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0週年前夕，流亡美國、今年57歲的伊利夏提受華人民主書院邀請，來台參加研討會。伊利夏提比吾爾開希大6歲，1989這個關鍵年分，他在新疆石河子職業教師學校教書，「一開始維吾爾人有些觀望，因為和我們沒有太大關係，學生來問我，我說反正不是壞事。吾爾開希的出現，讓學生從觀望變成積極參與，5、6月時烏魯木齊的大學生都出來聲援了。」
1980年代在中國是改革開放的年代，由開明派胡耀邦主政，自由敢言的風氣下，學潮不斷。在1985年，不必往東觀望，在新疆也有一場屬於維吾爾人的學生運動，12月12號在烏魯木齊，上萬名學生上街，提出的訴求包括在新疆舉行名副其實的民主選舉、停止核試驗
外界認為，中國自1964至1996年，長達32多年的時間在新疆的馬蘭基地進行核子試驗，基地軍人與周遭居民大量罹癌。
等訴求，涵蓋政治、人權、教育、環境。
1985年烏魯木齊學潮訴求
在新疆舉行名副其實的民主選舉
停止在新疆境內的核試驗
停止把新疆變成中國的重型勞改犯集中營和無計畫地移民
強烈要求在新疆執行真正意義上的民族自治法
取消正對穆斯林的計畫生育政策
確實發展少數民族的教育
停止在新疆境內的核試驗
停止把新疆變成中國的重型勞改犯集中營和無計畫地移民
強烈要求在新疆執行真正意義上的民族自治法
取消正對穆斯林的計畫生育政策
確實發展少數民族的教育
學潮持續了一星期，12月的烏魯木齊氣候嚴寒，旁觀的市民不忍學生受凍，紛紛送食物、保暖大衣來，很快地學生以外的一般人也加入遊行行列，發展成大規模的民主運動，和3年多後的八九學潮如出一轍，口號也雷同，皆要求政治上的民主改革。
東邊的八九給過希望，也是幻滅的開始
1985年，伊利夏提不是老師，還是學生。他1983年入學，在大連理工學院讀化工系。學校遠在東北，當時的通訊不發達，伊利夏提並不曉得在新疆發生的大事，直到12月底收聽自由亞洲電台（Radio Free Asia），聽到繼1212烏魯木齊學潮之後，在北京的中央民族大學，以及上海交通大學的維吾爾學生，紛紛出來遊行響應。
「我一聽到就『哇⋯⋯！』宿舍裡的人都很驚呀，這個我們居然不知道！播報一下就過去了，等了幾個小時再播一輪時我們把這消息錄下來。大連理工學院的維吾爾學生大約有200多人，我們到每個系、每間教室輪流播放，一天後就召集足夠人數，準備在大連遊行。」
孤懸於東北大連的這場學潮，因消息洩漏而胎死腹中，學校將大門鎖起來，不准學生進出，遊行只能草草在校園中舉行。北京教育局派來官員與學生溝通，學生準備了很多資料，特別是和自己所學相關，停止在新疆核試驗的訴求。
參加學運的伊利夏提當時沒被怎麼為難，只是暗中被點了記號。1988年他大學畢業，回新疆石河子教書。1989年爆發學潮，吾爾開希等學生領袖與中共官員會面隔兩天，李鵬在5月20號宣布北京進入戒嚴，急轉直下來到6月初的鎮壓。
伊利夏提說，「八九給過希望，也是幻滅的開始。維吾爾人知道如果把希望放在這塊土地上，沒有任何未來。六四之後柏林圍牆倒塌，1991年蘇聯解體，哈薩克、烏茲別克等民族紛紛獨立，中亞民族和維吾爾人有著血緣關係，我們往西邊反而看到希望。」
一位維吾爾作家說：「從西邊來的都是文明、新的科技文化，從東邊來的只有飢荒、戰亂。」東方帶來的恆常是災禍，國民政府時期，軍閥盛世才統領新疆，搜刮礦物、石油等資源，並大舉屠殺維吾爾知識分子。共和國成立後，新疆在1955年劃為自治區，1960年代文革開始，清真寺遭破壞、古蘭經被燒毀、紅衛兵強迫當地人將豬隻圈養於宗教聖地（在伊斯蘭文化中，豬為不潔的象徵）。
