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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席捲亞洲的台式浪子與浪漫——獨立樂團唱出厭世代的微抵抗

當整座城市仍浸泡在雨季的燠熱潮溼,及週五夜的壅塞車流中,印尼雅加達市中心一座購物商場附設的立體停車場內,已經拉起迥然不同的夜色。
在爬滿通風管線的低矮天花板、停車格線、交通標示為背景的音樂舞台下,近千名印尼年輕男女正將自己扔向前方,他們的臂膀沾黏人群的汗水,在回音巨大混亂、充滿濃濃「underground(地下)」氣息的「另類車庫」中,踩踏節拍、隨著音樂搖擺起舞。
人群之中,一群14歲的印尼少年正親眼見到自己最愛的搖滾樂團登台演出。纖瘦、戴著漁夫帽的男孩佛顛.帕伏馬那(Valdean Pavmana)已經期待許久,他是這些少年間公認最「indie」
獨立樂團英文名稱為indie band。

的樂迷,去年整年他都為一個叫做「落日飛車」的台灣搖滾樂團瘋狂。佛顛和身旁眾人一樣,熟知「落日飛車」的每一首歌、每一句歌詞,以及每一個高潮來臨的轉折。他們跟著樂團主唱兼吉他手曾國宏大聲合唱。

落日飛車:風靡亞洲的台式英文情歌
2018年,落日飛車這支來自台北、6人編制,主打迷幻復古曲風、作品全部唱英語的搖滾樂團,在雅加達的首演便已令人印象深刻,當地樂迷形容他們「現場狂野、充滿活力、一票難求」,那場演出最終因為觀眾太激烈、舞台搖晃,而被迫提早結束。今年(2019)3月22日,落日飛車第二次受邀至雅加達,為一場4,000人規模的音樂節演出。
「我自己就是落日飛車的頭號粉絲,他們的音樂很吸引人、很有技巧,有老爵士樂、靈魂樂的味道,也有點像我們父親年代的歌,懷舊卻很urban(都會),音樂氛圍很chill(冷靜放鬆),我很享受其中,」這次邀請他們的中型音樂節「The Sounds Project」主辦人葛漢那.班優比魯(Gerhana Banyubiru)看中落日飛車的流行,首度邀請海外樂團參演。
這兩年,落日飛車的魅力在亞洲年輕樂迷間持續發酵。在全球音樂串流平台Spotify上,落日飛車每月活躍聽眾是台灣獨立樂團中人數最多的,且聽眾來源第一的城市,即是印尼雅加達(註)
第二至五名城市分別為美國洛杉磯、台灣台北、泰國曼谷、菲律賓馬尼拉。

。2018年,落日飛車在全世界進行了100多場的巡演,包含日本、韓國、泰國、印尼、中國、美國、歐洲多個城市,樂迷來自世界各地,影響力不僅限於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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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日飛車在印尼演唱會現場準備彩排。(攝影/林俞歡)

比起台灣主流歌手巡演多集中亞洲
根據報導,2018年周杰倫、張惠妹的巡演在亞洲城市分別佔了9成、8成。

,台灣的獨立樂團甚至走得更遠,他們不受收益、樂迷限制,更願意到不同地區演出。2019年,落日飛車預計擴大巡演規模,前往更多歐美城市演出,也將登上日本「富士搖滾音樂祭(Fuji Rock Festival)」,這個亞洲關注度最高、被稱為「所有玩樂團的人都想要登上的夢想舞台」。

