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1
案例2
案例3
案例1
MAFINDO：破解3千條假訊息的線上核實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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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findo事實查核媒體團隊，右2為召集人薩斯密托（Aribowo Sasmito）。（攝影／吳逸驊）
我面前的這群人，許的願望，是希望自己的工作消失。「不過這是不可能的啦！」才剛許完願，他們自己又大笑接話。
7個人、8台電腦，擠在3張辦公桌、約10坪不到的辦公室裡，他們是印尼最大線上核實團體「MAFINDO」（Masyarakat Anti Fitnah Indonesia）的核心團隊，「希望工作消失」，對他們來說是笑話，但那句「不可能」，則點明了印尼假訊息大戰的激烈，連年的選舉有如春風，讓謠言滿地生。
他們的職稱是「謠言獵人」，每天，Facebook社團裡有1萬多人向他們回報可能的不實資訊，獵人們每天核實5到7則，訊息一旦被他們標示為謠言，Facebook就會把觸及率調降80％，蓋上不實資訊標章。
過去4年，獵人們已完成一座涵蓋2,811則謠言核實結果的資料庫。資料庫對大眾開放，Google、Facebook、印尼政府，都是受惠者。他們還有專屬App，供民眾回報及查閱。他們也在實體世界打假，15個城市裡共有200名以上的志工，光4月就有6場活動，教民眾使用核實App，或用遊戲，帶領親子認識不實資訊。
這麼大的組織，辦公室卻擠到只容得下一人走動。原因是他們必須不斷搬家，要「躲起來」。
生命屢受威脅的謠言獵人
採訪前一天，他們才傳給我辦公室地址，這個月的容身處，是一個共同工作空間的分租辦公室。網站上寫的，是假的。「沒辦法，我們常常遭到威脅，」MAFINDO核實團隊召集人薩斯密托（Aribowo Sasmito）邊道歉邊解釋。
2015年起，MAFINDO的創辦人們在Facebook建立社團，讓民眾上傳可疑謠言，彼此互助查證。4年過去，社團裡已有上萬人入陣，企業、政府資金挹注之下，他得以全職聘用7名「謠言獵人」。
這7人都是記者出身。每天，他們處理大小謠言，用各種數位工具、網站查證。他們學習數位鑑識、辨識照片，有時還需要採訪、上圖書館查核。與我們見面當天，他們破解的謠言算簡單——某張照片裡，兩名包頭巾的女穆斯林舉著一張「支持重婚」的海報，替某候選人造勢。而這張引起女性選民怒火的照片，字樣當然是後製而成的。
他們處理的謠言，也有難破解的，像是WhatsApp上流傳的一張23點抨擊政府政策的清單，即使他們分頭進行，還是耗了3天。
找出真相、比對事實，對記者出身的他們來說，其實不難。真正的挑戰，來自在網上發布核實結果之後。
「只要我們戳破支持總統的謊言，我們就被貼上在野標籤；隔天，我們戳破在野陣營的說法，又被說我們是官方派來的，」核實者海西（Muhammad Khairil Haesy）攤手說，「這就是場留言戰爭。」在這個比聲量的時代，留言數量、按讚數、兇狠程度，好像才是人們決定真假的關鍵。
不只是貼標籤，有些人直接把他們留下的核實結果刪掉，更有人翻出MAFINDO成員背景，指他們的發言不可靠。被私訊辱罵、人身攻擊，已是這份工作的日常。
在被撕裂的國度中，真相不受歡迎，遇上選舉，他們甚至成為公敵。最驚險的一戰，是他們與30萬人大軍，穆斯林網軍（Muslim Cyber Army, MCA）的衝突。
MCA是一個Facebook社團，是印尼近年極端伊斯蘭興起後的線上大本營。他們鼓吹伊斯蘭至上、穆斯林治國，並持續以宗教為題，在網路上發動一波波的排他式價值宣傳，更以得到政權為目標，攻擊現任總統。
MAFINDO戳破了一則MCA成員發出的謠言，MCA大軍隨即上膛，對MAFINDO發起攻擊。薩斯密托與家人的合照，在陌生人的群組裡流傳；薩斯密托不是沒有被威脅的經驗，但把他的家人與孩子當作箭靶，卻是第一次。
薩斯密托的反應是什麼？他又戳破了另一則MCA發出的謠言。這一次，他把結果交給警方。在證據確鑿下，6名MCA成員被警察逮捕，Facebook社團管理者被罰得最重，必須坐牢。
