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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書摘】 本文為《反造再起：城市共生ING》部分章節書摘，經左岸文化授權刊登，文章標題、部分內文小標經《報導者》編輯所改編。 「反造」是種非典型都市規劃的精神和方法，強調人類共同居住在一起的單位——城市，不只由政府主導，從上而下，做理性計算的技術官僚計劃，還能由住民發動，從下而上，進行更包容、更具創意的空間安排，進而實踐更多元的社群意義。 《反造再起》為「反造系列」第二輯，收錄12個經典案例，在抗爭游擊與開創之餘，嘗試進一步用「城市共生」的觀點，強調市民之間的協力、合作甚至跨域，與公部門的串連，進而發展自我治理的機制，創造城市生產與生活多元的新可能性，是對日益私有化、商品化、財團化、全球化，以及政府無所作為的應對之道。 本文擷取「還我特色公園行動聯盟」案例部分內容，看一群市民對於城市空間與發展的重新想像；相較於容易落入事業導向或物質環境改造的「地方創生」，「城市共生」的核心在於社會與社群關係的建構與資源的再生產，提供合作的機會與地方活化的基礎。 不只是媽媽而已──媽媽還能是什麼？ 台灣的公共兒童遊戲空間，長期被忽視，沒預算、沒設計、更沒品質，白話就是：「你公園搞成這樣，要我怎麼養小孩」？不過，如果變成一個依據使用者需求設計建設的公共空間，參考親子真實使用經驗，硬體設施符合需求、親切友善的圖文告示，加上親子使用者進出帶來的流動，一塊塊原本只是靠官僚僵直思維和便宜行事產業鏈環環相扣去拼湊的城市肌理，就會被植埋進一顆顆兒童主體的遊戲種籽，就像在皮下針灸植入藥劑，藥效便在肌理擴散影響。 在這樣被柔化生根的城市脈絡當中，我們才能在眾力協同撐出的實質空間下，讓孩子長出適性主體的生命萌芽。 親子使用者本身、政府機關、民間機構、景觀建築、都市規劃、設計專業、親職研究、幼兒教育、社會學者、設備廠商、社區 工作 者等所有關係人，面對兒童公共遊戲空間重災區，需要攜手合作將「兒童主體需求促成自由遊戲」的硬體裝置設施，放入「全人多元特色促成適得其所」的共玩空間設計。以上這些，儼然形成「還我特色公園行動聯盟」（Parks and Playgrounds for Children by Children, PfC, 以下簡稱特公盟）的終極關注及核心論述──所謂以「親職教養術」為基底、「遊戲為路徑」的城市改造方法論。 媽媽，不只是...

科學家怎麼證明母愛的本質？ 美國心理學教授哈洛（Harry F. Harlow）1958年起，做了一系列「恆河猴實驗」，他讓幼猴離開媽媽，在最無助時候，分別擺放一個提供奶水、但全身光禿禿、冰冷鐵絲做的媽媽；和一個沒提供奶水的柔軟絨布媽媽。結果發現，幼猴70%到80%的時間都和絨布媽媽相處，只有飢餓時才會跳到鐵絲媽媽處喝奶，顯示不是有奶就是娘，母親的溫柔撫慰對幼猴更重要。 早期國際心理學界採行「行為主義」，認為孩子會跟著母親，是因為有食物的需求。「恆河猴實驗」打破這個觀念，證明幼猴認定母親的關鍵，肢體接觸、撫慰、支持與關懷，大於供應奶水的生理需求，如此建立起的親情依戀更強大。 哈洛研究還在絨布媽媽身上設計機關，突然對幼猴噴出冰冷水柱、鐵釘，但令人驚訝的是，布媽媽的攻擊性沒有讓小猴子離開，等傷害消失，幼猴又爬回到布媽媽身上。在人類身上也發現，許多受暴孩童，即使成年後仍離不開施暴父母，有科學家解釋，依戀是最強大的需求，在這樣的前提下，孩子對父母的愛是沒有條件的，孩子也必須有這樣的愛才能生存。 「恆河猴實驗」曾招致保護動物批評，認為太殘酷。但研究其實還有後續，當幼猴因而出現暴力等精神疾病問題時，再把正常幼猴放到其身邊，幼猴間互相撫摸、安慰，重建類似親情的依戀感，心理受傷的幼猴慢慢平穩。雖然人類社會環境比動物複雜，但透過模擬親情歸屬感重建，曾受創的小心靈有療癒的機會，不致無望。 （諮詢專家／心理師邱永林） 致報導者們——Mini Reporter使用說明書 Mini Reporter本月起登場，從《報導者》過去關注的議題出發，針對科學、社會、人文各方面的專業知識及背景，進行短篇報導，你可以這樣使用它： 等車、等人、午休空檔，花60秒學一個知識。 做為閱讀《報導者》專題延伸的「腦力補充」。 當成推薦給還不習慣閱讀《報導者》長文的親友「伴手禮」。 和《報導者》記者一起共筆，歡迎舉手發問。 請大家一起響應「真知識抗假訊息」的運動。 針對《報導者》過去的專題報導或深度文章，有任何想知道的相關小知識，歡迎來信：contact@twreporter.org提問，請在主旨註明【我要提問Mini Reporter】，我們會選擇合適的題目解答。（也請體諒我們人力有限，問題若未經採用即不回覆喔。） 好報新聞來源： 報...