資深音樂廣播主持人馬世芳2018年10月在部落格中如此寫道:「若你10年前告訴我,將有一支台灣獨立樂團,玩AOR(成人抒情搖滾)路線,全部唱英文歌詞,卻能橫掃中港日韓印尼,擴及歐美白人世界,一年唱100場巡演,包括大型音樂節的大舞台,打死我都不會相信這是真的。但是,落日飛車居然做到了。我以為,落日飛車這兩年征戰世界的經歷、累積的心法,意義不下於10多年前五月天率先建立了中國大型巡演的支援系統,這是替台灣同輩音樂人打開了另一條完全不一樣的路線。」
唱著英文,卻讓人覺得「特別亞洲」
在新北市板橋一間小咖啡店的二樓陽台,落日飛車主唱兼吉他手曾國宏戴著黑框眼鏡、鴨舌帽,像鄰家男孩,有著「宅酷宅酷」的人物設定。「我平常很喜歡看一些有的沒的,想一想事情,寫一寫歌,就是超級宅,」他說。
落日飛車其實不年輕,包含曾國宏在內,多數團員們都已年過30歲,玩團超過10年。
經過休團沉潛、團員各自活動,2016年落日飛車重組發行EP《金桔希子Jinji Kikko》,樂風從車庫搖滾轉向70年代成人抒情搖滾,透過網路,意外地開始收到來自世界的演出邀約。
這幾年,他們在歐美演出現場,台下清一色都是白人。「在泰國表演結束後,有人過來跟我們開玩笑說,他以為會看到一群很老的白人,沒想到是一群年輕的台灣人!」曾國宏笑說,雖然用英文寫歌,感覺和台灣脫節,但很多歐美聽眾卻告訴他,落日飛車音樂的細節和元素拼裝起來「特別亞洲」,有一種「在看日本動漫、王家衛電影的迷離感」,就像一艘大船即將開進充滿濃霧的東方港口。
「他們(樂迷)覺得好怪喔!(歌詞)都聽得懂,可是真的沒有人這樣唱英文歌,像是〈My Jinji〉,他們可能不知道Jinji是什麼,是一個名字?一個台灣團?我寫的歌對他們來說很有想像空間。Jinji是關於愛人、自己在乎的人,於是大家能把自己的故事放在裡面、產生認同,」曾國宏也指出,落日飛車其中一首歌〈I know you know I love you〉雖是十足的台式英文,歐美樂迷卻為這樣的文法與敘事著迷。
深受歐美搖滾樂影響的落日飛車,反攻西方搖滾樂發地;而如同落日飛車,走出去的新一代獨立樂團,同時也走進中國一線和二線的城市裡,成了酷的象徵。
茄子蛋:撩翻兩岸的台式浪子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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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一舉抱回金曲獎最佳新人獎、最佳台語專輯獎,茄子蛋是台灣近期人氣與創作極具爆發力的獨立樂團,更意外引起跨國共鳴。(攝影/林俞歡)

在中國某個小吃店裡,手機直播了一群男人的醉態及凌亂歌聲。他們操著不太標準的閩南語,接力合唱去年最火的一首台灣流行歌,「菸一支一支一支的點,酒一杯一杯一杯的乾!請你要體諒我~我酒量不好賣給我衝康!時間一天一天一天的走,汗一滴一滴一滴的流,有一天咱都老,帶某子逗陣~浪子回頭!」
這首台灣樂團茄子蛋的〈浪子回頭〉,是2018年獨立音樂圈最傳奇的故事,不僅紅遍台灣,更在中國掀起巨大流行。
〈浪子回頭〉MV從2017年上線,已在YouTube上累積超過6,600萬次點閱;中國年輕人流行的「抖音」上,同名話題被提及近5億次,不只年輕男女、選秀歌手爭相翻唱,還有中年大叔在微博感慨發文:「這首歌唱出多少人的心聲。」
即使聽眾有不同的詮釋,但〈浪子回頭〉真實吐露了茄子蛋主唱黃奇斌21歲時的迷惘不安。黃奇斌解釋,那年朋友們準備出社會,有人要考研究所,有人出國唸書,在得為自己人生做決定的時刻,繼續玩音樂總有些忐忑。
「那首歌的初衷就是跟朋友的約定,大家散了之後,可以帶著自己的家庭來聚聚,喝個酒、抽個菸⋯⋯,但我其實現在不喝酒也不抽菸了!」黃奇斌回憶,2013年從政治大學廣告學系畢業前夕,他在校園小型音樂節舞台上,和前團員們、台下混了4年的朋友們,最後一次合唱了〈浪子回頭〉。
包括黃奇斌在內,沒人能料到〈浪子回頭〉的爆紅。
但可以確定的是,這幾年中國聽眾心中,台灣樂團不再只有五月天、蘇打綠。中國大型音樂節裡,樂迷除了期待周杰倫、蔡依林,更想聽到一場草東沒有派對、落日飛車、茄子蛋、Deca Joins等台團的演出。走進中國二線城市Live house
小型音樂廳。