即使是「新疆」這個稱謂，都帶著東方征服者的觀點，新疆意謂「新的疆土」，此名稱可溯源至清朝時期，乾隆並把最大的集市取名「迪化」，啟迪教化之義。迪化後來改名為烏魯木齊，在蒙古語裡是「優美的牧場」。無論新疆或西域，都無法概括中亞沙漠草原的突厥游牧民族。19世紀有個突厥學者主張，塔里木盆地（新疆南部）的民族為「東突厥斯坦」，與「西突厥斯坦」（大致相當於今烏茲別克、哈薩克、塔吉克、吉爾吉斯與土庫曼等中亞區域）同文同種，共用同一種由阿拉伯文簡化而來的古突厥文。在1933與1944年，維吾爾人曾發起兩次獨立運動，短暫成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
掉落縫隙的一整代後天文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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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維吾爾協會主席伊利夏提・哈桑・柯克博爾（Ilshat Hassan Kokbore）在台北的書店找書。（攝影／吳逸驊）
出生於1962年的伊利夏提，童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度過，印象最深的是大批燒書。伊利夏提的爺爺有許多由古突厥文寫成的書，藏在果園或牆根下，免於焚書命運。爺爺總是等夜深人靜後，把窗戶用棉被捂嚴實，在煤油燈下偷讀禁書。
伊利夏提受爺爺影響，也是個書痴。來台北開會期間，採訪邀約滿檔，他硬擠出一個小時的空檔去逛台師大附近的舊書店。2003年流亡出來後，伊利夏提最遺憾的是走得匆忙，沒辦法把更多爺爺珍貴的古書帶出來。此種古突厥文，維吾爾人稱為「老文字」，在文革期間，中共將老文字廢除，另外發明「新文字」，新文字用了十多年，到1980年代在維吾爾人抗議下才取消，又恢復成有一千多年歷史的老文字。
文革十年受教育的一代人，在新舊文字轉換中無所適從，伊利夏提說：「等於把一代人都廢掉了。」伊利夏提因為想讀懂爺爺的藏書，到掃盲班學習老文字，他如飢似渴地閱讀，重新認識中共黨史建構外的維吾爾歷史。並非每個人都像他有著強烈學習動機，伊利夏提的同代人很多成為後天的文盲，「這些人做不了太好的工作，只能待在社會的底層；家裡條件好一點的維吾爾人，還可以補回來，但很多人忙於生計，根本沒機會。我認為這是文革對少數民族帶來的災難，不只維吾爾人，哈薩克人的文字也改了，這不只是階級鬥爭，還包括文化清洗。」
一整代人卡在粗暴文化政策所形成的縫隙裡。耕地的維吾爾農人看不懂化肥上的中文，以及說明書上的老文字，致使產量大減。1980年代以後，當局鼓勵漢人大量移民新疆，提供各種優惠政策，漢人因為族群以及語言優勢，在經濟上迅速發展，和維吾爾人的各種差距拉大，逐漸埋下1997年伊寧事件
警方鎮壓維吾爾人的遊行抗議活動，有許多被拘捕的維吾爾人在戶外被凍死，造成300多人死亡。
、2009年烏魯木齊事件
一場維吾爾人遊行在警方鎮壓後，演變成嚴重的族群衝突，造成近200人死亡，事後烏魯木齊的通訊網絡遭到封鎖，長達一年 。
，維、漢之間劇烈衝突的導火線。
野蠻的刻板印象加上恐怖分子標籤
伊利夏提說得一口字正腔圓的北京話，這在維吾爾人中不常見。童年時期，父母為了他將來的發展，從邊境的伊犁搬遷到接近甘肅的哈密，去漢人學校讀書。學校裡只有他一個維吾爾人，歧視無所不在，同學會把豬肉包子丟在他桌上，他向老師反應，老師答：「你為啥不吃豬肉？同學就只是跟你開個玩笑嘛，豬肉包子好吃呀，吃一個沒事。」同學還時常找他打架，因為聽說維吾爾人特別野蠻。「政府不斷對漢人移民講，維吾爾人野蠻落後，我們（漢人）是來開化他們。漢人一直被灌輸這種觀念，對維吾爾人有很多刻板印象。」
2001年美國發生911事件後，10月，中國宣布自己也是恐怖主義的受害者，利用國際反恐趨勢，將維吾爾追求民族自治的獨立運動與恐怖主義勾連。在中國的警告之下，美國以「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Eastern Turkistan Islamic Movement, ETIM）與賓拉登有聯繫為由，將它列為恐怖組織。
