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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最前線到大後方,那些撐故鄉的在台港人

6月16日傍晚的台北,《海闊天空》合唱結束後,在立法院前集會聲援香港反送中遊行的群眾排隊走向舞台,獻上手中的白色花朵與紙鶴。這份哀悼,是追思前一天在香港金鐘訴求撤回《逃犯條例》(又稱《送中條例》)修訂,墜樓身亡的梁姓男子。 獻花民眾排成長列,主辦單位估計,這場在台北的集會有超過1萬人到場。舞台一側的直播大螢幕上,香港破紀錄的「黑色大遊行」正達高潮,空拍畫面裡的200萬人看不到盡頭。 集會主辦者 這場集會由在台香港學生及畢業生逃犯條例關注組、台灣公民陣線、台灣青年民主協會TYAD共同主辦。 之一、「在台香港學生及畢業生逃犯條例關注組」發起人何泳彤與港生夥伴站在台上,看著聲援民眾揮動的「代他走下去」(意指梁男)手舉牌,眼淚不斷滑落。 「林鄭(月娥)用緩兵計暫緩 16日晚間,港府宣布停止修訂《逃犯條例》,無重啟時間表,但迄今並未撤回《逃犯條例》。 《逃犯條例》,我們以為這場集會頂多來2,000人,想不到這麼多,」何泳彤在集會結束後受訪,眼眶依舊泛紅,「謝謝台灣,謝謝很多人。」 雖曾在2012年的反國教、2014年的雨傘運動中上街頭,何泳彤形容自己當時只是「路人」。她向來不是站在第一線的領導者,更不曾想過自己會在台上主持集會,對著萬人說話。 這一切,始於3週前的一份Google表單。 不想成效,是想能做多少 Fill 1 參與台灣「撐香港,反送中」集會的群眾,低頭為6月15日在香港金鐘墜樓的梁姓男子默哀。(攝影/許𦱀倩) 在中國文化大學念哲學與美術的何泳彤,因為喜歡台灣的藝文氛圍選擇來台念書。她在香港主權移交中國的1997年出生,經歷北京慢慢收緊對香港控制的過程。她發現愈來愈多媒體為中國喉舌,書店逐漸看不到與六四、港獨相關書籍,中國意識型態滲透教科書,民選議員被DQ(Disqualify,被取消資格),她感受香港人的自由正如溫水煮蛙般消逝。 她擔憂的是浸在升溫熱水中而不自知的人們。「我在台灣的鄰居就是香港人,問他要不要研究一下《逃犯條例》,他說自己已經很久不管事了,我相信很多人有這種心態。」 隱私與安全度高的Telegram是香港人常用的通訊軟體,在台港生也有自己的Telegram與Facebook群組。5月底,條例將進入二讀的消息傳出,群組的對話框,一下子湧入對香港政府...

【投書】生命的障礙賽——精障者返家之路,陷落在醫療與社區斷層

身為心理衛生專科社會 工作 師,我在學生時期從事過庇護工場、工作坊、精神障礙者重殘照顧中心的職代社工,之後參與台灣精障會所的籌備與運作;此外,我也曾投入第一批居家訪視精神障礙者的關懷訪視員,在社區工作的過程中,深刻地體會精神障礙者生活的辛苦與勇氣、成就與快樂、汙名與壓迫。 有感於台灣精神障礙者的生活環境與醫院密不可分,因此在之後的生涯中,我選擇前往醫院精神科擔任社工師,希望能夠在醫療端努力,某種程度上將失去的社會連結與生病後的個案重新共構起來。然而,在這10年中,我體驗到醫療與社區的斷裂,並非來自於個人或是機構單一的原因,而是整個精神醫療體制(衛政與社政)的設計不良,所以接續選擇就讀衛生福利研究所,希望能夠透過發現問題、追尋答案的歷程,找到有效改變體制的方法。 精神障礙者的社會性陷落 我們每個人,或多、或少都在回家的路上。 ——《社工實務工作田野筆記》 精神障礙者,在罹患精神疾病之後,就開展了與疾病共生共存的歷程,對於自我的存在開始懷疑恐懼,原先人生的想像天翻地覆地轉變。跌跌撞撞地進入「正統」醫療體系之後,精神疾病診斷這件衣服從此就穿在了身上,有些時候覺得被標籤化、汙名化,有些時候也覺得安心,彷彿終於找到了一種方式,來回應與解釋自己的遭遇。 精神障礙者在生病之後,面對的是一連串「社會性的陷落」:人際關係維持不易、工作機會缺乏、社會參與的歧視,以及居住環境設計僵化並缺乏想像。而探究這樣的社會性陷落產生原因,除了社會對於精神疾病的認知偏誤之外,在台灣過度由醫療主導精神障礙者康復歷程的服務設計,造成了病人重複住院的「旋轉門現象」 精神疾病復發率高,若社區內缺乏資源,患者出院回家後,只能待在家裡,無法得到專業幫助,就有可能再度發病、入院,導致陷入「住院、回家、再度發病、入院」的循環中,稱為旋轉門現象。 (Revolving Door Phenomena) ,以及長時間待在以健保為主的照顧體系,也限縮了精神障礙者的選擇權力與對於社會生活的想像。 我們都是好人,不知道為什麼事情會變成這樣子,老天爺到底要我們學什麼? ——公視電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 然而,社會性陷落作為醫療主導的服務模式的副作用,其實並非個別成員所刻意造成。任何正式服務發展之初,都是為了減輕精神疾病所帶來的影響。政府官員有鑑於精神醫療的不足,積極地拓展、開放精神醫...

