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戰情室、網紅學校——印尼政府5招打擊假新聞的啟示

她身上披著粉紅色羽毛，臉上掛著金黃色、威尼斯嘉年華類的魅豔面具，配上一身藍色亮片衣。她盯著化妝鏡裡的雙唇，補一點豔紅之後，放下腳本，6顆燈、2架攝影機包圍，3、2、1，開鏡。

「嘿！嘿！嘿！歡迎來到假新聞小姐的節目，今天，又有什麼謠言呢？」不僅是「銀鈴般」的笑聲，而是遠勝台灣綜藝的東南亞風情，只是，她口中的不是脫口秀笑話，而是當週的5條網路謠言，舞台劇的肢體語言配上兒童劇的聲音表情，「假新聞小姐」（Miss Lambe Hoaks）每週2次、每次5分鐘，一一為你破解。

「來，我們還要再拍一個給TikTok（抖音）的影片。」10坪的攝影棚，擠進10個工作人員，攝影師、後製、演員到提供腳本的幕僚，他們，都是印尼傳播及資訊科技部（Ministry of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KOMINFO）的公務員。

這個娛樂效果十足的場景，是印尼政府口中的「前線」。

在印尼，特別是海嘯、地震甚至恐怖攻擊發生時，網路謠言如震波撼動社會的穩定。「最可怕的，是一場海嘯變成5、6場，一地的恐怖攻擊，謠言變成各地的炸彈，」創新治理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里納爾迪（Mohammad Rinaldi）說。

把對抗網路謠言，視作一場戰爭，印尼傳播與資訊科技部長魯迪安塔拉（Rudiantara）解釋：「謠言對社會永遠是負面的，它嚴重影響對公共事務的認知。」對只有20歲的年輕民主政體印尼來說，網路謠言不只是絆腳石，更可能成為地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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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印尼政府成立的「假新聞小姐」（Miss Lambe Hoaks）錄影現場。（攝影／吳逸驊）

直擊印尼媒體都沒去過的戰情室

假新聞造成的群眾鬥毆、死亡、宗教衝突，愈演愈烈，遇上選舉，更幾乎把國家分為兩半。兩年前開始，印尼推出短、中、長期三大策略方針，被稱作網紅總統的佐科威（Joko Widodo）親自領軍，正式對不實資訊宣戰。

作戰中心，是一座連在地媒體都沒進去過的戰情室（War Room）。

「等下腳步要快，這裡停留超過10秒，警鈴就會響。」KOMINFO發言人社篤（Ferdinandus Setu）用他的證件打開兩道門，帶我們進入一道夾層，夾層的內外必須同時感應，才有機會用10秒穿越。20個人以U字型整齊排列坐著，他們對著的是一整個牆面高的大螢幕，上頭顯示最新的不實訊息。

戰情室的打造從2017年開始，試圖以人工智慧方式，找出可能的不實訊息。經過一年時間的學習測試，由程式機器人與人類合組的部隊，才終於登上戰場。

每天，由機器人按照建立的關鍵字與過去累積的謠言資料庫，從網上的公開資訊爬出可能的不實訊息；加上民眾從Twitter、WhatsApp舉報的可疑謠言，交給上百人的團隊，以24小時輪班的方式人工核實，追趕有時一天多達1,000條的可疑訊息清單。

社篤說，百人團隊裡頭包括史學家、護理師、宗教學者等，他們按專長負責處理各領域的謠言，並提供事實和可信的資訊來源，作為對照。一旦發現謠言，再透過與9大網路平台建立的協議，以熱線通報平台業者。理想狀況是，平台收到註記為假的訊息清單後，調降該訊息的觸及率、標示為可疑資訊，或是直接向張貼者發出通報、甚至下架該內容。

但，即使是享有Facebook第四大市場、Twitter第九大市場地位的印尼，打假的理想與現實，還是有差距。

第一，事實無人聞問。
戰情室每週公布核實報告，但看的人少之又少，這也是「假新聞小姐」誕生的原因。靠著「每日謠言」專欄，以及每週產製兩支5分鐘影片，經營YouTube、Instagram帳號，出現在KOMINFO的Twitter和Facebook粉絲專頁，希望能抓到讀者眼光。為跟上年輕族群的腳步，在《報導者》採訪團隊抵達當天，他們還設立TikTok帳號。而對年長者，他們透過成人教育、社會組織，在各地舉辦實體活動。

