香港當前的險境：雖然傘後5年，香港經歷過運動清場、議員參選資格及議席被褫奪、學術自由失守、抗爭者被判以重刑等大大小小的事件，但《逃犯條例》一旦修訂通過，香港與中國之間的法律屏障便全告失守，僅餘的自由無法保障，任何政治運動都有被引渡至中國受不公平審訊的風險，「一國兩制」將正式淪亡。
凌晨立法會外的游擊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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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9日衝擊香港立法會的示威民眾（非文中當事人）遭警方拖行逮捕。（攝影／AP Photo／Vincent Yu／達志影像）
6月9日，為抗議擬允許將港人引渡至中國的《逃犯條例》修訂，大批香港民眾上街遊行，主辦方稱參與人數多達103萬；然而遊行剛結束不久，港府就發聲明，不會擱置修法進程，法案將如期進行二讀，勢將在親中派把持的立法會通過。大批遊行後留駐立法會附近的示威者在凌晨零點發難，與警方爆發衝突。
「103萬人遊行，可以啟蒙不知政治為何物的千禧小孩，就像我還記得自己3、4歲時看到2003年七一大遊行，覺得50萬人上街很厲害，」阿正說，「但完事後大家就走，政府也不改立場，讓你上全世界頭條又怎樣？事態還是毫無寸進⋯⋯民陣（指「民間人權陣線」，堅持和平抗爭、主持遊行的組織）還說要包圍立法會要求對話，屌你老母，跟這個政權還有什麼好談的？」
在立法會大樓外的示威區，戴著口罩的示威者作勢衝向立法會大門，警員則出動警棍、胡椒噴霧驅散；示威者向警員擲物、將拒馬推向警員，防暴警衝前，將走在最前的示威者壓倒，部分人遭警員抓住頭髮拖行。
水瓶、鐵枝與胡椒噴霧在空中亂飛，場面混亂，但示威者並無散去，轉移陣地，迅速佔領了立法會對面的龍和道。
這群示威者沒有明顯領導，僅靠現場應變、網絡論壇及即時通訊群組互通消息，但行動起來亂中有序，彼此間都相當清楚行動目標：與警員打遊擊戰，盡量佔據道路，但不與警員持續衝突，及時散開，以不被捕被首要。
年輕人拼一生前途，與政府以死相搏
18歲的大一學生小茜（化名），也是午夜行動的參與者之一，但因折返取物資而逃過圍堵。她坦言，參與這樣的行動是在賭，賭人數夠多，自己被捕的機會就很小，「的確是僥倖心態。」
小茜透露，不同大學生之間曾商討是否有人可以成為「咪手」（持擴音器向民眾喊話的人），帶頭號召民眾行動；但面對動輒以年計的刑期威脅，沒有人願意擔當這樣的角色。她認為當晚稍早、大批示威民眾尚未散去的時分，勇武派喪失佔據另一主要幹道夏愨道（即2014年「雨傘運動」發生地）的機會，就是因為無人帶頭。
「但我不會怪別人⋯⋯我自己也不會敢帶頭衝。」
小茜說，自己可以接受吃催淚彈、被打、受傷，但對於以年計的判刑，始終有點卻步，「家人供書教學這麼多年，如果我要去坐幾年的牢，很對不起他們。我有點逃避去想，如果真的被抓、被告上法庭會怎樣，只能去想自己應該不會，我面對不到⋯⋯但感性上，我還是很想堅持。」
自言身經百戰的阿正，最終被警方登記資料，隨時會再被捕，但他倒顯得坦然。他總記著一名大學師兄因為抗爭行動被告，判刑前夜對他坦誠自己很驚慌，但覺得不能退縮，「你要為你自己做過的事負責，不能夠有全身而退的僥倖心理。」
阿正一直牢記這句話，所以對當日一接到網上消息就戴口罩想赴前線的學弟學妹，他曾警告他們，要三思自己能否承擔後果。結果他成功勸走了5、6個新生，但自己則未能及時離場。
令他最難忘的，是一同被圍堵的示威者臉上的表情。「我預期的是一群勇武派做炮灰，反正我們不同於政治人物，是無光環的爛頭卒，」阿正回憶，自己當時環視身周，見到的都明顯是沒有經驗的「素人」，「他們很擔心，用手機不斷看被捕後會如何的資訊。」