我想有個家——精神病患入住台北洲美社區家園風波

「我還滿會哭的,大概也跟應思聰 公視戲劇《我們與惡的距離》角色,罹患思覺失調症。 一樣,一直聽到有人在罵我、覺得很煩很煩,抓狂發瘋,有一陣子會很崩潰。那時大學班導說我很好,不會去攻擊別人,只會一直哭、一直哭,」在客廳陪著剛下班回家的室友再看一遍之前最夯的《我們與惡的距離》時,水草(化名)這樣說。社工在影音平台上剛買下全套,她2、3天就將10集全數看完。 大學時期水草因課業因素以及目睹有人在教室旁跳樓自殺,導致莫名心理壓力,開始聽到責備的聲音並出現被害妄想,感覺被監視器包圍,幾乎無法睡覺。第一次住進精神病房時,她被告知罹患精神分裂症,出院不久,這個連自己不知道是什麼意思的病,又改名為思覺失調。5、6年來住院5次以上的她,也從被人家說怪怪的、搞不清楚發生什麼事,到辨識出每每經過學校,常聽見的嘲笑聲音是「幻聽」,在藥物的控制下,聲音已經少很多。 儘管家人希望繼續住在家裡就好,但看著過往同學朋友紛紛 工作 成家,今年20多歲、科大會計系畢業的水草也感到壓力,想要嘗試自己獨立,申請住進這間40多坪整潔寬敞的公寓:「金南社區家園」,和其他4位同樣有精神或智能障礙的室友同住,學習建立生活習慣,並積極找到第一份生病以來的全職工作:百貨公司外包清潔工。雖然做不到兩個月就因體力不濟離職 據衛福部2018年3月發表的《105年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及需求調查報告》統計與分析,慢性精神病患在工作職場上遇到的困境普遍較其他障別高,包括未達半年短期就業的次數4.74次最高(身障者平均次數為3.35次 ),求職遇到不平等對待比率50.36%最高,「體力無法勝任」及「工作負荷重」比率也高於其他障礙類別者。 ,她仍努力維持正常的生活作息,白天去社區復健中心從事一些基本手工。 「住家園我才知道,自己的習慣差到爆,很多生活常識都不知道,像我出門都沒鎖門,也不會打掃家裡;以前常迷路,我們一起製作地圖,更清楚附近常去的地點在哪裡、怎麼走。我喜歡家園的生活,有教保員協助一起面對自己的困難,是我們最重要的傾聽者,尤其是幻聽一直在旁邊攻擊我的時候,」水草說。 機構照護模式外,社區自立生活的選擇 Fill 1 金南社區家園的住民已與周邊建立起共生關係。(攝影/曾原信) 「社區家園」提供身心障礙者在機構與家庭之外,練習自立生活並在同儕支持中融入社區環...

