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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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攝影／蘇威銘
阿銘年約40，但因為長期過勞，臉上已滿佈黑眼圈、皺紋。某天，我跟他回下榻飯店聊天，一回飯店，阿銘馬上打開手機，與遠在高雄的老婆、兩個小孩視訊。看到已經十幾天未見的父親，兩個小孩興奮地與阿銘分享學校的事情，約聊到11點後才關掉手機，隔天清晨5點，又要備車，出車上工了。我問阿銘，何時才能回高雄？他說，他也不知道。
這張照片是阿銘結束一天工作後，準備去停車場清理、停放遊覽車的過程，被我記錄下來。當天由於阿銘與旅行社領隊起了衝突，領隊打給車行老闆要老闆解僱阿銘，不然再也不跟車行合作了。老闆憤怒在電話中用髒話咒罵阿銘，並要他跟領隊道歉。這張照片的拍攝時間點，便是在阿銘遭受委屈、道歉之後。
當時選擇在這個場域、時機按下快門，因為觀察到阿銘疲憊、委屈的神情，奮力但又無力的手勢，與車窗外台北寂寥景色形成呼應，而他在衝突過後，仍然得完成工作的內心糾結、埋怨，傳遞出小人物受到壓迫，難以改變現況的無力感，這樣的感受，也觸發我在那個空間、時刻，按下快門。
延伸閱讀：〈巴士運將的希望── 一切都平安〉
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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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攝影／簡永達
走進死者阮文薦的越南老家，首先感受到的，是一種巨大且難以名狀的悲傷。罹難者的家裡，沒有想像中的哭嚎，取而代之的是莫名的安靜。阮文薦屍骨還鄉兩個月以來，他的父親會失神地看著臉書上的照片、他的母親反覆擦拭遺照，如果不小心留眼淚，她會趕緊用袖口擦掉。
和他同在台灣工作的哥哥阮文忠，回國後陷入無盡的自責，「我沒有阻止弟弟來台灣，我覺得是我的責任。」他悼念弟弟的方式，是一個人躲在KTV中，點播那些兄弟生前一起歡唱過的歌。
阮文薦的大哥告訴我，自從弟弟去世後，家裡沒有交談聲、笑聲，也沒有哭聲。家裡每個人都用各自的方式處理悲傷，卻又極力掩飾自己的情緒。直到採訪的最後一天，我表示希望能到阮文薦的墳前上香，為他在台灣的不幸遭遇致哀。祭拜時，阮爸爸首先開口，便哭地斷斷續續，阮媽媽則突然趴在兒子墳前哭地說不出話，而他的哥哥姐姐們也在一旁默默拭淚。
那一刻，我能感受到他們累積已久的壓力，終於稍稍獲得釋放。回程的路上，他們腳步變得輕盈了，而我站在隊伍最後頭，心想為這家人記錄下這刻。當我舉起相機，卻沒注意到一直相當照顧我的阮爸爸也停下腳步，按下快門那刻，他突然回頭，可能在看我有沒有跟上隊伍，也可能想再看看兒子的墳。
初次見到阮爸爸的印象，是在接近河內的巴士總站，北越連日下雨，他穿著一件墨綠夾克，懷裡拽著一個黑色塑袋的包裹。要抵達他們位在富壽省的家鄉並不容易，必須乘坐大巴再轉乘小巴，再由摩托車接送才能抵達，7個小時後，大約晚上10點才抵達他們家。
而阮爸爸因年輕時被徵召打越戰，落下眩暈症的病根，平常大太陽底下的農活，他很難做超過3個小時，然而，為了查明兒子的死因，60多歲的老父親，每兩週就搭車前往河內的政府大樓，行李僅有一個黑色包裹，裡頭是一封封他親筆寫下的申訴信，以及一紙台灣發給的死亡證明書。
他穿梭在各個政府機關，從來想問的問題只有一個：他的兒子怎麼死的？為什麼會讓他住進致命的宿舍裡？
阮爸爸帶我走過小兒子生前的軌跡，去他們小時候踢足球的球場、認識從小看望著的教區神父。我記得在我離開村子前，叔叔堅持送我到村口等巴士，上車前他抱著我，語氣中夾帶哽咽，說了好長的越南話，說完後在我左右臉頰親了一下。
自然我是聽不懂的，但我想起前一晚，他透過翻譯跟我說的：「我的兒子已經沒有了，但是我們還有很多越南人在台灣工作，我只希望台灣人能公平對待我們越南人，不要住在危險的宿舍。」