東山彰良本名王震緒，台灣出生，日本長大。2015年，他以小說《流》拿下日本文壇最高榮譽的直木賞，史無前例得到包括宮部美幸、東野圭吾等9位評審全票通過的滿分成績，擅長推理小說的作家東野圭吾還形容東山彰良是「娛樂小說界的王貞治」。 《流》不但突破了純文學和大眾文學的界限，也鮮明展現了1970年代台灣社會小人物的生活風景。東山彰良擅長將成長小說中的不安與衝撞發揮得淋漓盡致，懸疑中帶著幽默，即便是面對橫跨台灣與中國間的歷史洪流，也能坦然勾勒主角的的苦難與抵抗，是少數能用輕巧暢快寫就時代掙扎的小說家。 2018年，他的新作《我殺的人和殺我的人》，在奪得織田作之助獎、讀賣文學獎之後，又獲頒渡邊淳一文學獎。「我寫小說今年正好進入第15年，做夢也沒想到會成為作家，剛開始我只是很單純想寫一些有趣的故事，直到現在依然如此、沒有改變，」東山彰良在頒獎典禮上說。 台北廣州街，是他故事的原點 Fill 1 對東山彰良而言，台灣充滿活潑的氣息，有著取之不竭的民間題材，他總是透過細膩觀察轉化成精采故事。（攝影／蔡耀徵） 那些東山彰良口中的「有趣故事」，讓他想把印象中的台灣介紹給日本讀者，孩提時光居住的台北廣州街，是他故事的原點，廣州街上吹牛的大人們，是他故事的題材。「我是在日本長大，寫在小說裡的東西對我來說，可能就是在台灣自己家裡發生的事，好像沒有什麼新奇，所以我其實一直不知道值不值得寫下來，後來才決定以父親做範例，寫出了《流》。」東山彰良形容，自己像是拿了一個照相機，在台北拍了一張照片拿給日本人看，日本人會覺得很有台灣味，「可是我給你們看，你們可能覺得這什麼東西，路邊不就一堆，太平凡。」 但東山彰良就是有本事把那些平凡故事、庶民生活，寫得活靈活現——老兵鬥嘴、青少年幹架、華西街殺蛇、城隍廟前搬演布袋戲；書中的主角既熱血、又純情，在這個缺乏細節的時代，一下子就把讀者拉到那個1970、1980年代的台北時空，彷彿喚起的正是讀者自己的回憶，一邊捧腹大笑，一邊掩卷嘆息。《流》與《我殺的人和殺我的人》兩本從日文翻譯成中文的作品，能讓一個午后的閱讀時光，顯得青春熱烈。 比方說，《流》裡描寫主角作為高中生鬥毆的心理轉折： 我們注視著彼此，拼命尋找暗示著攻擊、妥協和退路的所有徵兆。令我驚訝的是，連主動上門挑釁的雷威，似乎也在尋找退路。我們又不是...