第二，平台並非真的配合。
「你可以寫下來：他們（平台）離我心目中的理想狀況，還很遙遠。」來自商界，魯迪安塔拉是印尼第一個資訊科技背景的傳播部長，入閣前他曾擔任數家企業的執行長。「我歡迎他們來我們國家做生意，但，他們必須要為這個國家帶來價值啊！」魯迪安塔拉不只發過公開信，採訪中也以封鎖平台為威脅，要求平台成為解決不實資訊的一部分。

政府急跳腳、平台難配合，假訊息是誰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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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政府的戰情室裡，以24小時輪班的方式人工核實可疑訊息。（攝影／吳逸驊）

平台能做什麼？

「我可以告訴你，在早期，社交平台自己都沒有辦法辨認出謠言；但現在，靠著人工智慧、機器學習，他們應該要能辨別出謠言了，不一定是百分之百正確，但至少，如果他們能提高20%的可信度，這就很有幫助了！」魯迪安塔拉理解平台的商業模式，也理解他們的能力所及，但他不能理解的是，當各國政府發出相同警告與需求，平台為什麼還不拿出相對應的資源跟決心。

「我們都提供給他們這些資料庫了，我們不停地跟平台說，把這些已經被證實、核實過的謠言，拿下平台，他們應該利用這些資料去開發人工智慧啊，進行機器學習啊，如果他們說做不到，那就是在胡扯！（That’s bullshit if they’re not able to do that!）」

「他們有眾多的工程師，還可以收購新創公司⋯⋯，我老實跟你說，我不認為平台業者沒有這樣的意願，但他們沒有花足夠的資源，來應對這個議題的嚴重性。」

魯迪安塔拉提出一個平台能具體配合的措施：「現在，只有Twitter公開他們的應用程式介面（API） ，Facebook早期也是公開的，但現在他們改變了。我不理解，如果他們也公開他們的API，我們就能更有效的合作。」他雙手一攤。

在我們抵達印尼的那週，Facebook印尼辦公室對外公布總經理辭職的消息，卻未公告新的替代人選。

在印尼，現任總統佐科威是假新聞的受害者；加上1.43億網民中，屬於中間選民的年輕人佔了多數，政府如此積極，目的清晰可見。但在不實資訊的議題中，平台與政府，責任歸屬的線該怎麼畫，卻還是一場範圍擴及全球的拔河賽。

專研全球網路平台可靠性的史丹佛大學網路與社會中心研究員伯拉塔（Joan Barata），正走訪歐盟、馬來西亞、印尼、柬埔寨、拉丁美洲，觀察各國如何建立與平台間的合作關係，並給出政策建議。

歐盟委員會最高專家團對管控假新聞的5大政策建議

加強網路新聞的透明度，包括確保新聞平台對使用者數據的取用、對隱私的保護。
推廣媒體與資訊識讀以對抗不實資訊，提供使用者善用數位媒體環境的知識與能力。
開發工具，讓使用者與記者能夠處理不實資訊，也讓快速發展的資訊科技發揮正面效益。
保護歐洲新聞媒體環境生態的多元及永續性。
推廣針對歐洲境內不實資訊影響力的持續性研究，了解不同行為者所採取的行動是否具有效益，並依此持續改善。

伯拉塔接受《報導者》專訪時提醒，「政府試著要恐嚇平台，是有風險的。」全球政府幾乎都在對網路平台施壓，在網路治理機制仍不明確之下，包含不實資訊的管控等議題，都還沒有標準答案。但印尼以封鎖平台為施壓手段，不但不符合比例原則，也容易打開迫害言論自由的窗口。據KOMINFO不願具名的顧問指出，連部長都常常接到宗教領袖或保守民代的要求，要將LGBT相關組織下架。

平台不願合作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不願分享數據，可能與平台的商業原則有關；不願擔起辨認真假的責任，與自我定位有關。「如果把刪除內容的權力給了平台，平台會不會成為審查制度的代理人？會不會是國家卸責，把髒手（dirty）的工作丟給平台了？」伯拉塔進一步問，如果平台真的配合政府了，過度的言論審查、刪除內容，更不是使用者樂見的後果。

如果責任不在平台，難道應該由政府來擔？

打假或打壓異己？威權巨靈揮之不去

戰情室中的機制連印尼媒體都不清楚，當我們把機制告知其他印尼媒體、民間組織，各方紛紛表示憂慮：所謂人工智慧是如何運作？哪些關鍵字需要監控？爬出來的不實資訊，會不會是以保護執政團隊為優先？