「接下來的兩個星期，我們閒了好一陣子（指沒有謠言），然後他們應該是找到新的人了，我們就又忙起來了。」薩斯密托回憶這則事件時，選擇帶著笑。
核實的意義？救一個人、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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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雅加達街頭使用手機的民眾。印尼是Facebook全球第四大市場。（攝影／吳逸驊）
在Facebook上破解謠言，不但會被威脅，還得像風紀股長一樣，管理Facebook社團、訂對話規範，更需要一一回應網友的指控與挑戰；即使對方是假帳號、機器人，還是要耐著性子回覆，並且需要引經據典的回應如「毒辣椒子是外國人要毒害印尼的武器」等謠言。
光聽就厭世。4年來，他們為什麼選擇繼續？
答案，正是那些留言。
「人們都忘記自己罵的、對幹的是真實存在的人了，」海西說，網路謠言靠人們的恐懼、憤怒而生存，所謂核實，可能便是一種衝突：與被騙者的認知衝突，與散布者的利益衝突，但事實比較重要，還是個人的情緒、利益重要？在社群網站上，答案是後者。
不要以為線上的衝突只是「嘴砲」，「有些案例爭吵到最後，約出來把對方殺死了，」海西說，監控謠言、張貼核實結果，就像是慢動作觀察一個社會撕裂的過程。破解謊言，雖然勞心，但救一個，是一個。如果能擋住切下的刀，少切開一公分，就值得。
「我們還是覺得自己在當記者，只是出版的不是新聞，」海西解釋。記者有時候報導事件、追求真相，不是因為知道有人愛看，相反地，有時候是社會不願接受的一面，怎樣都要寫。如同走過4年的MAFINDO，實體的活動也好、線上的對話也好，「我們就是想做，不管有沒有人要來（參加）。」
核實，一個看似單調的工作，在他們眼裡，「是幫印尼找到一個更好未來的方式啊，我們怎麼比2012、2014（指選舉）更好？人們因為謠言去分敵我，（但）我們想讓人們團結起來，我不想讓這個國家被謠言分裂。」
4年前，大部分印尼人還沒聽過什麼是假新聞；4年後，MAFINDO成為眾人集結的中心。壞消息是，MAFINDO知道愈多人看見他們，就可能愈多人討厭他們；好消息是，2019年的謠言大多玩不出新梗，核實變得容易許多，而當他們在網上再被貼標籤，留言區會有網友替他們發聲：「他們是中立的啦！」
謠言獵人，如今不需要再多解釋自己了，因為謠言海淹進每個人的動態牆、群組，每個人聽到「核實」，想的可能都跟MAFINDO創立社團時的初衷一樣：「只是想要讓家人有個地方可以找到事實，只是想讓孩子有個更好的國家。」
案例2
CekFakta：24家媒體聯手打造雲端核實平台
印尼人對謠言的反應開始不同，以調查報導出名、曾參與「巴拿馬報告」（Panama Paper）的印尼媒體集團TEMPO.co網路總編輯滇米卡（Wahyu Dhyatmika），有最直接的證據。
第一，是流量。他號召了24家媒體集結而成的核實平台CekFakta，以雲端資料庫的方式，讓各家媒體分頭協力核實，並共同分享成果。這個記載各式謠言並核實的網站，流量終於在2019年大選前攀升，離選舉愈近，流量越高。
第二，是這個網站被駭了。總統大選的其中一場辯論，CekFakta網站出動了各家記者合作，針對雙方發言即時核實，沒料到，換來駭客攻擊。「我們還是不知道誰是兇手，任何人都有可能，」滇米卡笑說，但他們知道的是，這計畫勢必是有影響力的，必須做下去。
媒體生存辛苦，網路時代，有內容產製和收入驟減的兩大挑戰
內容產製要符合數位載體，以及廣告預算大量移往Facebook跟Google的挑戰。
，為什麼還要撥出記者、資源，投入核實工作？
「在印尼，人們對媒體的信任還是高的，我們必須要對大眾的期待有所回應，」滇米卡說。2017年，一則捏造的訊息，喚起百萬人上街，甚至造成首都雅加達省長選舉翻盤
當時的雅加達省長、華裔基督教背景的鍾萬學，被網路上一段剪輯過的影片指控他汙衊可蘭經，不實的訊息在網路平台瘋傳，謠言出現前，鍾萬學還擁有6成支持率，但他最後不僅選舉落敗，也在輿論壓力下，被以褻瀆宗教之罪名判刑入獄；連刑滿出獄，都必須從後門偷偷離開。
