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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六四事件發生的時候，戒嚴部隊低階軍官李曉明和應屆大學畢業生方政，身處「槍口兩端」，並沒有近距離的接觸。6月4號清晨，方政被坦克碾壓失去雙腿時，李曉明還跟著部隊在北京市區外徘徊。5號上午，李曉明到達天安門廣場的時候，做完截肢手術的方政，剛慢慢甦醒過來，躺在積水潭醫院的病床上，和李曉明相距大約8公里。 30年後，兩人在台北第一次見面、第一次同台。5月18日上午，在華人民主書院等主辦的「六四事件30週年研討會」上，李曉明講起30年前自己在天安門廣場親眼看見的一條留有彈洞的褲子，竟然激動到哽咽，一時說不出話來。方政就坐在李曉明右手邊的輪椅上，靜靜地聽著。 隨後，作為評論人的方政發言說：「和他坐在一起，我也是第一次，感覺怪怪的，其實沒有太多的心理準備⋯⋯」這一席話講完，台下響起掌聲，兩人不約而同地把手伸出來，緊緊握在了一起。 如果你和他們兩人握過手，就會知道這兩隻手的力道。1964年出生的李曉明，精瘦的臉頰至今留有軍人的堅毅；1966年出生的方政，嚴肅的國字臉上同樣流露出運動健將的陽剛。 六四事件過去30年後，當年參與戒嚴的解放軍官兵和受難者之間，第一次在公開場合握手，並在3天後接受《報導者》專訪，也可能是昔日屬於兩個群體的人首次坐在一起受訪。然而，這遲到了30年的握手言和，只是讓他們成為述說六四真相的「戰友」，並不代表統治者與民間和解的開始。 30年前槍口那端的他：記下長官說「絕不能向群眾開槍」 Fill 1 1964年出生的李曉明，精瘦的臉頰至今留有軍人的堅毅。（攝影／吳逸驊） 1989年6月3日下午，身在通縣（現通州區）三間房軍用機場，116師高炮團1營2連中尉雷達站長李曉明看到北京東南郊的天色一片陰沉。5月20日，當時的國務院總理李鵬簽署「戒嚴令」，他就在那一天隨所在的第39集團軍116師從駐地遼寧省海城市出發，22日到達了三間房機場，住在軍用帳篷裡。 三間房機場的出口有哨兵24小時把守，軍人們出不去，除了出操訓練，只能學習《解放軍報》，也有人帶了收音機，瞭解學運的情況。 軍校本科畢業、分到部隊擔任副連職雷達站站長的李曉明，有點不知道如何面對學生。一方面，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但另一方面，在部隊被稱為「學生官」的他，兩年前也還只是石家莊軍械工程學院的學生。設想如果自己還是大學生，他覺得...

壹 Fill 1 文、攝影／蘇威銘 那是又濕又悶的7月，我因為拍攝遊覽車司機的影像專題，在中正紀念堂外隨機尋找遊覽車司機搭訕，晚上8點半左右，停在中正紀念堂外側的遊覽車幾乎都熄火了，只剩少數幾台還亮著車頭燈，阿銘是唯一願意與我暢聊的遊覽車司機。他因為 工作 緣故，得在台北連續待上20天，接待來自不同 國家 的旅遊團，這樣的工作狀況，早已是遊覽車司機業不能說的祕密。 阿銘年約40，但因為長期過勞，臉上已滿佈黑眼圈、皺紋。某天，我跟他回下榻飯店聊天，一回飯店，阿銘馬上打開手機，與遠在高雄的老婆、兩個小孩視訊。看到已經十幾天未見的父親，兩個小孩興奮地與阿銘分享學校的事情，約聊到11點後才關掉手機，隔天清晨5點，又要備車，出車上工了。我問阿銘，何時才能回高雄？他說，他也不知道。 這張照片是阿銘結束一天工作後，準備去停車場清理、停放遊覽車的過程，被我記錄下來。當天由於阿銘與旅行社領隊起了衝突，領隊打給車行老闆要老闆解僱阿銘，不然再也不跟車行合作了。老闆憤怒在電話中用髒話咒罵阿銘，並要他跟領隊道歉。這張照片的拍攝時間點，便是在阿銘遭受委屈、道歉之後。 當時選擇在這個場域、時機按下快門，因為觀察到阿銘疲憊、委屈的神情，奮力但又無力的手勢，與車窗外台北寂寥景色形成呼應，而他在衝突過後，仍然得完成工作的內心糾結、埋怨，傳遞出小人物受到壓迫，難以改變現況的無力感，這樣的感受，也觸發我在那個空間、時刻，按下快門。 延伸閱讀：〈巴士運將的希望── 一切都平安〉 貳 Fill 1 文、攝影／簡永達 走進死者阮文薦的越南老家，首先感受到的，是一種巨大且難以名狀的悲傷。罹難者的家裡，沒有想像中的哭嚎，取而代之的是莫名的安靜。阮文薦屍骨還鄉兩個月以來，他的父親會失神地看著臉書上的照片、他的母親反覆擦拭遺照，如果不小心留眼淚，她會趕緊用袖口擦掉。 和他同在台灣工作的哥哥阮文忠，回國後陷入無盡的自責，「我沒有阻止弟弟來台灣，我覺得是我的責任。」他悼念弟弟的方式，是一個人躲在KTV中，點播那些兄弟生前一起歡唱過的歌。 阮文薦的大哥告訴我，自從弟弟去世後，家裡沒有交談聲、笑聲，也沒有哭聲。家裡每個人都用各自的方式處理悲傷，卻又極力掩飾自己的情緒。直到採訪的最後一天，我表示希望能到阮文薦的墳前上香，為他在台灣的不幸遭...