延伸閱讀：〈從台灣到越南，傷心的屍骨還鄉路〉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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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攝影／林彥廷
拍攝這個影像專題的起因是對台灣牡蠣養殖產業有些研究，加上老家就在嘉義，在不少朋友引薦之下，來到東石鄉的塭港村，據說這裡有台灣西部最美麗的夕陽。
前兩次來的時候，我都被塭港村裡一座「萬善同居」廟對面的住家吸引，這棟建築門口總是擠滿人在剖蚵，與周圍僅有一、兩位成員工作的情形有很大的對比。有趣的是，某一次跟朋友分享最初兩次拍攝的照片時，一位友人告訴我，這戶人家正是她的舅舅。
爾後，每一次拍攝，我都從這戶人家中開始，深入探索這個地方，這裡像是我的另一個家。第二次拍攝時，為了尋找更高的角度，爬上了堆滿蚵殼的小山以及佈滿迷彩噴漆的蚵棚架，一腳踩上去就跌落至地面，當場血流不止，才知道這個棚架其實是保麗龍做的，強烈感受到田野現場的威力。
夏季某一天，我跟著相片中的阿龍清晨4點半起床，5點開著發財車從塭港出發，經過東石快速道路來到嘉義市的東市場擺攤，直到正中午收攤。我們餐桌上的美食，就是經過這麼多的處理與搬運，才來到大家的面前。
三步一小營，五步一大廟，這裡的王爺信仰盛行。根據阿龍家人的描述：「小時候最期待的就是從塭港保安宮前往南鯤鯓、馬鳴山進香，如果碰上平日上學，也一定要請假去進香。」2018年10月2日，座落在東石塭港海堤邊保安宮邢府千歲，舉辦了盛大的聖誕千秋煙火秀。正好阿龍家當了爐主，神明會到他們家中過夜。
那個晚上，阿龍的家族包含父親與兩個兒子，小心翼翼地將神像由保安宮搬到家中3樓的神龕。在全員就定位準備發車前的一小段時間，我被手持神像的阿龍眼神吸引，因此按下了快門。
延伸閱讀：〈嘉鄉：塭港寄情〉
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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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攝影／吳逸驊
2017年世大運期間的韻律體操，是最吸睛的運動項目，但對攝影者也是很大的挑戰。當時我拍攝彩帶、球、環、棒等不同比賽項目，都是以新聞攝影的框架拍攝「決定性瞬間」：選手旋轉身體拉開了彩帶瞬間、拋球接球的瞬間、拋環的瞬間⋯⋯等韻律體操展現力與美的那一刻。
但回到公司審視自己照片時，卻總覺得少些什麼，我自問：除了瞬間之外，還能表現什麼？當我再次回到現場時，不再追求那個瞬間與運動的高潮，而是留意選手情緒與動作。「環」這張照片裡的選手，沒有其他選手比賽時的笑容，取而代之是深鎖的眉宇，彷彿用盡氣力完成比賽。
2019年的今天當我回看這張照片，忽然一句話瞬間閃過腦海：「我們對美感的感受會反映我們對生活的理想。」我想，這張照片也反映了我工作理想吧。
延伸閱讀：〈2017台北世大運現場圖輯〉
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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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攝影／蔡耀徵
執行人物採訪的拍攝工作，尤其是配合電影、唱片宣傳通告的採訪，往往受限於時間與場地，多數狀況只夠時間在電影公司準備的大背板前拍照，或靠自己想盡辦法在有限的空間裡，找出能與其他媒體區隔的拍攝場景。也因此，攝影師常要有「現實跟不上想像」的心理準備。
採訪《大佛普拉斯》導演黃信堯那天，地點依舊是拍攝多次的電影公司辦公室，卡在前後都安排了其他媒體採訪，無法將導演帶離這棟大樓進行拍攝，在極有限時間下，我四處尋覓新的拍攝地點，當我偷偷晃到地下室時，一眼看到擺在角落那輛呼應電影的粉紅腳踏車（在電影中是一台粉紅色的摩托車），出其不意地就像在那裡等著我。
對攝影記者而言，有時候拍攝肖像照片能順利呈現出一種氣氛、捕捉一個神情已經是很大的幸運，那天拍攝意外還找到合適的道具，配上本身就很愛玩的黃信堯導演和讓人眼睛一亮的粉紅腳踏車，很快就讓攝影與被攝者都進入狀況，最後得到一張讓人滿意的照片。
