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到主要內容

夏日台灣記憶是最好的追尋——直木賞作家東山彰良專訪

東山彰良本名王震緒,台灣出生,日本長大。2015年,他以小說《流》拿下日本文壇最高榮譽的直木賞,史無前例得到包括宮部美幸、東野圭吾等9位評審全票通過的滿分成績,擅長推理小說的作家東野圭吾還形容東山彰良是「娛樂小說界的王貞治」。
《流》不但突破了純文學和大眾文學的界限,也鮮明展現了1970年代台灣社會小人物的生活風景。東山彰良擅長將成長小說中的不安與衝撞發揮得淋漓盡致,懸疑中帶著幽默,即便是面對橫跨台灣與中國間的歷史洪流,也能坦然勾勒主角的的苦難與抵抗,是少數能用輕巧暢快寫就時代掙扎的小說家。
2018年,他的新作《我殺的人和殺我的人》,在奪得織田作之助獎、讀賣文學獎之後,又獲頒渡邊淳一文學獎。「我寫小說今年正好進入第15年,做夢也沒想到會成為作家,剛開始我只是很單純想寫一些有趣的故事,直到現在依然如此、沒有改變,」東山彰良在頒獎典禮上說。
台北廣州街,是他故事的原點
Fill 1

對東山彰良而言,台灣充滿活潑的氣息,有著取之不竭的民間題材,他總是透過細膩觀察轉化成精采故事。(攝影/蔡耀徵)

那些東山彰良口中的「有趣故事」,讓他想把印象中的台灣介紹給日本讀者,孩提時光居住的台北廣州街,是他故事的原點,廣州街上吹牛的大人們,是他故事的題材。「我是在日本長大,寫在小說裡的東西對我來說,可能就是在台灣自己家裡發生的事,好像沒有什麼新奇,所以我其實一直不知道值不值得寫下來,後來才決定以父親做範例,寫出了《流》。」東山彰良形容,自己像是拿了一個照相機,在台北拍了一張照片拿給日本人看,日本人會覺得很有台灣味,「可是我給你們看,你們可能覺得這什麼東西,路邊不就一堆,太平凡。」
但東山彰良就是有本事把那些平凡故事、庶民生活,寫得活靈活現——老兵鬥嘴、青少年幹架、華西街殺蛇、城隍廟前搬演布袋戲;書中的主角既熱血、又純情,在這個缺乏細節的時代,一下子就把讀者拉到那個1970、1980年代的台北時空,彷彿喚起的正是讀者自己的回憶,一邊捧腹大笑,一邊掩卷嘆息。《流》與《我殺的人和殺我的人》兩本從日文翻譯成中文的作品,能讓一個午后的閱讀時光,顯得青春熱烈。
比方說,《流》裡描寫主角作為高中生鬥毆的心理轉折:
我們注視著彼此,拼命尋找暗示著攻擊、妥協和退路的所有徵兆。令我驚訝的是,連主動上門挑釁的雷威,似乎也在尋找退路。我們又不是會因為殺人而感到興奮的野獸,誰想面對這種狀況?大家都是因為萬不得已的苦衷,才做出違背真心的行為。世界用這種方式馴服我們,正因為如此,我們才懂得愛人,也會不惜殺人。
東山彰良似乎有一種特異能力,可以鑽進青少年的心靈,透過青少年眼睛看世界。例如,《我殺的人和殺我的人》裡13歲的主角對無能為力的嘆息:
我們是小孩,這個世界無法如小孩的願。
正義蒸發,勇氣支離破碎,只有悲傷刺進皮膚。站在我眼前的阿杰已經不是我熟悉的那個阿杰了。
作品字裡行間展現著信手拈來的機智和洞察,東山彰良本人則顯得謙遜而爽朗,「我從小就乖乖的,沒有什麼不良少年時代,所以很羨慕像電影《艋舺》那種叛逆、有一群朋友可以打鬧,」他喜歡鈕承澤執導的電影,包括《軍中樂園》,說到這裡忍不住大聲嘆了一口氣,「很傷心發生那件事啊!(指鈕承澤被控性侵案)」
東山彰良喜歡懸疑、科幻的小說題材,也熱愛好萊塢電影,他的第一本小說《逃亡作法》受到描寫逃獄電影《驚爆轟天雷》影響;《我殺的人和殺我的人》則和電影《豪情四兄弟》、《神秘河流》的主題呼應。在那些寂寂寫作、尚未成名的日子裡,他曾經一直幻想自己能寫出一部可以改編成電影、然後大賣座的小說,因此寫作的過程中會不斷朝著「改拍成電影」的方向、分量寫去。直到2013年他出版了長篇科幻小說《黑色騎士》(ブラックライダー),得到「ANX十大推理傑作」第1名、「這本推理小說最厲害!」第3名,他才發現,原來一個故事要在什麼時候結束,並不是作家能做決定的,而是要順著作品的意識寫下去,才能純粹地把小說寫好。
在《黑色騎士》獲得肯定後,東山彰良對自己的筆力開始自信,決定展開思考多年的家族故事,才誕生了得到直木獎的《流》。「寫完《流》之後,我還是想再把台灣作為小說的舞台,因此寫了風格不同的《我殺的人和殺我的人》。」對東山彰良而言,台灣充滿活潑的氣息,有著取之不竭的民間題材,他也喜歡甘耀明的《殺鬼》和吳明益的《天橋上的魔術師》,今年(2019)下半年將出版的新作品,主角則是生活在西門町的紋身街。
好的小說,能把人從框架中解放出來
Fill 1