編按 本文為《吼叫一九八九》攝影集自序，經作者謝三泰與允晨出版社授權刊登，副標題與文內小標為《報導者》編輯所加。 謝三泰為資深攝影記者，曾任職於《自立晚報》、《自立早報》、《黑白新聞週刊》、《新台灣週刊》、《勁報》。 以鏡頭記錄解嚴前後、520農民運動、國會全面改選、首屆民選總統、省市長等。 近年將焦點關注於庶民生活、勞工朋友、弱勢族群、環保等議題。 1989年4月17日，我從香港轉機抵達北京後，直接從機場驅車前往天安門廣場，從那天起，在廣場上見證了中國爭取民主沸騰的熱血和眼淚，也留下一個30年未完的任務。 Fill 1 Fill 1 4月17日，氣氛仍然和平的北京 身為中國官方首次核准的第一批台灣記者團成員，對這趟採訪是既興奮又忐忑。出發前，同年4月7日才剛經歷了鄭南榕為爭取言論自由不惜自焚的震撼，緊接著被任職的自立報系，指派前往北京採訪，掛念著自焚事件的後續，也還沒從失去好友的傷痛中平復，感覺不應在這時離開台灣，卻又不想放棄這難得的機會，心情很是掙扎。 這是我第一次到中國，此行主要有三項新聞任務，一是亞青杯體操賽、二是亞銀年會、三是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訪中。1989年亞銀年會是由當時的財政部長郭婉容領軍，彼時蘇聯尚未解體，戈巴契夫訪中可是件國際大事。出發前即獲知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胡耀邦過世，北京學生們自發性地在天安門廣場舉辦悼念活動，飛機一落地出關，等不及到飯店放下行李，馬上轉往天安門廣場，想在第一時間拍攝些畫面傳回台灣。那時廣場上的氣氛仍和平，學生們在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周遭放置花圈和輓聯，哀悼、讚揚被視為「改革派」的胡耀邦，同時要求加速中國的民主腳步。 那是個沒有網路通訊的年代，數位相機還未上市，為了這趟採訪任務，我扛了一整個「簡易暗房」上路，包括簡便的放大機、顯影藥水盆、暗袋、沖片罐，和加起來百餘卷的黑白、彩色和幻燈片三種不同的底片，最重要的，還有一台當時美國聯合通訊社（Associated Press, AP）獨家研發出的滾筒式相片傳真機。 我必須自己沖洗底片、沖印照片，再透過傳真機將照片傳回台灣，飯店房間裡的廁所就是我的暗房，光是一張5×7的相片，單色掃描傳真最短也要耗費上7分鐘，萬一中斷了，就得重頭再來過。每天都花很長時間傳照片回台灣，常引起飯店關切，尤其...