機制的透明度不足，所謂打假的工具，一轉身，可能就成了政府審查言論自由的工具。加上KOMINFO的前身，正是印尼30年獨裁統治中管控資訊的單位，這些，都讓即使是提供了核實資料對照的政府打假報告，也被貼上問號。

核實的效果有限，加上與平台的合作不順，印尼政府為求短期效果，甚至開始納入警方的力量。印尼透過《刑法》、《資訊傳播法》中既有法條的延伸，以保護宗教、管控色情內容、誹謗等名義，警察帶頭，大舉對散布資訊者進攻。尤其在2017年，反對前雅加達省長鍾萬學的大型抗議之後，警方接連以散播不實資訊等罪名，對擁有30萬社團成員的穆斯林網軍Facebook社團（Muslim Cyber Army），以及結合駭客與機器人程式的大型網軍集團Saracen開罰；但同時，各地也傳出人權分子、異議人士、LGBT民眾，因為網路上的言論而接連入獄，或是網路被封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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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迪安塔拉是印尼第一個資訊科技背景的傳播部長。（攝影／Joanito De Saojoao）

2014年底才入閣、碰觸政治的魯迪安塔拉不肯對警方的作為評論，他只說他接手KOMINFO之後已經修法，不只調降最高刑期，且按照新法，警方不能在未審問前直接逮捕。「以前是不用的⋯⋯，這些改變是2016年，以言論自由為前提，由政府發起的，」他補充。

印尼媒體法律救助中心執行長瓦優丁（Ade Wahyudin）批評，對於網路不實資訊，印尼需要打造一部新的法律，因為既有法律定義不清、詮釋模糊，容易成為特定人士互相攻訐的工具。他認為立新法的過程必須由公民團體、平台業者參與，且全程透明，而對於網路上仇恨言論和不實資訊的管理機制，兩者不能混為一談；而如何賦予清楚的定義、畫下執法的分界，是第一個，也是最大的挑戰。

伯拉塔也提醒，當各國政府都走向立法一途，必須注意，一切必須建立在一場有足夠資訊的辯論之上，邀集各方利益相關人，過程透明公開，並且引入國際組織，「馬來西亞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伯拉塔說，馬國前任的納吉政府在選前快速祭出高度爭議的打擊假新聞法案，不僅讓馬來西亞在國際間換來臭名，如今，新政府上台後，重新展開修法諮詢，等於一切重頭來過。

公民團體站出來：從網紅學校、親子教育培養網路公民

對長期研究網軍產業的里納爾迪來說，這套新機制，還需要一個獨立機關進行管制。提供政策建議的他透露，由印尼議會領銜的立法過程，一開始，在特定勢力的介入下，一度參照馬來西亞那部被認為侵害言論自由的法案；但在民間團體的強力反對下，如今往德國的《社群網路強化執行法》方向走。

從核實、開罰、威脅平台，印尼政府積極展現自己的決心，但在里納爾迪眼中，「政府能做的、最該做的，不是自己下場，而是打造一個生態系。」

他的話，印尼政府是聽進去了。在假新聞小姐、百人核實、AI抓謠言、修法判刑之後，第五招，是長期解方：建立生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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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網紅學校」大學生。（攝影／吳逸驊）

我們走進「網紅學校」，看見這個年輕的民主國家，試圖回應社群時代挑戰的決心。他們正在培養「網路公民（Netizen）」。

這是一場已經走過52座城市、全國參與人數達13萬的民間啟蒙運動。台上，領頭的是網紅。星期六的上午，現場上百名大學生，一邊吃著現場發的餐盒，一邊被幾個網紅們逗得哈哈大笑。「即使我們只有20個追蹤者，我們還是可以發揮自己的影響力，當一個意見領袖（influencer）啊！」台上網紅分析完自己如何抓住眼球後，回答大學生的疑問。

這場由民間發起，結合政府、企業、民間組織與教育部門的運動，取名為SiberKreasi，是印尼文「網路」與「創造」二字的結合。2017年發起時，由25個民間組織合作，如今，已有97個跨部門單位，出錢、人、力，要在各地重建「網路」。

「很多人都以為自己很懂得使用網路了，但當你看他們的行為的時候，你只想搖頭。」東尼（Donny B.U.）是KOMINFO的特別顧問，公民團體出身的他帶領這場啟蒙運動，如今被政府特聘為顧問。