「認同模糊一點也沒關係。」東山彰良覺得,人可以自某些框架中釋放出來。(攝影/蔡耀徵)

「對現在的我來說,一部好的小說的關鍵,是有沒有把一個絕對性的東西相對化,讓讀者在讀完之後,可以感受到,啊,這世界還是有別種存在的可能性,就算沒有人瞭解自己也沒關係。」小說有許多作用,但對東山彰良而言,他想藉著文學,把人從世界上某些框架住自己的界限中,釋放出來。
這或許與他在台灣出生、日本長大的經歷有關。東山彰良的國家認同是模糊的,小時候從日本回台灣,大人會問他,「日本怎麼樣?有沒有人欺負你?」回到日本,日本人也會問,「在日本生活了這麼多年,你算是日本人了嗎?」東山彰良說,「這些問題對我來說,都是很難回答的,因為我覺得兩邊都是故鄉。其實我在很小的時候就已經覺得自己跟別人有點不一樣,但不是那麼不好的事,認同模糊一點也沒關係。」
國家認同並沒有給東山彰良帶來困擾,但作家這行的起步不容易。
從迷惘到專心致志的作家之路
東山彰良的父親王孝廉,是出過散文集的大學教授,頗有文名,小時候住在台中大肚,跟在地人東混西混,王孝廉好友邱坤良形容他:「從小鱸鰻鱸鰻
台灣閩南語,指「流氓流氓」。

,豪爽講義氣,有話直說,好惡分明。他說自己既不是高貴的外省人、亦非曾受殖民者眷顧的高貴台灣人,是跟在地底層沒兩樣的外省人。」東山彰良的成名作《流》一開頭,其實是引用父親王孝廉1970年代刊於中時人間副刊的詩作〈魚問〉:「魚說,只因為我生活在水中,所以你看不見我的淚。」他寫作這本小說時,也和父親一起結伴去山東田野調查,才打開了多年纏繞的父子心結。

丹.布朗(Dan Brown)創作《達文西密碼》時,是窩在父母家的洗衣房裡,用老舊的電腦,架在燙衣板上一字一句敲出來。讓史蒂芬.金(Stephen King)聲名大噪的第一本小說《魔女嘉莉》,是他住在貨櫃車裡的深夜,等孩子睡覺後寫出來的。在日本泡沬經濟下成長的東山彰良,就像許多找不到方向、對社會適應不良的年輕人一樣,為了就業,大學想讀文學或哲學,卻改讀經濟;畢業後進入日本航空公司大企業全日本空輸(ANA)工作,但做了一年就辭職,後來還跑去中國攻讀經濟學博士。博士沒讀完,他因為太太懷孕回到日本福岡,在餐廳打工、當入出境管理局和警察局的中文翻譯。
「那時候生活有很多壓力,就想要逃避在小說裡,寫小說是一種逃避現實的療癒。」後來,他在福岡的大學當兼任講師教中文,一教就是20年。為了抓住寫作的夢想,東山彰良在福岡市內不同的大學奔波,有時一天還得跑兩間學校。他也幫漫畫《火影忍者》寫劇本,開玩笑說自己的小孩都是《火影忍者》養大的,連家裡養的貓都叫主角的名字「鳴人」。
「一直到今年3月我都還在大學教書,日本的學制是到每年3月底,我從4月就不教書了,可以專心寫作,是專業作家了!」東山彰良特別強調自己終於可以靠寫作養家,開心之情溢於言表。
「東山彰良」筆名中的「東山」,取自父親的祖籍山東,「彰」則取自母親的故鄉彰化。王家三代在中國、台灣、日本漂流,是大歷史糾葛的縮影。這個用日文創作的台灣作家,在50歲的這一年,終於能在播放著搖滾與藍調的房間裡,全心投入心愛的小說寫作。而日本和台灣,都是他自由追求的心靈沃土。