,演出名單長長一串是台灣樂團,有如置身台北。

觸動中國及東南亞的城市青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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茄子蛋在北京的演出。(照片提供/茄子蛋)

根據中國自媒體「灣灣獨立音樂速報」統計,2018年就有80組台灣獨立音樂人到中國巡演,跑得最勤的團,一年演出超過40場。在中國,台灣樂團一趟巡演至少7、8個城市起跳,最北到達哈爾濱、瀋陽,不少樂團創下場場售罄、一票難求的成績。
中國二三線城市與中產階級興起,不僅帶動90後青年的文化消費
根據「中國音樂產業報告」,2017年,中國現場娛樂消費58%由90後青年創造,其中95後就佔了20.6%。「90後」意指1990~1999年出生的人。

,也讓中小型音樂場景蓬勃發展。根據「2018中國音樂產業報告」,2017年中國Live house表演多達1.2萬場、票房收入為1.25億人民幣,較前一年成長30%,在所有展演類型中增長最快速。台灣獨立樂團紛紛前往中國演出,也因為登上當地選秀節目獲得更多媒體曝光。2018年,「傻子與白痴」樂團主唱蔡維澤拿下選秀節目「明日之子2」冠軍,打響了台灣樂團名號。

落日飛車在中國最出名的一場演出,是南京巡演時,一名女孩上台向喜歡的女孩告白,甜膩膩的過程被樂迷錄影上傳,在微博被轉發了上萬次,「愛情就是落日飛車」的稱號不脛而走。
不少樂評指出,落日飛車、Deca Joins、Angel Baby、The Fur.等台灣樂團共通出一種「台式新浪漫」風格:浪漫、軟綿、Chill(冷靜放鬆);落日飛車更被認為是台灣近年「City-pop
2010年後,City-pop在當代樂壇掀起巨大潮流,世界各地音樂人都對這個日本泡沫經濟時期輸出的流行音樂極感興趣。此樂風受到西洋音樂影響,音色時尚、旋律抓耳,大量描繪了日本80年代都會男女戀情及新興娛樂活動。

」復古樂風的代表樂團之一。

相較於歐美當代年輕人藉此樂風追憶逝去的、超現實的繁華年代,中國及東南亞新興國家的城市青年,則身處於City-pop樂曲所描繪的現實之中: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物質生活提升、各種娛樂消費接踵而至。
在印尼,落日飛車的歌迷來自新興中產階級,一張25萬印尼盾(約新台幣600元)的音樂節門票價格不斐
以印尼首都雅加達為例,法定每月最低基本工資為335萬盾(約新台幣7,790元)。印尼約有4成民眾生活在窮困中,他們的收入只游走在印尼政府設定的貧窮線(每人每月可支配所得33萬776印尼盾,約22.6美元)邊緣。

。「年輕人可以擁抱西方、亞洲、非洲的音樂,這樣的音樂場景是你在蘇哈托(Suharto)攬權的90年代所無法見到的,」前印尼滾石音樂雜誌記者文蒂.波蘭多(Wendi Purtranto)解釋。

但物質與消費主義過後,更是舉足無措與虛無。對當代年輕人來說,世界是「前人們都說過、也做過了」的擁擠與無處可走。
為什麼紅?寫出「厭世代」的無處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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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台灣獨立樂團的創作,切中亞洲年輕人與厭世代的心境,引起跨國共鳴。(攝影/林俞歡)