。他驚覺，面對網路謠言的力量，媒體單靠各家努力，是不可能與海嘯抗衡的。到2019年，網路謠言組成的攻擊，以及沒有下限的謠言戰，不只候選人的家人全都成為素材，各種似真似假的對話截圖、個人隱私等，在人們的社交帳號間流傳。
因為還擁有社會的信任，於是必須做點什麼。滇米卡表示，媒體擁有人才、技能以及版面，能做到核實，也能讓結果被大眾看見。更重要的是，媒體必須要把核實的工作，從政府手上搶來做。
政府有極限，民間沒有極限
「他們的極限是，他們自己就是賽局的一部分，」滇米卡強調，許多聲音要求政府對不實資訊出手，但政府是有極限的。以印尼政府為例，「如果他們是（謠言）的受害者，他們很有效率；但當謠言攻擊的是在野陣營，他們消極被動，」滇米卡認為，不能讓政府涉入內容真假的判斷，否則等同創造了一具公關機器。他也承認，如印尼政府般積極介入不實資訊的議題，還是有可能是出於善意，「即使如此，這還是相當危險的。」
他舉例，「印尼解密」（IndonesiaLeaks）曾釋出一份文件，證明警察總長貪汙。但警方隨即介入，立刻指稱該訊息是謠言，並動用《刑法》的誹謗罪，要將「印尼解密」解散逮捕，還好印尼獨立機構媒體委員會（Indonesian Press Council） 介入，以「印尼解密」為媒體身分為由，擋下警方動作。最後，警察總長至今依然在位。
對滇米卡來說，核實是一塊缺了的拼圖，媒體是最適合人選。他要求網路平台業者加入計畫，也與MAFINDO合作，要在WhatsApp上建立機器人程式，讓民眾加入回報的行列，「這是參考台灣團體Cofacts的！」他對台灣表示感謝。
未來，CekFakta會長成什麼樣的平台，滇米卡還不知道。但他明確知道，民眾正在面對資訊失序的挑戰，傳播假新聞只是症狀之一，更重要的是媒體如何從中發現自我的新價值，重塑與讀者的連結與信任，「否則，就可能是被淘汰、消失的下場。」
剛為團隊加了一倍人力的他說，「核實就像是在建立一座燈塔，」滇米卡比喻。社交網路上每一天都掀起不同的情緒浪潮，使用者被一波一波擊中，有時乘浪歡呼，有時幾乎溺斃。他想建立一座用事實堆起的燈塔，幫助人們在浪去潮落之後，還看得見自己身處何方，或辨明未來方向。
案例3
Islamic.co：全印尼第十大伊斯蘭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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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網站「Islamic.co」創辦人阿里（Savic Ali）。（攝影／吳逸驊）
如TEMPO.co般的媒體集團，是媒體業中的少數——他們有網站、日報、週刊，10層樓高的大樓裡還有英文版團隊、自己的印刷廠，和頂樓的共同工作空間。
更多數的媒體，每天想的，是如何不在後真相時代中被謠言掏空。全球廣告收入湧向Facebook、Google兩大巨擘，媒體面對的對手，可能是不顧真假、聳動下標的海內外內容農場、粉絲專頁，面對點擊率的誘惑跟急速下墜的營收，想當燈塔？還是先談流量吧。
伊斯蘭網站「Islamic.co」創辦人阿里（Savic Ali）是網路媒體出身的記者，他跟大家一樣愛談流量，只是他的方法不太一樣。
藏身在某個上千戶集合式住宅社區，Islamic.co團隊7個人，擠在一間小公寓裡。本來是社群志願性的共筆部落格，Islamic.co在2017年才正式登記為非營利組織，兩年不到，他們已經成為印尼這個世界最大穆斯林國家（以人口計）中，第10大伊斯蘭相關網站，每個月獨立拜訪人次近百萬。
阿里列出了3張網路流量表，分別是3個時期、印尼前20大伊斯蘭網站的排行。「以前，前10名全都是是排他的、訴諸暴力的伊斯蘭組織，現在，我們搶到愈來愈多目光了。」
把事實變有趣，和仇恨網站搶流量
把事實講得有趣，是他搶流量的方式之一。在印尼，流量戰爭中最關鍵的是極端勢力，也就是極端伊斯蘭的組織。近3、4年，他們跟著社交網站在印尼四處茁壯，2016年反恐國際中心（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ounter-Terrorism）調查，極端伊斯蘭組織至少擁有9萬個社交媒體帳號，傳播仇恨訊息。
跟他們比流量，等於是在跟數以萬計，由組織、機器人帳號組成的網路競賽。