好報新聞來源:報導者

想要收到更多新聞、工作、兼職資訊,歡迎訂閱工作好報!!

留言

這個網誌中的熱門文章

陳朗熹/「200萬+1」的8張容顏

6月9日百萬人反送中遊行、6月12日佔領金鐘集會過後,香港政府將抗議集會定性為暴亂,特首林鄭月娥6月15日召開記者會,態度言論引起社會極大不滿,導致隔日的遊行人數再創200萬人歷史新高。遊行後眾人在政府總部和立法會大樓外聚集,7點左右,幾條要道站滿人群,連儂牆、天橋、添馬公園都是人海。人們高舉雙手鼓掌、互相打氣,高喊「撤回(條例)」、「(林鄭)下台」等口號。 6月16日的香港,是一個全新的香港。雨傘運動後社會的疲乏、沉鬱、壓抑,似乎消散人們不懈的吶喊聲中。香港的社會運動再次打開了一種全新的想像方式,沒有大台、依舊有同路人。街頭的默契、平和的佔領,香港人用自己的行動告訴政府,過去的兩年社會並不平靜,香港的未來要由人民自己掌控。 除了200萬人的畫面,6月16日的遊行細節亦十分打動人心。人們正用各自的方式,帶著新的想像、疲憊的真心、不滅的希望,參與個體與威權的抗爭。每一個人都是香港的英雄,每一個人的身影都值得被記住。 我們與走上街頭的香港人聊了聊。他們是誰?為什麼走出來?想對政府說什麼?歷史會記住這一天,黑衣與白花,匯聚成香港今夜最明亮的星海。 1. 張小姐/28歲 Fill 1 #我想說:不撤回,不撤退。 在網上認識的朋友們,大多數人之前都沒有見過面。我從家裡帶來了1、2千張白紙,都不是特地去拿的。原本打算摺完後派發,來了才決定現場教學。昨晚(6月15日)有人犧牲自己,我們想要連結大家。 2. 莫小姐、鍾先生、曹先生/30歲左右 Fill 1 #我想說:登記選民,改變命運。 我可以不走出來,在家打遊戲機。但如果不夠票,不走出來只會「挨打」,這不是一個長遠的方法。 剛剛在宣傳的時候,一位4、50歲的阿姨說以前自己不關心香港政局,最近看到很多事,要靠自己投票,終於意識到要改變建制派操控選舉,一定要做一些事。 有一群20歲左右的台灣年輕人專門過來支持我們,特地飛過來,好感動,知道我們香港人經歷的事,是全世界的人都在關注的。 我是這兩日開始自發做宣傳登記選民的事情,叫身邊朋友出來幫手。雨傘運動以及之後很多事都有關注,這幾天的事不能再坐視不理。星期三(6月12日)集會沒有出來,今天再不出來,沒有下一次了。 3. 王小姐/54歲