立法院審查《工廠管理輔導法》修正案已進入黨團協商關鍵階段，我們應該回頭審視「觀音大潭鎘米事件」的教訓，才能真正了解違章工廠污染農地的嚴重後果。請朝野立委重視「價值」而非「價錢」，在工輔法修法中加入落日條款，不要讓全台違章工廠旁的農民成為另一群「大潭村民」。 這段期間，許多環團跳出來呼籲：「反對違章工廠、拒絕農地污染」。然而這些呼喊似乎激不起台灣人民的注意，「農地污染」成為格林童話般的存在：黑暗、帶有寓意卻一點都不真實。原因無他，大部分人離農業太遠，儘管環保意識抬頭但眾人卻無感農地的損失及消殆；再加上所有人都健忘，嚴重的土地污染事件早已無人聞問。在這樣的狀況下，每當討論工輔法修法，中小企業為台灣帶來的經濟價值仍主導輿論，與之最相關的農人則成為啞巴。 針對這次修法，人稱「農民女俠」的洪箱表示：「要讓大家吃到健康的食物，就應該好好規劃。每次都污染了才要補救，那都是騙人的啦，農地污染哪有那麼好救？」 對農民而言，工廠除了影響耕種之外，讓人更放心不下的就是污染的風險，伴工廠如伴虎。因此，回過頭審視曾經發生的重大農地污染事件，或許能讓大眾更關心農地污染、關注這次的工輔法修法。 鎘米發源地：觀音大潭 1983年12月23日，聯合報載《高銀化工廢水汙染稻田 桃園觀音鄉民罹染怪病》，鎘米第一次見於媒體報導：「高銀化工主要生產塑膠安定劑，進口鎘條為原料，在反應不完全時，會有含鎘廢水排出。這些廢水污染附近灌溉水源，鎘再從灌溉水進入稻米中。」觀音大潭從此成為台灣歷史上第一筆鎘米事件的發生地。 Fill 1 大潭新村與高銀化工位置圖。（資料來源：范玉梅，《關於觀音「大潭 」：一個聚落的生活空間史的研究》，1999。王章逸製圖。） 高銀化工1973年在桃園觀音大潭新村竣工。大潭新村是一個移民村，村民來自於被石門水庫潭水淹沒的阿姆坪原漢居民。1960年代他們從物產豐饒的淺山地帶搬遷至濱海荒野，這群移民墾植木麻黃海岸保安林，透過澆灌牛糞養地，終於將荒土沙地改善成可耕良田。歷經移民墾殖的辛苦後，理想的安順宜居新生活沒有跟著到來，迎來的是將遍佈「鎘」毒物的家園，迫使他們再次遷移。 1983年雖被視為台灣鎘米的初始年，事實上在這之前「鎘」早已遍布田土。鎘毒無色無味無臭難以覺察，40年前環保意識尚未抬頭時期，工業污染的排放與整治自然不被關注。除...

藝術應該回歸到抵制、批判、異議的功能。藝術應該對於當下情況做出分析與判斷，而非單純展示當下情況。 阿蘭・巴迪歐 Alain Badiou 什麼是「人民的總統府」？ 當大家的討論圍繞在得獎作品本身，忽略了「總統府」的藝術認知與角色立場是一個最基本的生產因素，如果總統府有了不同藝術概念與規劃，如果換了另一批評審，則會產生完全不同的結果。 無意於深耕攝影的教育功能，把「攝影創作比賽」當作妝點政府的便宜手段。這正是長期以來台灣攝影問題的癥結，現在總統府熱衷的攝影比賽，再度讓人民看到這個 國家 的攝影教育政策的短視與貧乏。 總統府無視於台灣攝影發展的困境，卻認為當今攝影普及、人手一機，舉辦「攝影創作比賽」可以快速展現總統府親民愛民的形象。對於攝影人才的培育，缺乏長期的遠見政策，只在末端舉辦「攝影創作比賽」，操作總統府的親民形象。如此思維就是「平日不耕耘、只要割稻尾 原意為收割稻子，引申為罵人不勞而獲。 」。 既然之前無意培育攝影人才，現在卻希冀攝影人才踴躍現身參賽？如此錯亂邏輯產出的難免是「無聊的趣味」、「歌功又頌德」的結果，非常相似於許多地方政府機構舉辦的、膨風的「台灣之美」攝影比賽。 台灣民主化的歷史，大多發生在總統府紅牆之外的介壽路禁區／凱達格蘭大道，而不是發生在總統府這座百年建物之內。台灣的民主化才是「總統府」這個政治符號的重要脈絡。如果把民主化的脈絡切除，只是讓人民進入總統府建物、參觀以及攝影，就是「將空間權力還給人民」？就表示是「人民的總統府」？那麼這個如意算盤也未免太天真，太漠視台灣民主歷史過程的人民力量。 誰是台灣的主人？歷年來，人民的不同聲音經常被阻擋在「總統府」建物之外。當人民有更強的民主意識，不斷衝撞政治權力機構，要求更多的民主自由、社會公平正義。許多攝影者尤其是攝影記者，都有幾大箱的這類影像，記錄了警方出動3公尺高的拒馬、刺刀蛇籠網、鐵馬護欄、封鎖線等，層層阻擋異議者。 例如，紀錄片導演馬躍．比吼和歌手巴奈等人，為爭取原住民的轉型正義，在總統府高牆之外的凱道紮營抗爭超過8個月，後來遭警方強制拆除驅離，被逼迫遷移至228公園內。「凱道部落」繼續堅守，從2017年2月至2019年，進行了史上最長的原住民抗爭運動。 為何「凱道部落」的長期抗爭，沒有獲得同時間進行的攝影創作比賽評...