「全部人都一臉愁容，但都是很清澈的臉孔⋯⋯我22歲，在他們當中已經算是大的那批。」
「為什麼每一次都是這些年輕人，拼一生的前途與政府以死相搏？」
每一個人都有責任
告士打道行人路上一大群少年少女，年逾30的社運常客阿山（化名）是當中異數；雖不認同涉及武力的抗爭行為，但阿山沒有提早離開。
「在立法會時，我聽到有些年輕人說：終於等到這個機會出現啦！」阿山對少年少女們的衝勁印象深刻，「他們覺得有希望，覺得那一刻自己只要走出去，就會做到一些事。」
「（香港）每一個人都有責任⋯⋯你怎會捨得一班十幾歲的年輕人自己去（面對）？」
雖不認同，但阿山對社會的批評聲音亦不以為然，「我不想批判年輕人衝動。問心，其他香港人又是否真的知道應該怎樣做？大家都不知道面對這個政權可以做什麼。」
懷著「幫得了就幫」的心態，阿山決定留在現場，雖然他深知自己其實沒有任何事可以幫到他們；最後，阿山只能陪著其他年輕人一起，被圍在告士打道的行人路。被圍堵數小時後，阿山終獲放行；警員抄錄阿山的資料後，還加上一句：「玩到咁夜，夠皮啦。（鬧到這麼晚了，滿足了吧）」
在警員眼中，這群賭上前途的年輕人衝馬路、搶鐵馬，徹夜與防暴周旋，不過是「沒玩夠」。強撐了整整一夜後，阿正回到家中，支持政府的父母一看到他，就斥責他是暴徒。「我立即收拾，回了宿舍，」他說：「他們不向我道歉，我就不回去了。」
「就算香港死掉，我也要和她同歸於盡」
22歲的阿正即將畢業，他非常喜歡做本系的研究，本來的計畫是一路攻讀至博士，成為學者在大學任教；但綜觀香港各大院校近年針對異見教職員的態度，他知道曾經「搞事」的自己很難實現這個理想。
但他說，自己絕不會離開香港。
「回歸20年，港人不斷受政權打壓，自由不斷收窄，學生和有識之士想投身運動又被趕盡殺絕，這絕對是官逼民反；其他人說要移民，但錯的不是我們，為什麼要走的是我們？」
「回歸多年一路禮崩樂壞，普世價值一路消失，的確令人非常失望；但香港一日未變成中國大陸的一個普通城市，我們就要為她奮鬥到最後一刻。」
「我無論如何都不會移民。就算香港死撚咗，我都要同佢攬住一齊死。（就算香港死掉，我也要和她同歸於盡）」
記者問今年才18歲的小茜，如果沒有這一切，她希望自己有怎樣的未來？答案出奇簡單：「我想生活在一個有民主自由的地方，簡簡單單地生活，能夠給點家用讓家人有好的生活，有時間去去工作假期，這樣就很幸福。」
雨傘運動爆發時小茜13歲，因為想支持當時的大學生而到金鐘留守。當年的學界風起雲湧，有多達萬人罷課；但到她成為大學生的現在，不少大學卻連學生會內閣也組不齊全。
小茜身邊的同學，正在過著她理想中的簡單生活：不問政治，「什麼也不想理」。她這才發現，自己只是同代人中的少數。數日前到與中國邊境接壤的地區派發反送中遊行的單張（指傳單），看到那些地區的小學、中學生不少都以普通話閒聊，驚覺記憶中的「香港」消失得比想像中快太多。
「100萬人上街，最後什麼都沒有發生，政府當晚11點就說不會理我們，大家第二天繼續上班上學⋯⋯見到社會這麼絕望，已經不是我所熟悉的香港，便想試一試、賭一賭⋯⋯其實不是理性的決定。」
政府堅持立法會將於明（12）日如期審議修訂《逃犯條例》，更多行動已一觸即發，小茜與阿正均表明，會再次走出來參與。「實際上是沒可能，但無論如何都要騙一下自己，1、2%的機會也是有機會，」小茜說。
少年少女想問的是：有生之年會見到民主、自由的香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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