有中國評論認為,落日飛車和近年幾個較受關注的台灣樂團的流行,都呈現了兩岸青年對改變世界的無力感,一者是「掙扎後的疲憊」,一者則是「無法掙扎的困窘」,歌頌「小情小愛」的歌曲反而呈現一種「遠離政治,描述個人生命,既然什麼也做不了,那就寫出我什麼也不想做」的微弱抵抗。
流行音樂仍刻畫了社會特徵與文化精神。無論是草東沒有派對的厭世頹喪、茄子蛋的浪子情懷、落日飛車領軍的「台式新浪漫」,都表現兩岸及東亞年輕人的狀態,他們放棄文以載道、對世界高舉宣言式的對抗,而是回到個人生活之中。
曾國宏並未將自己貼上City-pop或這波「台式新浪漫」的標籤,他認為落日飛車的音樂風格難以定義。但在一則訪談中,他曾提過落日飛車的樂迷是「厭世世代的極端」,比起反抗,不如「徜徉在太宰治的酒池肉林中」,他們以不抵抗作為「抵抗」,拒絕一切形式的妥協。
於是,落日飛車的音樂雖然沒有直接傳遞對社會的不滿與厭倦,卻隱含了曾國宏和他同輩人所處的生存狀態:「我覺得台北有一種比較扁平的感覺,大家都很像,周遭的朋友們都有一個夢想:想當藝術家,或是一個音樂人。但大家看起來都一樣成功,也一樣失敗,經濟環境沒有很好,也絕對餓不死你,整個城市提供一種稍微舒適、但永遠無法突破困境的感覺。5年過了、10年過了,你的夢想還在那,但它沒有離你更近,也沒有離你更遠。我很希望把這個狀態,我認識的台北、這種氣質放在我的音樂裡。」
後唱片工業時代的DIY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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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團拍謝少年也在這幾年成立公司,2018年更接下高雄大港開唱音樂節的執行工作。(攝影/林俞歡)

這兩三年,包括草東沒有派對、茄子蛋、落日飛車、大象體操、拍謝少年等台灣樂團都選擇離開舒適圈。他們陸續成立公司,用自己的方式,玩一個樂團、做屬於他們自己的音樂,用「自己最喜歡的事」養活自己。
專長獨立音樂、媒體文化研究的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簡妙如指出,這是台灣流行音樂10年來最大的成就——在傳統唱片產業之外,這群在台灣各城市角落玩音樂的人,創造自己的音樂生產、商業機制與文化生活,建立了新興的獨立音樂場景。
簡妙如解釋,台灣早期獨立樂團仍寄望被唱片公司挖掘,2000年後主流唱片圈興起一波「樂團熱」,但這些風格、價值各異的樂團,透過唱片公司考量市場定位、銷售成本後重新定義、包裝後,往往失真,「唯一成功的只有五月天,」她說。
「如果去聽1998年角頭唱片出的合輯《ㄞ國歌曲》,裡面收錄五月天〈軋車〉,阿信的聲音根本是糊的、淹沒在樂器裡面,再聽他們在滾石出第一張專輯的〈軋車〉,就是主流唱片的作法,Vocal一定拉出來,讓你聽清楚怎麼唱,才能夠在KTV裡唱,」簡妙如解釋,五月天的成功,仍經過傳統唱片產業的品質校準以及行銷精算。
但如今,草東沒有派對已經證明了,獨立樂團不用花到過去唱片公司動輒百萬的製作費
據簡妙如研究,自1990年代以來,主流唱片公司的專輯製作費約200至500萬元,但獨立音樂一張專輯製作成本,大概只要10至20萬元便可完成,也有低於10萬元以下者。

,一樣能做出具品質、受到肯定的作品。「第一個成立公司的就是草東,他們申請到(文化部)補助30萬元,但他們把專輯做到很好,2015年他們在獨立音樂圈已經很紅了,專輯出來就銷售一空,賣超過3萬多張,完全比主流唱片好!」簡妙如說。

DIY一直是獨立樂團的重要態度。1995年野台開唱、2000年海洋音樂祭便要求樂團繳交音樂demo帶才能報名,訓練了樂團獨立於唱片產業之外的能力。2007年行政院新聞局(後納入文化部)更透過樂團出版補助政策,協助非主流的音樂錄製出版
文化部硬地音樂補助,分為錄製補助與行銷補助,前幾年補助金為30至50萬,而2017年則將補助項目再細分為3首歌的EP類,以及歌曲數6首歌以上的專輯類,其中EP補助上限20萬,專輯補助上限則是到80萬。

。據簡妙如研究調查,2007年台灣發行的主流華語唱片專輯是890張,2008年則是785張。但從2007年開始的樂團補助政策,每年都有約200個樂團提出申請,創作力驚人。