從「公辦龍發堂」到共融桃花源——玉里社區家園啟示錄

結束早市菜攤的 工作 ,小名(化名)牽著腳踏車穿過小鎮的中心地帶,到協天宮 花蓮重要的民間信仰中心,與東部的開發史密不可分。清領時期「開山撫番」政策下,上千士兵翻山越嶺開闢八通關古道,從西部的林圯埔(今南投竹山)穿越中央山脈來到東部的璞石閣(今花蓮玉里),在後山的蠻荒中瘟疫肆虐,由總兵吳光亮設立,奉祀關聖帝君以求消災解厄。 向關聖帝君上香,祈求平安健康。從小他就隨家人來此拜拜,跟這間廟很親近,連赴台南就讀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時,都選擇廟宇修復作為論文主題。 百年來歷經多次擴建後的華麗廟宇,綿延不絕的香火像是永恆般,刻印在這個人口外移而日漸沒落的小鎮中間。十幾年前父親過世時,從外地回來奔喪的小名,在這裡第一次聽見「神明」的聲音,不停磕頭中,他的個人生命也被永遠扭轉。 「很多不同的聲音出現,警告說有人要殺我、對我有什麼企圖、電腦的資料被竊取、東西不能吃等等,好像什麼事情都跟我有關;晚上又來跟我聊天,譬如看書看到一段話會跟我討論,或是教我怎麼煮麵,很有趣,就好像有一個人陪伴著,變得很渴望聽到。」小名談到他一開始出現幻聽的情形,即便當時研究所學分都修完了,症狀干擾下卻無法完成論文,休學後情況卻愈來愈嚴重,時而與家人甚至路人發生衝突,多次被送到當時的台北市立療養院(現為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 篤信耶和華見證人的姊姊認為他自言自語是在跟邪靈溝通,不需住院,而要信靠真正的神——耶和華,把小名到各地廟宇參拜時拿的符以及佛卡全數燒毀,將其接回玉里照顧,安排參加教會活動、讀聖經以及耶和華見證人出版的刊物《守望臺》。然而回鄉不久,他就因為攻擊路人被強制送醫。 「有天我走到住家旁邊的公園跟幻聽聊天,結果3個婦人就在那邊指指點點,幻聽出現說,『大家認為女生不能打、不能罵,用性別來欺負你,這個要教訓』,我住過院有病識感,以前可能會直接聽他的攻擊人,這次我拒絕,但是幻聽很厲害的是幾乎可以控制你!一股力量讓我過去踹了她們一腳,對方倒地,被警察帶走時我並無反抗,只想完了,好不容易從北市療回來玉里,又要進醫院了,」小名說。 他被送到的醫院,離家只要步行10分鐘、騎車3分鐘,是全台最大規模收治慢性精神病患的機構:台北榮民總醫院玉里分院(玉里榮院),從最高峰四、五千到目前約有兩千床位,即使放在全世界,也是極為罕有的尺度。 愚人船寓言,在20世紀的玉里重現...

走入遊行的「港漂」說:參與運動承擔的恐懼,是你們無法想像的

2017年,港府曾公布一組數字:從97年香港回歸至2016年底,香港共有150萬來自中國的新移民。這群人有的稱他們為「港漂」,而他們不知為何安放自己,是香港人?是中國人?有的則稱自己是香港的新移民。而他們在反送中運動裡也有角色。 《報導者》採訪了「一群在港大陸新移民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聯署聲明」的發起人唐列俠(化名),她冒著風險第一次受訪媒體採訪。她說,之所以發起連署,是基於無處安放的歸屬感。 只是,其他人根本無法想像他們參與連署或反送中活動的成本,因為一旦被登記了身分,可能面臨從此流亡與家人隔絕的命運。 對港漂來說,這是一份怎麼樣如影隨形的恐懼? 「我留在這裡,因為覺得法制和自由更重要」 6月12日的中午,張子鴿(化名)到達金鐘佔領現場,與兩個女伴會合。張子鴿會講帶口音的廣東話,兩個女伴則幾乎不會講,她們互相之間以普通話交流。張子鴿前一晚上考慮了很久,最終沒有穿黑色衣服,因為不想向外界明顯地強調自己是示威者,怕被盯上。 她們三個在示威區各處走走看看,主要留在安全的地方,中間遇到人群向後方傳話,索要物資,她們就模仿前面那些香港人的粵語發音,向外面大聲喊:「生理鹽水!」、「長遮!(長傘)」把信息向後面傳遞下去。 她們都是來香港讀書的中國學生(在香港語境稱內地生),然後留在這裡 工作 。 那個週日(6月9日),香港爆發了規模罕見的大遊行,反對《逃犯條例》的修訂。而就在遊行即將結束的當晚11點左右,特首林鄭月娥發表聲明,表示12日立法會會議對條例的二讀會如期進行。於是11日晚上,市民開始包圍立法會;12日早上8點,人群將金鐘立法會一帶的前後幾條街道佔領了。 在集會現場,她們三個商量自己能夠做什麼。肯定當不了前線的防守者。於是她們決定做見證者,希望能夠記下現場發生的所有事情。 張子鴿說,父母送她來香港,本身是希望她來一個不需要看人臉色、沒有潛規則、有法制的體系下生活。「來香港的一刻起,他們就打算讓我拿永久居民身分證。為了拿永居,我也犧牲了很多的可能性:我也不能再出國讀書,而且我是做技術的人,回國機會更多。但我留在這裡,就是因為權衡之下,覺得法制和自由更重要。」 「所以我生活在這裡,是為了得到一張能讓我免於恐懼、有基本自由的身分證。這個身分對我來說很重要。而《逃犯條例》會把我7年來爭取的東西全部抹掉。我不能忍...