在原本的刻板印象上，維吾爾人又被貼上恐怖分子的標籤，人人得而誅之。2004年11月，已流亡至馬來西亞的伊利夏提，從妹妹口中得知噩耗：家中排行最小的弟弟在餐廳被一群漢人兵團用刀子捅死，只因漢人叫他讓座，弟弟爭辯了幾句。從來沒什麼深仇大恨，只因口角細故而起。
2002年底，伊利夏提在公安局工作的朋友來通風報信，說追求民族自治的他是石河子拘捕名單上的第一位，不趕快離開的話會有人身危險。伊利夏提花了兩萬人民幣弄來一本假護照，在2003年11月離開中國。走得匆忙且隱蔽，離開之前，他與家人道別，獨漏了弟弟，「當時我想弟弟是家裡最小的，我流亡出來，有心理準備十幾二十年回不去，我想著當我能回去，即使是30年後，其他家人老了病了，他還是能出來接我的。從來沒想到他會被殺，他死的時候才26歲。」
2006年，聯合國難民署批准通過，伊利夏提來到美國安置，當初拿的假護照，上頭名字是Ilshat XXX，姓氏彷彿打了三個大叉，將過去一筆勾銷，從頭開始。他一開始在工廠打工、在星巴克當服務生、pizza店送外賣。2007年底，伊利夏提接受電腦技術基本培訓，結訓後被一間大公司錄用，從辦公室助理升職到資訊工程師，一路這麼過來。
伊利夏提前半生所學的化工，是在中國計畫經濟下，被迫選擇的出路；後半生所學的資工，是在異國的謀生技能。他怎麼也沒想到，當自己變成資訊工程師，科技的進步反而成了中共數位監控的幫兇，大數據、人臉辨識、生物科技監控，在新疆成了首要的試驗場。
再教育營是「種族滅絕」還是「人權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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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夏提閱讀大量納粹的文獻書籍，似乎從中看到維吾爾人的命運讖言。（攝影／吳逸驊）
我問伊利夏提，怎麼看這幾年中國發展數位極權，每況愈下、侵犯人權的底線？
他琢磨起「侵犯人權」這四個字，反問我，新疆維吾爾人目前的狀況，是「人權危機」？還是「種族滅絕」？
2018年9月，烏魯木齊旅遊局突然在網路上公告，停售10月22號以後進出新疆的火車票。外界推測，列車被用作將維吾爾人運往「再教育營」的祕密用途。同樣在2018年，聯合國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CERD）證實，有100萬維吾爾人被拘留，200萬人在集中營裡接受「再教育」。2019年5月，英國猶太人權組織在《世界人權宣言》70週年呼籲「Never Again」，指出囚禁維吾爾人的集中營，是二戰以來第十次的種族滅絕慘劇，「我們可以選擇視而不見，但我們不能說我們不知情。」
對外，中共否認集中營的指控，說這1,200座營區是「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然而職訓營的採購清單中包括2,000多把警棍、1,000多副手銬，以及刑求用的電擊棒、老虎凳等。
粉飾以再教育營或職訓營，都像極1940年代納粹統治下的歐洲。新疆的面積相當於一個西歐，同樣是以鐵路運送在歐洲各地的猶太人到波蘭的滅絕營，一開始並不這麼叫，當時也有個好聽的名字，叫勞動營。
從前伊利夏提嗜讀二次大戰時期的納粹歷史，廣為蒐羅大屠殺書籍，想也想不到，一介書痴的業餘興趣，卻映照了自己、家人、整個民族的命運，過往在書中看到的黑暗，像無數個殘忍的讖言。
從2016年中共在新疆開始建造集中營開始，如今閱讀這些二戰歐洲、前南斯拉夫、盧安達、柬埔寨的大屠殺書籍，伊利夏提的感受大不如前，像是強迫自己張大眼盯著親人的受刑——2014年他妹妹被捕，2015年80歲獨居的老母親要他不要再打電話來，從此電話成了空號，「我不知道母親在集中營裡還是死了，一旦聽到集中營的強姦酷刑，我就想到我妹妹是不是正在經歷這一切？我看過《辛德勒名單》，有一幕是一個紅衣小女孩走在一群猶太人屍體中，我腦海裡總是這個畫面，那會不會是我哪一個妹妹的孩子？也在同樣的場景裡，這種想像非常折磨人。」