從玩團到創業,十年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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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風深受網路及全球化影響的大象體操,努力經營10年,走上「創業」路。(攝影/林俞歡)

政府補助支援下,這些樂團也迎來了他們的10年熟成。「從2007到2017年已經10年,他們有些人已經超過30歲,有一個關卡,以前他們有學生身分,一半打工、一半玩⋯⋯,現在這裡很多人決定創業,有人經營空間、獨立唱片行,比較闖出名號的團,他們發覺(自己)真的可以靠音樂維生,」簡妙如說。
「我覺得(成立公司)最大的好處就是,能夠跟家人交代自己在幹嘛,會讓你的家人知道,你現在好像是在創業,沒有領到很多錢也是正常的,」大象體操吉他手張凱翔說,做音樂常被認為是在玩,而非認真的工作。
玩數學搖滾
80年代後期萌芽的搖滾風格。曲風大多混合噪音搖滾、後搖滾、前衛搖滾、電子音樂等。其特點之一是編曲複雜,經常使用不規則停頓或開始、不自然節拍結構。一般搖滾樂都以4/4拍作歌曲結構,而數學搖滾則頻繁使用不對稱節拍,如7/8拍、11/8拍、13/8拍,並於歌曲中交錯換拍,讓聽眾有錯摸的詭異感覺。

、器樂搖滾的大象體操,確實「玩」得很較真。大學畢業後,兄妹檔吉他手張凱翔、貝斯手張凱婷跟鼓手涂嘉欽便搬回家鄉高雄,他們將外公的老房子改建為工作室,除了練團、錄製專輯,他們也一手攬下唱片發行、版權、巡演、宣傳、財物等大大小小的工作。隨著業務增加,各項支出都得開發票,大象體操決定成立公司,目前他們三人都成為領固定薪的「員工」。

大象體操的樂風深受網路及全球化影響,他們三人最喜歡的團是日本後搖滾樂團「toe」。藉由網路,他們也有了新的傳播空間,一首歌抵達他們想像不到的世界角落,並且產生共鳴。
「我們各種平台下面都會有人留言,像是你們為什麼不來孟加拉?」今年3月,大象體操在紐約、芝加哥、波士頓等近10個美國城市演出,而且門票場場售罄。前陣子他們去菲律賓音樂節演出時,發現當地樂迷竟會唱出他們樂器的旋律。
即使不斷笑稱自己是「怪團」,大象體操也憑藉其音樂實力,近兩三年在歐美日本累積了不少聽眾。
如今,即使再小眾的樂風,台灣的樂團都能在世界的角落,找到足以支持他們的樂迷。
新挑戰:沒有前例可循的未來
「沒有任何一個唱片公司可以做出搖滾樂、偉大的搖滾樂團,搖滾樂是這個時代的東西,是這個社會、城市裡的生活創造出來的價值觀和審美,形成了能量跟作品,」簡單生活節創辦人、現任「中子創新」執行長張培仁說。
2001年張培仁離開滾石唱片,2006年創立「StreetVoice(街聲)」,提供獨立音樂人將作品上傳分享的網路互動平台。2018年StreetVoice在台灣和中國的會員逼近百萬人,不只用戶數,上傳新歌曲的數量也成長驚人。張培仁認為,獨立音樂人正在產出好的作品,提供音樂產業復興的能量,並帶來一個轉捩點。此時,這些年輕的獨立音樂人都在面對沒有前例可循的未來,他們必須不斷與不同專業合作摸索,更確立自己的核心價值。
「玩一個樂團,不要說職業,講大一點,做為一個志業好了,做一件你喜歡做的事情,你想永遠的做,不是說永續經營,而是把你的生命奉獻在音樂裡面,本來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從雅加達回程台北的飛機上,曾國宏說自己仍會感到焦慮。音樂對他來說,從最純粹的事情,正變成一件最不純粹的事情,而且多數時候,已經漸漸變得不太好玩了。
樂團發展得愈具規模,愈顯得這些原由唱片公司專業分工的業務有多麽精細龐雜。落日飛車就曾經因為版權沒處理清楚,發生表演時必須「付錢買自己作品的演唱權」的狀況。近期,他們公司也多找了兩名律師專門負責相關業務。
務實過後,專注於「怎麼讓音樂更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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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團職業化後,迎面來自世界的聽眾、市場,得持續精進創作,同時務實地生存下去。(攝影/林俞歡)