黎巴嫩Shatila一週觀察:即便身在難民營,也堅守齋戒

每年到伊斯蘭曆的第9個月,全球有約18億的穆斯林人口進入為期30天的齋戒月 (Ramadan) 伊斯蘭曆依月亮運行為準,一年比國際公曆少11天,齋戒月會因此比前一年提早約11天,也因此守齋戒會經歷一年各種季節。 。今年(2019)的齋戒月為5月6日到6月4日,月亮星星的燈飾在世界各地點亮,選擇守戒的穆斯林們日出到日落間不進食不飲水,在日落後才享用iftar (日落後的一餐)和 suhoor(日出前的一餐),有些在飽足後繼續至清真寺禮拜,有些則與家人朋友喝茶、打牌、抽水煙團聚。 但在這群守戒的穆斯林裡,有一群被世界所忽視、人數超過5千萬、散布在世界各地的穆斯林難民。他們在艱困的生活環境挑戰和社會氛圍的壓迫下,如何堅持守齋?而齋戒的精神在難民身上,又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黎巴嫩首都貝魯特(Beirut)南邊的的難民區Shatila,仍然嗅得到齋戒月的氛圍。居住在此的難民們在屋簷之間掛上多色的彩線,五顏六色穿梭在層層裸露的電線之間,像是從隙縫裡探出的彩虹。Shatila難民區的市集販賣著齋戒月的食物和甜點,即使為數不多但部分店面和住戶仍會稍微布置與妝點,孩子在狹窄的巷弄之間玩著炮竹,商店也擺出小孩的服飾和玩具,像是多色公主洋裝和新的運動球鞋,為開齋節做準備。在Shatila入口外的清真寺也在每日祈禱時間響起喚拜鐘聲,有時社區會廣播著齋戒的經文。 根據伊斯蘭教義,齋戒為穆斯林的五功之一:證信、禮拜、齋戒、天課和朝覲。齋戒的精神是教徒透過守戒感受並同理貧困窮苦的人們生活中的難,透過完整一個月練習控制對飲食飲水、抽菸喝酒和親密行為的慾望,珍惜與理解生活中的得來不易。穆斯林也透過禮拜來實踐宗教的戒律,回歸靈性,並克制任何與舌頭及行為有關的罪惡,謹惕反省並善待他人。 但齋戒至今代表的意義也已不單是信仰的教條,更帶有濃厚的社交氛圍,是穆斯林族群與家人和朋友重要的團聚時刻。 50年衍生4萬人的聚落,生存味道強烈 Fill 1 Shatila難民區部分店面為齋戒月妝點。(攝影/陳映妤) 在僅有台灣三分之一大小、四分之一人口,約608萬人口的黎巴嫩,擁有極其複雜的族群背景,由不同宗教、教派、黨派、種族、國族、社會階級與少數族群等錯綜交織成的社會結構;緊鄰敘利亞及以色列,東鄰地中海連結歐洲,在歷史上戰爭衝突始終不斷。黎巴嫩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