在這場運動裡，有網紅學校、親子數位教養、教師教學手冊、傳統產業數位化等學程，供各地民眾選擇。

以數位教養為例，講師從網路使用對小孩子大腦的傷害談起，而後先檢視父母的網路使用行為，然後針對親子、夫妻間，對於數位裝置的使用時間、習慣、生活公約等，一一盤點，確保數位裝置不在家庭生活裡造成衝突或是隔閡，而後，再談數位上癮、社交網站濫用，以及假新聞等議題。

另一例是網路衝突的處理，由Search For Common Ground組織擔任講師。他們把真實世界的衝突與社交網站上的對話做對比。「要接受衝突，衝突一定存在，但不一定伴隨著暴力，」Search For Common Ground計畫專員普特莉（Hertiana Putri）解釋，網路上的言論，常常因為匿名性或是無真實的人際關係，出現偏激的火爆爭執，甚至連好朋友，也因為社交網站上的對話無效，從此不互相往來。

Search For Common Ground帶領著百位學生，重頭檢視自己在社交網站上怎麼跟網友對話，把對話模式分成5種：競爭、迴避、妥協、合作、順應，提醒他們從對話結果回推，再決定在網路上要怎麼留言、互動。「網路最棒的一件事，是你還可以想一下，不是嗎？」 普特莉笑問。

後真相時代，人人都需要補上的網路課

SiberKreasi像是一場大型補課一般，在網路普及之後，才走訪各地提醒人們網路怎麼用。他們連地震災區都去了，「是在地要求我們去的，最脆弱的地方，最容易受謠言影響，」東尼回憶。但站在第一線的他們，也必須回應人們對假新聞的政治臆測，領有政府補助、網路企業贊助的他們，總是在活動的一開始強調，「我們不是要告訴你要投誰，而是不管你的投票和各種決定是什麼，請確保你不是受謠言影響的。這是為了保護你自己的權益。」

面對滿天飛的謠言戰，東尼坦承，教育需要長期投入才能見到成效，「人們常常挑戰我們：『辦這些活動有什麼用，人們還不是照看（謠言）？』」

「這是一個長期的投資，這是給人們聲音，建立夥伴關係，然後影響政策制定者，」他肯定地說。透過SiberKreasi，平台業者、政府、民間組織、教育部門，終於坐下來對話了，而且對彼此的資源、業務、立場，也透過輕鬆的活動，有真正的交換跟理解。同時，民眾就在眼前，人民的聲音、反應，是直接地傳進企業、政府耳裡，所謂的「生態系」，正在長成。

這場運動的結果明顯可見：今年3月通過修法，數位素養重回國小、國中、高中課綱。不但SiberKreasi的課程內容即將出版成書，累積了多方教學資源、各地需求後，SiberKreasi也成為印尼2.7億人的數位教養教育舵手，由他們打造的教材，今年下半年將走進校園。

對東尼來說，SiberKreasi最大的貢獻，是凸顯民間團體在網路治理討論裡的重要性。

其實，SiberKreasi的開始，來自一群對政府失望的老師。2013年，政府從課綱中砍掉了資訊教養的課程，理由是不需要再教民眾如何使用電腦、網路。「政府以為數位教育，只是技術上的教學，」東尼解釋，於是老師們開始集結，成為壓力團體，在各部門間遊說；直到假新聞議題一把火燒到總統，政府才真正開始重視數位教育中的素養議題。

政策的形成，尤其是關於科技，民間總是走在政府之前，而當各種網路應用開始實際影響社會，政府就會遇上治理機制的急迫考驗。這一點，東尼很有經驗。

2002年，當印尼還只有1,000萬個網路使用者時，東尼就已在街上號召群眾，要重建網路。當時，網路方興未艾，但網上色情、賭博，卻搶走了印尼民眾的眼光，政府不知道該怎麼辦，竟喊出封鎖網路的口號，引起家長們的共鳴。東尼在路邊擺攤到處演講，呼籲人們看到網路發展帶來的其他好處，並請政府重新思考政策。

17年之後，他的聲音依然還在，頭髮已灰白的他，這一次與SiberKreasi的老師們聯手，將政府拉回正軌，不僅證明了網路治理中，公民團體、平台、政府，必須平等合作且缺一不可，也在印尼面對如何處理假新聞的各種嘗試與衝撞中，示範了教育的重要與可能。這場來自印尼民間的運動，也提醒全球飽受假新聞威脅的民主國家，因應社交媒體時代沒有他途，數位素養與網路公民的培養，肯定是課本上的一章。

好報新聞來源：報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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