這次演出,落日飛車只在雅加達停留了3天,飛回台北已是晚上,又得趕著搭高鐵去高雄的「大港開唱」音樂節演出。
「有幾次我真的在起床要趕飛機、洗澡的時候,都快哭出來,幹怎麼這麼累啊?真的太累了吧?但很累就會唱很爛,觀眾就會很直接地失望,自己該用什麼心態面對巡演?」曾國宏說,團員們都曾陷入一種存在的問題,明明在做以前以為很酷、很好玩、最喜歡的事,卻又感到疲乏,但只有過了那關,才會切換至更成熟、更全面的視角。
對落日飛車、或這一代台灣樂團來說,做音樂一直都是他們最熱愛、最好玩的事。音樂曾經無關商業,沒有金錢介入,沒有工作規範的該與不該,但如今,樂團職業化後,他們迎面來自世界的聽眾、市場,他們得持續精進創作,同時務實地生存下去。
「有一天,飛車繼續照這個步伐前進,可能也會像一個流行樂團。但流行的定義是,當很多人喜歡我們的時候,我們怎麼把我們認為美的、好的事情放在作品裡,扮演一個好的溝通。我不認為流行文化庸俗,(流行音樂)要玩得很有藝術性、很美,比任何一種藝術形式都高⋯⋯在這個過程裡,讓我們的音樂變得更有趣,還是更無聊,是我們接下來要面對的挑戰,」曾國宏說。
曾國宏已經不再是去「地下社會」
地下社會是台北歷史悠久的Live house之一,2012年因師大路居民抗議和法規問題歇業。

鬼混,隨便揪幾個朋友,可以馬上組一個新團的20歲男孩。他每天睡前都有一些要煩惱的功課,偶爾把最愛的德國哲學家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著作《文化工業》拿出來看;隔天,團員可能還是會睡過頭。

但他總有辦法找到他們家鑰匙,把幾個人挖起來,趕上一班航程漫長的飛機,飛往下一個舞台。
We’re feeling fine,
我們感覺很好
Just getting old.
只是在變老了
It has been fun,
一直以來這些都很好玩
Always been fun.
都很好玩
We’re dreaming home,
我們在想家了
Oh we’re getting lost.
喔,我們都迷失了

——落日飛車〈10-Year-Taipei(matured’17)〉(十年台北/2017熟成)

※本報導為《報導者》與自由亞洲電台(RFA)中文部共同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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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大家生活中也會冒險,多少人平常不走斑馬線?」正在海拔8,485公尺、世界第五高峰馬卡魯峰(Makalu)進行高度訓練的呂忠翰和張元植,行前接受《報導者》專訪時如此說道,「我們做好了準備後,爬這種山,其實比平常闖紅燈還安全,」呂忠翰補了一句。 世界頂尖冒險家都不是心臟大顆、而是比任何人都仔細小心,務實、負責是偉大冒險者的前提。今年奧斯卡最佳紀錄片《赤手登峰》(Free Solo),便記錄下無繩攀岩者艾力克斯・霍諾德(Alex Honnold)不靠繩索、以3小時56分締造徒手獨攀美國915公尺「酋長岩」(El Capitan)的世界紀錄。 鏡頭外,觀眾看得手汗、腳汗直流。艾力克斯熱衷的無繩攀岩曾遭受「招搖炫技」的質疑,但他認為,無繩獨攀是攀岩運動最純粹的表現。而他的挑戰並非建立在「無懼」,而是「認真」。他足足花了9年時間做準備,9年來,用繩索攀爬酋長岩超過50次,把每一塊岩石摸透、甚至把鬆動的岩塊搬移,才完成這項驚人的紀錄,把人類探險精神推向另一層高度。 啟蒙:全人教育引領入山 「人類文明就是建立在恐懼之後的嚮往,」社會文化觀察家、自己也熱愛登山的詹偉雄如此解析,人為了跨越恐懼,去做各種準備,才使文明得以進步,「冒險是人們生存的理由,讓人每天都活得跟前一天不同。」 冒險教育,卻是台灣社會和華人文化中,最缺乏的一塊。 36歲的呂忠翰和31歲的張元植,兩人都就讀台灣第一所體制外中學「全人實驗高級中學」,這所採混齡教學、每年都要攀登一座高山的學校,啟動了他們心底那塊探向未知、親近自然的按鈕。走進山林到攀爬高峰,成為「不必立志」卻理所當然的事。 「每個人都應該喜歡山、海,因為我們就是來自大自然啊。」小時候臉長得跟蘋果一樣紅潤飽滿、被阿公喚「令果」(「蘋果」台語發音)而有「果果」綽號的呂忠翰,在彰化鹿港鄉間被阿公、阿嬤帶大。野生野長、探尋自然的因子很早就被啟發,「從小每天不是爬樹、玩泥巴,就是抓魚抓蝦,從不覺得什麼地方是『野外』。」野外,就是他的室內。 每當有人問呂忠翰:「為什麼要爬山?」他就想反問:「為什麼不呢?」他認為,現在的教育體制把大自然剔掉了,讓人們忘了在山裡其實是很正常的事。 比起呂忠翰天生自然,張元植算是後天喚醒。標準「城巿孩子」的張元植,小學念的是私立薇閣國小,他總是不理解為何老師一直命令、要學生服從,...