「現在是印尼的轉變期，如果大多數的穆斯林選擇跟隨排他（的價值觀），這會是一場國家的災難，」阿里說。同時身兼印尼最大伊斯蘭組織「伊斯蘭教士聯合會」（Nahdlatul Ulama）網站總編輯的他，選擇不用仇恨、恐懼，來打這場流量戰，因為那雖然是社交網站上的必勝法則之一，卻不符合他認知的伊斯蘭。
Islamic.co用漫畫、影片、懶人包，與網紅聯手，重新用年輕人的語言，講述伊斯蘭教義，也邀請過去從未使用新科技的意見領袖們，試著學當網紅，讓非極端化、在真實世界中的伊斯蘭傳統價值，能從螢幕中，重新連結都市裡年輕、孤單、急需認同的年輕人。
「我們在對抗的是世界上的浪潮，都市化、全球化、個人主義的結合，」阿里解釋，在都市裡成長、工作的年輕人，沒有上個世代擁有的家庭、宗教組織、社區等人際支持系統；他們在都市裡面對外來人口、不同文化間的碰撞，當精神上出現空虛與陪伴需求時，網路便成為出口。極端伊斯蘭組織抓準這點，從20年前強人政府下台後，從學校、網路開始建立網絡。社交網站的普及，提供了極端者一個集合場跟大聲公，吸引都市裡的年輕人，此時，Islamic.co所做的，就是在同一個場域，提供不同的選擇。
「至少在搜尋引擎上，能夠有不同的結果跑出來吧，」才剛跟Facebook代表見面的阿里說，網路平台也因為「壞內容」苦惱，謠言跑太快了，平台需要更多可靠、優質、正面的內容。
Islamic.co用海綿寶寶講述教義，邀世界各地的寫手分享各地穆斯林生活；在近期造成50人喪生的紐西蘭恐攻後，印尼極端伊斯蘭在群組上號召聖戰，Islamic.co的寫手，卻寫出紐西蘭社會中對穆斯林的陪伴，清真寺被非穆斯林群眾擠滿，穿著頭紗的穆斯林女性，不斷被民眾詢問需不需要與她同行。漸漸地，Islamic.co抓住年輕人的眼球，Facebook上累積1,500萬人收看，Twitter上的觸及也超過100萬人。
媒體人自省：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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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極端勢力的反撲、謠言的攻擊，愈來愈多印尼民眾開始有意識地主動選擇媒體。（攝影／吳逸驊）
從這群被極端內容、不實資訊搶走的讀者眼中，重新思考自己的工作，阿里坦言，他是在彌補前3、4年，媒體人的集體疏忽。當有心人以宗教、族群為由，以網路媒體為媒介，在社會中用各種形式的內容吸引粉絲、鞏固權力基礎，同樣生產內容的媒體必須省思，是自己傳播訊息的方式跟不上需求？還是報導的視角與題目，沒有回應社會中各族群的多元興趣？
阿里認為，這跟媒體不中立、部落化，很有關係：「我們必須要回到為民眾找到真相的本質。」他認為，機會在眼前，經過3、4年的洗禮，沉默的大眾如今面對極端勢力的反撲、謠言的攻擊，他們開始有意識地主動選擇媒體。
Islamic.co與其他核實團隊一樣，都因為戳破謠言受到威脅，ISIS（伊斯蘭國）的勢力是他們經常要應付的威脅來源，「前幾天，我們同事回家的時候還被堵⋯⋯，對我是不敢啦，他們都知道我是誰，不敢對我怎樣。」阿里指著他兩位同事，腳上、下巴都有疤，而他自己，他則滑開Instagram，給我看一張他和警察對峙的照片。
1998年，金融風暴席捲印尼，被前任印尼強人總統蘇哈托（Suharto）極權統治了30年，民眾按耐不住的怒火終於燃起。當時還是學生的阿里，就先以大學報紙揭發總統親人貪汙的紀錄；槓上政府後，他成為學生運動的核心成員之一，組織上街。
當年也是蘇哈托辭職下台、印尼走向真正民主制度的轉捩點。「至今，民主制度都還在挑戰中掙扎，如果我（現在）不做些什麼，之前所有的努力都白費了，」阿里說。
從解放後的言論自由，走到了仇恨言論、網路謠言鋪天蓋地的現況，讓阿里反思記者報導的疏忽、編輯室的多元性問題，也重新定位媒體在社交網站的角色。核實、創造好看的「好內容」，其實，不僅是抓住市場需求，對擁有行動者跟記者兩種使命的阿里，核實，還是他繼續推動民主運動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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