納粹史書痴，對「最後解決方案」悲觀
伊利夏提的大屠殺書單中，其中一本是美國社會學家麥可・曼（Michael Mann）的《民主的陰暗面：解釋種族清洗》（The dark side of democracy：explaining ethnic cleansing），書中分析了亞美尼亞、納粹、南斯拉夫、盧安達的案例，得出一個結論：「蓄意謀殺性的種族清洗，極少是加害者的初衷，甚至連希特勒也沒有這麼做。」
伊利夏提說：「一般獨裁專制政權，從來一開始的目的並沒有要把這個民族全部殺死，但是清洗政策最終必然帶著慣性，會導致肉體的消滅。在國際輿論的壓力下，我聽說中共內部有人想放人，但是有官員反對，說這些人在裡面一年多遭受酷刑非人待遇，他們出來以後會不會想報仇？放了，他們怕出現更大的麻煩，但長期關押的代價已經出現，這麼多人關押，看守需要錢，聽說有些單位已發不出工資。這種情況會變得放也放不了，關押也關押不下去，最後就會出現大屠殺，屠殺似乎是一種必然的結果。」
「從七五
指2009年7月5號的烏魯木齊事件。
之後，中共把維吾爾人當敵人，要進行『最後解決』的目標。之前在文化上，它還有耐心要慢慢同化；七五之後它就沒耐心了，要趕快解決。」伊利夏提使用了「最後解決」這個詞，這並非一個中性詞彙——在1942年，納粹軍官在柏林萬湖開會，討論猶太人的最後解決方案（The Final Solution）。在此之前，曾有把猶太人驅逐出境、送到馬達加斯加島的其他可能；在此之後，說得隱晦的「最後解決」只通往一條路：滅絕營裡的毒氣室。
警鐘早已敲響，伊利夏提說維吾爾人正在經歷的，「現在不是開端，而是直接進入那個部分。」
以歷史為鑑，卻不得不悲觀，國際間對於正在發生的種族清洗的反應，總是慢半拍，消融在大國為自身利益眼不見為淨的冷漠中，以及淹沒在日益碎片化的訊息海底。「通常在大屠殺結束之後才有反應，才去蓋紀念館。我不希望在未來，不管是在華盛頓還是什麼地方，出現維吾爾大屠殺紀念館，那裏面直接就是我的親人、朋友、同事，就算不是我的親友，我也不希望任何一個人，任何一個民族經歷這些。」
他在書中讀到，二戰時期一個英國猶太人，蒐集納粹集中營情況，發現在波蘭華沙的猶太人，正大批從猶太人隔離區送往奧茲維辛毒氣室。他向美國國務院提出警告，要求轟炸波蘭的鐵路，阻止大規模屠殺，美國卻覺得還不是時候，要先解決二戰打敗德國，拒絕他的要求。他非常失望，服毒自殺，遺書裡寫著：「希望我的死能使世界警醒。」
「說實話，去年有段時間，我覺得這個世界對我來說，已經沒有啥意義了。我已經活夠，沒有夢想了。我只想著哪天能不能聽到母親、妹妹的聲音，就算她們哭，我也想聽一聽她們的哭聲。我處在精神崩潰的邊緣，但我不會去自殺，我還有一個5歲的女兒，還要繼續發聲來阻止這件事。」伊利夏提說著說著哽咽起來，5歲的女兒是他在美國再婚所生，出生落地就是美國人，「自由」如無所不在的空氣，隨手可得。
前些日子伊利夏提到幼兒園接女兒回家，一段對話如下：
「爸爸我有爺爺奶奶嗎？」
「妳有。」
「我有堂兄弟姊妹嗎？」
「妳有。」
「為什麼同學有爺爺奶奶來接，而我沒有？」
「爺爺奶奶住在很遠的地方。」
「爸爸我能給爺爺奶奶打電話嗎？我想和他們說話。」
對話在這裡停止，繼續不下去，聽著童言童語，握著方向盤的父親心裡正翻騰著，要怎麼對一個出生在自由國度的5歲小女孩說明家鄉的監控、失蹤、關押、集中營，那超出一切文明總和，無法以任何語言表述的大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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