塵封30年影像首度曝光:台灣記者在天安門廣場上的40天

編按 本文為《吼叫一九八九》攝影集自序,經作者謝三泰與允晨出版社授權刊登,副標題與文內小標為《報導者》編輯所加。 謝三泰為資深攝影記者,曾任職於《自立晚報》、《自立早報》、《黑白新聞週刊》、《新台灣週刊》、《勁報》。 以鏡頭記錄解嚴前後、520農民運動、國會全面改選、首屆民選總統、省市長等。 近年將焦點關注於庶民生活、勞工朋友、弱勢族群、環保等議題。 1989年4月17日,我從香港轉機抵達北京後,直接從機場驅車前往天安門廣場,從那天起,在廣場上見證了中國爭取民主沸騰的熱血和眼淚,也留下一個30年未完的任務。 Fill 1 Fill 1 4月17日,氣氛仍然和平的北京 身為中國官方首次核准的第一批台灣記者團成員,對這趟採訪是既興奮又忐忑。出發前,同年4月7日才剛經歷了鄭南榕為爭取言論自由不惜自焚的震撼,緊接著被任職的自立報系,指派前往北京採訪,掛念著自焚事件的後續,也還沒從失去好友的傷痛中平復,感覺不應在這時離開台灣,卻又不想放棄這難得的機會,心情很是掙扎。 這是我第一次到中國,此行主要有三項新聞任務,一是亞青杯體操賽、二是亞銀年會、三是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訪中。1989年亞銀年會是由當時的財政部長郭婉容領軍,彼時蘇聯尚未解體,戈巴契夫訪中可是件國際大事。出發前即獲知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胡耀邦過世,北京學生們自發性地在天安門廣場舉辦悼念活動,飛機一落地出關,等不及到飯店放下行李,馬上轉往天安門廣場,想在第一時間拍攝些畫面傳回台灣。那時廣場上的氣氛仍和平,學生們在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周遭放置花圈和輓聯,哀悼、讚揚被視為「改革派」的胡耀邦,同時要求加速中國的民主腳步。 那是個沒有網路通訊的年代,數位相機還未上市,為了這趟採訪任務,我扛了一整個「簡易暗房」上路,包括簡便的放大機、顯影藥水盆、暗袋、沖片罐,和加起來百餘卷的黑白、彩色和幻燈片三種不同的底片,最重要的,還有一台當時美國聯合通訊社(Associated Press, AP)獨家研發出的滾筒式相片傳真機。 我必須自己沖洗底片、沖印照片,再透過傳真機將照片傳回台灣,飯店房間裡的廁所就是我的暗房,光是一張5×7的相片,單色掃描傳真最短也要耗費上7分鐘,萬一中斷了,就得重頭再來過。每天都花很長時間傳照片回台灣,常引起飯店關切,尤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