滕西華/公器還是公審?「報導殺人」無法承受之重

「你們殺的人,沒有比我哥少!」 《我們與惡的距離》,李大芝 社會討論度極高的台劇《我們與惡的距離》中,無差別殺人犯的妹妹,對著緊盯家屬不放的媒體喊出了這個問句,如同刺進大家心底,令人震憾。更值得思考的是,這當中的「你們」,指的其實不僅是「媒體」,更是「我們」和「我們的社會」。 這句台詞,在我腦中勾連起無數曾因「報導效應」,讓悲劇事件加乘上演的案例, 2008年發生在日本的「秋葉原無差別殺人事件」,是最典型、亦最慘痛的一件。 傳播外溢效應的殺傷力 當年,秋葉原殺人事件發生在人潮洶湧的正中午,造成7死10傷,震驚日本。新聞媒體與社會在事發後,對事件加害人及其家人,鋪天蓋地、形同獵巫的瘋狂追蹤報導,恐嚇電話不斷,甚至出現加害人母親是「虎媽」才會養出無差別殺人犯的推論與質疑,最終使得加害人母親承受不了壓力崩潰住院。之後父母離婚、父親與弟弟辭職隱居、不斷搬家、家人朋友一一離去。 悲劇的頂點發生在事件的6年後(2014年),加害人已經伏法,然而,他的弟弟從此再沒有自己的名字,只剩「殺人犯的弟弟」這個社會標記的身分,即使努力想要重新生活,仍然無法擺脫烙印與社會的異樣眼光。他最終選擇自殺,在28歲這年,讓自己成了秋葉原事件的第8名死者。加害人家人們承載不了媒體與社會的公審,成了另一個在這事件中,被毀掉的家庭之一。 「加害人的家人,是不能和一般人一樣擁有幸福!」是弟弟最後留下的遺言,受到媒體大量引用。他用生命來抗議社會用另一種方式,無形的「行使私刑正義」。 媒體作為社會公器,報導社會重大案件本身有錯嗎?以我擔任多年電視台新聞自律暨諮詢委員會委員的經驗,必須持平說,媒體本身也有許多掙扎與反省。如媒體已開始改善,在報導刑案時,提醒記者不應任意稱嫌疑人為「精神病人」;或使用網路來源影像時,要盡量查證。但這樣的反省或謹慎,經常都比不過一則誇大、或是聳動報導傳播效應所帶來的「加冕」。閱聽眾一邊罵媒體獵殺噬血,卻一邊收看,不斷增加點閱率和收視率;網路社群興起後,推波助瀾、無遠弗屆,傳播的外溢效應更不斷加乘、停不下來! 傳播的外溢效應如同社會公審的氛圍,無法承受的,不僅只有加害人的家庭,其後勁殺傷力,讓受害者更加的悲慟,甚至可能製造更多受害者與被摧毀的家庭。以秋葉原事件為例,案發後,日本出現大量「模仿事件」的犯罪預告,事件發生後的2

多休假、多保障──五一勞工大遊行

「啊~領無薪水啦;啊~頭路沒去啦~」 ,由全台灣各工會團體共同發起的「五一行動聯盟」,今年(2019)五一勞動節以「多休假、多保障」為主題,逾6,000勞工無畏風雨走上街頭,針對休假、非典型勞動、低薪、責任制等社會關注的勞動議題提出9大訴求 增訂國定假日 產假90天 推動「長期照顧安排假」入法 勞保年金維持現制,建立基礎年金,4人以下強制納保 勞動基準一體適用,廢除責任制 反對非典型僱用,派遣直接轉正職 反對罷工預告期,廢除集會遊行法 保障工會參與,設置勞工董事,利潤公平分配 反對《教師法》修惡 。 遊行隊伍在總統府前凱道集結,繞行勞動部、立法院後返回凱道,以改編歌曲、行動劇等表達勞工心聲,最後將用養樂多空瓶完成集體排字行動,並以水火箭向總統府發射訴求後結束。 Fill 1 (攝影/余志偉) Fill 1 (攝影/鄧毅駿) Fill 1 (攝影/鄧毅駿) Fill 1 (攝影/余志偉) Fill 1 (攝影/鄧毅駿) Fill 1 (攝影/鄧毅駿) Fill 1 (攝影/余志偉) Fill 1 (攝影/余志偉) Fill 1 (攝影/余志偉) Fill 1 勞團在凱道前演出「媽祖叫恁不通擱眠夢」的行動劇,諷刺目前各政黨可能有意參選的總統參選人,不顧勞工權益。(攝影/鄧毅駿) Fill 1 (攝影/鄧毅駿) Fill 1 (攝影/余志偉) 好報新聞來源: 報導者 想要收到更多新聞、工作、兼職資訊,歡迎訂閱工作好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