目睹這次「奇蹟」的編輯說：「如果拍照需要擁有某種運氣的話，我覺得你就擁有那樣的運氣！」有趣的是，自從那次之後，我幾次拍攝肖像果真一路順暢。
延伸閱讀：〈專訪《大佛普拉斯》導演黃信堯──人們拜佛，還是敗給虛無的寄託？〉
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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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攝影／余志偉
2016年春天發生在石門海域的貨輪擱淺漏油事件，這些到現場清理油汙的人大多是當地的居民，言談中大家對2008年的漏油事件除汙還歷歷在目，那次大約花了3個多月的時間才清理乾淨，但海裡及周邊的物種似乎再也回不去。幾位年紀稍長的居民跟我聊著，過去只要到近海作業就能討生活的往事，當天他們才正要開始清汙，工作之餘還不時嘮叨，這次不知要清理多久。
這次事件因為天候關係，讓搶救清理延宕許多時間，以致於擴散面積達到200平方公里。當我跟著一隊除汙人員下到海岸，一層重油泥濘的隨海浪浮動，海面一片黑鴉鴉到令我窒息。為了避免二次汙染，除汙首先就是在分界處舖上吸油棉布，穿白色防護衣的除汙人員推著一圈圈厚重的白色棉布，似乎為大地蓋上白布，為海洋悼念。
延伸閱讀：〈【石門油汙事件】他們沒有捷徑〉
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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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攝影／曾原信
朱寧民是榮譽國民，我覺得他在大觀居民中比較特別的一點，或許在於他過去的軍人身分——相對而言他比較信任政府，他堅信只要講道理，提出居住在此的各種證據，政府便不會拆房，也會協助安置——只是退輔會一次又一次都讓他感到失望。朱寧民算是我第一波接觸的居民，狹窄的老房內掛滿他從軍時的獎狀，聊天過程中時刻感受到他身為軍人的尊嚴感，因此我提議讓他掛著獎章，並且在這掛滿獎狀的客廳拍攝一張，除了象徵他的身分，同時也代表著他身為人的某種底氣及尊嚴。
每次見到朱寧民，聽他訴說過去居住在此的合約、裝修許可以及各式各樣他認為可以證明他是合法居住的文件，便知道他一直希望講道理。他也不是單純是個軍人，他是孩子的父親，曾是一名理髮師，朱寧民也是有夢想的。
我並不是忠黨愛國那型的，但每每朱寧民向我敬禮時（包括我拍攝這張相片前）我也會雙腳併攏，認真地與他敬禮，因為那是他踩在這塊土地上的尊嚴。
照片中是一個狹小的客廳，過去曾是朱寧民理髮工作的場所，牆上掛滿他服役時的各類獎狀，談話時得知他還有各類獎章，而朱在面對鏡頭時，又會習慣性的立正站好，因此畫面中的場景、衣著與他的動作，都象徵著他的身分，以及居住的品質（很顯然的，客廳非常窄小）。要呈現迫遷戶的痛苦，我想得先呈現他們到底如何居住在此，而他們又是誰。
延伸閱讀：〈「如果我有錢，幹嘛住這裡？」──大觀社區故事〉
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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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攝影／林佑恩
這張照片拍攝時間是鄭性澤（阿澤）第一次再審開庭之後，在家鄉苑里的海邊拍攝。再審確定後，面對蜂擁而至的媒體提問，以及要準備再次面對開庭的訊問，阿澤顯得非常緊張與疲憊。開庭結束後，我們與阿澤回苑里，他帶我們去海邊，那是他過了14年後再次回到這片海岸。
當時阿澤被法院宣告限制出境出海，一開始走在海水與沙灘的交界，他還有點猶豫，但一踏到海水，阿澤整個人開闊了，開始說招牌澤式笑話，自由地踢著海水。在當時膠著的再審氛圍之中，第一次真心地感受到，何謂自由。
延伸閱讀：〈含冤15年，鄭性澤終獲清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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