當他想起歷史拐了彎的那一天，閃回腦海的，有在木樨地中彈的蔣捷連、天安門母親丁子霖，還有被當局抹為學生運動幕後黑手、他幫忙送去美國大使館尋求政治庇護的天文學家方勵之夫婦。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那時候蔣捷連才17歲。今天，他仍然是17歲。他永遠是17歲。死去的人不長歲數兒。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丁子霖還活著。她82歲了。她走到那兒，便衣警察便跟到那兒。為的是安全。丁教授的安全嗎？不是。為的是 國家 的安全。沒錯，一個擁有十幾兆美元GDP和200萬軍隊的政權，竟然需要保護自己免受一個82歲老太太的傷害。怕的不是她的力氣，是她腦子裡的想法。那想法是有力量的。這是我們值得記住的。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正如方勵之以他特有的幽默說過的：他還沒聽過世界上有哪個大國這樣侵略自己。」 在台北的六四事件30週年研討會晚宴上，美國知名漢學家林培瑞（Perry Link）用一口流利的京片子，對著齊聚一堂的學運領袖、中外學者，緩緩朗誦自己的詩作 〈我們為什麼記住六四〉。 今年75歲的林培瑞還在孜孜不倦，埋頭寫作好友劉曉波的傳記。 他是西方漢學界與中國社會關係最密切的一位學者。他的人生與寫作，都和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風波跌宕，緊緊相連。 從毛澤東信徒到中共黑名單 很少人像林培瑞這樣，在1980年代長居北京，熱愛中國文學與文化，他在哈佛東亞研究中心的博士論文是《上海傳統風格的通俗小說（1910～1930）》，同時是相聲大師侯寳林第一位拜師入門的洋弟子；卻也因為他翻譯《零八憲章》、編輯《中國六四真相》英文版，被中共列入黑名單，禁止入境20多年。 他從不諱言，自己也曾經是毛澤東的信徒。1973年5月第一次造訪中國，他對毛派思想、新中國懷有浪漫的想望。他說，那時候的中國社會還看不到「民主」、「民權」的字眼。等到林培瑞1979年第二次到訪，西單民主牆已經有個姓魏的小夥子張貼大字報。他的著作《北京夜話》裡生動描寫了那個知識分子憂國憂民、各家思想百花齊放的積極光景。 直到六四屠殺，一下撕碎他對新中國的憧憬與對共產黨政權的認知。 在林培瑞眼中，六四屠殺，是悲劇性的時空斷裂，不只將中國硬生生從《河殤》播映的那黃金80年代切斷，也讓中國從蘇聯解體、柏林圍牆倒塌的全球化民主浪潮中落隊。此後30年，中國政治、經濟、文化菁英「悶聲發大財」，共同瓜分改革紅利，共謀控...

2014年12月，長居在北京的攝影藝術家徐勇，透過香港新世紀出版社發行了一本攝影集《NEGATIVES》（底片），內容是他壓藏多年的天安門事件影像。 天安門事件發生時，35歲的徐勇剛離開北京最大廣告公司的攝影師 工作 ，中國社會也剛從10年的文化大革命（1966年～1976年）中復甦起來，改革開放的思潮逐漸匯集，天安門廣場原本單純的胡耀邦逝世追悼會，變成學生與民眾陳抗聚會。徐勇也深受感染，帶著粗重的相機，經常到現場去拍照記錄，還曾經為了捕捉好一點的鏡頭，多次站到單車上，結果跌了下來。在他鏡頭前面的青年們，是一個個懷抱理想與熱血、憂慮與期盼的面容。 這次《報導者》透過電子郵件，與人在北京的徐勇進行訪談，同時在《報導者》披露一組新作《NEGATIVES・SCAN》。這個作品是在2014年《NEGATIVES》發表4年之後，徐勇於2018年製作的。這次的作品，作為基礎材料的膠片與當年天安門事件影像是同一批，但挑選的影像內容則不盡相同，新作相比原來的《NEGATIVES》，保留了完整35mm膠片輪廓，還保留了滾筒式掃描工藝和膠片局部氧化變色的痕跡，充分強調膠片影像的物理性質，限縮了影像負片內容的表現空間。這組影像除了在今年（2019）2月至3月間，應德國漢堡大學漢學系之邀，在漢堡中央圖書館舉行過展覽外，尚未以其他方式發表過。 《NEGATIVES・SCAN》系列（照片提供／徐勇） 用底片，向中國當局的隱瞞發出挑戰 徐勇對於新作的思考，是從《NEGATIVES》那本攝影集出版後不久開始的。徐勇表示，傳統攝影的敘事性與當代攝影的概念性好比兩個相交的圓，相交重疊部分的面積不同，則呈現作者思考、價值判斷的不同。 《NEGATIVES》系列因客觀政治環境和時間因素，負片呈現和數位設備反轉觀看 在新版IOS裝置(iPhone或iPad)上設置——「一般功能」下的「輔助使用」選項下選「顯示器調節」、「反相顏色」、「經典反相」——通過攝像頭，你就可以看到徐勇的底片沖洗後的模樣。 ，也許是成功的觀念傳達，但畫面內容的佔比，和影像秩序的編排，更多的顯現了徐勇個人對事件的情感立場和作品的敘事性。 新作品《NEGATIVES・SCAN》則是試圖弱化他作為作者的主觀立場和敘事，突顯作品的概念性，使得新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