現在你見識到我們的民主有多荒謬了吧。 《蓋酷家庭》18季，第11集。 總統府，象徵 國家 政治權力的最高機構，為了慶祝「總統府」建築百年，委託舉辦《100/100 總統府不一樣》攝影創作比賽，強調「人民的總統府」精神，邀請大家一起用影像詮釋「不一樣」的總統府。這是罕見的，攝影獲得「總統府」青睞，可喜可賀。然而，得獎作品引起了很大的爭議，大多是從技術與構圖討論作品，各有不同觀點，甚至驚動了「總統府」特地出面說明比賽的規劃與公正性。 5個面向的荒謬 從「《100/100 總統府不一樣》攝影創作比賽」的比賽結果，觀察「總統府」、「評審」、「得獎作品」的共構關係，這整個活動的荒謬性有5個面向： 其一、 這是一個國家政治權力象徵的「總統府」舉辦的「攝影創作比賽」，目的要呈現「人民的總統府」，「一路走過百年歷史，到現在民主自由台灣的精神」 （註） 摘自「針對本府舉辦「《100/100 總統府不一樣》攝影創作比賽輿論內容回應說明」。 。明確的命題，「總統府」反串藝術文化機構，以便彰顯自己是「人民的總統府」。 其二、 對於「總統府」的反串藝術文化機構，大多數的得獎者果然乖乖答題，拍攝「總統府」的百年建物，作品大多傾向於「無政治性」、「無脈絡性」、「無思辨性」、「無議題性」，揣摩迎合討好「總統府」的上意。 其三、 活動名稱不是「攝影比賽」，而是「攝影創作比賽」，這是國際未見的，國際上何曾有過「攝影創作比賽」？「攝影創作節」？「攝影創作雙年展」？顯然台灣許多攝影作品的屬性，被認為不是「創作」，因此特地標榜這是「攝影創作比賽」，暗示其獨特的「美術」性質 總統府回應文中表示：「評審委員共同討論，認為在這樣的比賽前提下，產生帶有美術攝影概念的作品相應而生⋯⋯」 ，可謂是用心良苦。然而，把攝影當作「美術（Fine Art）」是19世紀末期發展出來的概念，有其時代脈絡的特殊性，當今已經不合時宜，但台灣很多攝影者不清楚兩者差別。 其四、 邀請的評審是攝影、藝術、文化及建築等領域的學者專家，如此的評審組成是基於「攝影是文化」而不是「攝影是藝術」，可謂是用心規劃。但令人納悶，既然這比賽是「攝影創作比賽」，這些評審是否懂得當今時代的「攝影創作」？他們根據什麼判斷「攝影創作比賽」作品的創意優劣？ 其五、在當今國際，攝影...

第72屆世界衛生大會（World Health Assembly, WHA）在今年（2019）5月20日於日內瓦展開，許多台灣民眾對於我國再次被拒於這場全球衛生盛事的門外，感到憤怒，儘管如此，我們仍需透過WHA掌握全球衛生社群關注的議題，才能確保台灣與世界衛生潮流保持聯繫。 WHA不是學術研討會、更像是一個企業的股東大會，它並不會在會議前宣布一個「會議主題」。但是如同企業每年有每年的任務，每一場WHA也都會有特別需要關注的事情，今年特別值得關注的幾個議題，包括數位醫療（digital health）、藥品定價透明度（drug price transparency）、衛生急難（health emergencies）以及非傳染性疾病與心理健康（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and mental health）。其中，本文就與台灣在地狀況最具呼應性的「藥品定價透明度」做討論。 藥為什麼這麼貴？ 台灣的健保制度絕對不完美，但也許大多數人都可以同意的是，健保制度讓更多人負擔得起很多本來需要傾家蕩產才能獲得的治療。在世界許多其他的角落，過度高昂的藥價，常常是阻礙病人獲得其所需治療的重大原因。 藥廠說穿了是做生意的，他們想怎麼訂自己賣的東西價格，應該是自己的自由。可是不像鬍鬚張滷肉飯或墾丁大街熱炒，很多時候藥物並不是可以「不爽不要買」的東西。既然藥品價格攸關人民的健康權，那健康主管機關有義務負責問這個問題：「藥，為什麼那麼貴？」 其實在許多狀況下，藥物的製造成本可能相當的低，但藥廠往往以「反映研發（research and development）成本」等理由，訂下昂貴價格。 如果今天研發成本就是真的那麼高，那麼要求藥廠做賠本生意，當然不合理；問題是：研發成本到底多高？藥廠花費在其他地方（例如行銷、公關）的成本又多高？你的藥價真的是誠實反應這些成本，還是其實是在賺取暴利的同時，犧牲了群體健康呢？ 偏偏這又是藥廠口中的「商業機密」，外界絕大部分時間，都無從得知藥廠究竟如何計算出他們的藥價。簡單來說，藥廠在藥品訂價上缺乏透明性，導致不論是政府、醫療服務提供者、或病人在取得藥品時，不但常只能被動接受藥廠訂下的價格，也無從檢驗這些訂價的合理性。如此一來，製藥產業的不透明性，成了降低藥價、增加藥物普及性難以移除的阻礙，也是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