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必須活成什麼樣，才符合原住民的標準？」
「如果我不夠像原住民，我會被質疑是否利用這個身分，去獲得某些權益跟福利？」
這是生活在都市、時刻被貼上刻板印象，許多年輕都市原住民內心的痛。
來自花蓮秀林太魯閣族的Ciwang Teyra，35歲，目前任教於台大社工系，出身原運領袖家庭，父親Teyra Yudaw是推動太魯閣族正名
2004年，太魯閣族脫離泰雅族，正式成為台灣原住民族第12族。
的重要推手 。她在父親、自己、族人、其他原民青年身上，看見跨世代存在的原漢歧視。而這個「原」罪 ，也開啟她從事原住民歷史創傷、原住民社會工作研究。
在研究過程中，Ciwang發現儘管社會在進步，對原民無心的「微歧視」，仍在強化各種刻板印象，對原住民帶來身心負面影響以及身分認同危機。
就像一般人以為原住民飲酒過量，然而釀酒在原住民傳統文化是相當珍貴的飲品，不可能拿來豪飲。不論是美加學者的研究、或Ciwang的田野調查當中皆發現，現代原住民過量飲酒的現象，是他們面對創傷跟適應壓力的方法。
成為學者前，Ciwang就已積極投入原民運動，曾參與太魯閣族正名運動、《太魯閣族自治法》的制定和宣導、抵擋蘇花高速公路的開發，她也曾擔任過台灣原住民族太魯閣族學生青年會（簡稱學青會）理事長，大量參與原民公共組織。
愈深入運動，做更多學術和田野，她就更意識到原漢、原原的雙重歧視，一直夾擊著像她這樣的年輕都市原民。
講母語被揮一拳，讓父親終身難忘
Ciwang在原漢家庭長大，母親是閩南人、國中老師，父親Teyra Yudaw是國中校長，也是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太魯閣族代表、太魯閣自治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
她還記得父親曾分享一個讓人難忘的童年故事。
Teyra Yudaw小學時被選為模範生，當時學生在學校被禁止講方言、母語。剛好有天督學要到校考察，校長在朝會告誡全校同學「等一下統統不能講母語」，並指著Teyra Yudaw說：「你來幫忙監督大家。」
不料督學提早10分鐘抵達學校。Teyra Yudaw猜想，「那一定是督學，但是還有一些小孩在講母語！」情急下他大喊：「不准講母語！」才講完，校長一個拳頭就朝他打過來。為什麼？「因為我爸是用母語告訴大家『不准講母語』，他被直接打暈，倒在旁邊沒人理，最後自己慢慢爬起來。」
這種被歧視的經驗，或強烈或隱微，幾乎每個原住民都有過。還好，Ciwang從小在部落長大，被家族保護得很好。即便她小學進城到花蓮市讀書，下課就被接回部落。
從被叫「番仔」開始，討厭當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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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魯閣學青會每週固定聚會，學母語、唱傳統歌謠，是都原青年的重要支持力量。（攝影／許𦱀倩）
由於爺爺是虔誠的傳道人，Ciwang對童年記憶最深的，是每週日早上前去禮拜的快樂時光。「麵包車跟菜車都剛好在禮拜的時間經過部落，我們擠在菜車旁邊吵，吵到奶奶受不了、從教會走出來買養樂多給我們喝。」在Ciwang記憶裡，族人聚在一起烤肉，但重點不是吃多少肉、而是「在一起的感覺」。
一直到小四那年，在花蓮市讀書的Ciwang首次體驗到自己和大多數同學「不一樣」。調皮同學叫她「番仔」
1.舊指原住民。
2.現在常用來指不可理喻的人，但有歧視原住民之義，應避免使用。
3.指外國人、西洋人。
（摘自教育部台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
2.現在常用來指不可理喻的人，但有歧視原住民之義，應避免使用。
3.指外國人、西洋人。
（摘自教育部台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
，那是她沒聽過的詞，她回家問爸媽，才知道那是對原住民不友善的稱呼。「從那時起，我就刻意注意我爸講話的口音，只要他講話不那麼字正腔圓，我就會糾正我爸『你到底在講什麼、我聽不懂』。」
Ciwang記得每天上學前，大姑姑會抱抱所有的孩子對大家說：「你要記得你是Truku（太魯閣族），你是原住民，你要加油，為我們爭光喔！」有回姑姑抱著Ciwang說同樣的話，Ciwang大喊：「我不是，我不要當原住民！」甩開姑姑的手跑掉，當時相當尷尬，因為家族大人都在。
不久，媽媽把Ciwang叫到車上對她說：「妳要別人看得起自己之前，得先看得起自己；如果連妳都瞧不起自己，沒人會瞧得起妳。妳爸爸很努力，因此他會被人看得起。妳自己好好想想。」
Ciwang花了一些時間去理解這段話。這段話幾乎成為她成長的動力，「如果我做得好，我的身分別人沒什麼好說；也因為我做得好，別人會對這個身分有好感。」
讀花蓮女中時，Ciwang參加族語演講比賽，報名時卻找不到「太魯閣族」的選項，這尷尬的狀態開啟她對族名、身分的探究之路，她開始想弄清楚「自己到底是哪一族」。
微歧視如何深化刻板印象
離開花蓮到台大念書，同學得知Ciwang原民身分後常問她：「妳酒量很好？怎麼這麼白？妳說母語嗎？怎麼穿皮鞋？妳會喝咖啡喔？」最為沉重的是，要去背負同學認為她（跟所有原住民學生）可以加分、「根本不夠格」來台大當他們同學的隱形歧視。
想拿「酒量好」證明自己是真正原住民的Ciwang，大二時荒唐地喝了一陣子。她努力學喝酒，喝到爛醉、沒辦法上學，同學必須打電話叫她來上課點名。多數原住民同學們也將喝酒的刻板印象「內化」，原住民青年聚會總是有很多酒，到最後狂飲變必然。
她荒唐的行徑，最後被爺爺敲醒：「妳不要搞錯了！我們太魯閣族有小米釀酒文化，很多的小米只能釀一點點酒。喝很多酒、倒在路邊睡覺這種事，不是我們太魯閣族的傳統文化。」
「如果喝很多酒不是我們的文化，那我們是怎麼了？」爺爺的話，為她後來的學術生涯開啟了深刻的提問。
受到刻板印象衝擊，都市原住民大多選擇獨自消化、或團體相互取暖，很少真正面對處理壓力。Ciwang在台大念書時，參加了學青會，每週聚會，夥伴們一起學母語、唱歌，遇到困擾相互支援，讓她找到歸屬感。
學青會裡，他們分享在成長過程中遭遇的類似歧視：彷彿他們必須活得符合大社會對原住民的想像，才有資格對外說自己的身分；如果不是，就反被質疑「你是嗎？還是你想要利用這個身分，得到某些權益跟福利？」
Ciwang隨後到美國，在聖路易華盛頓大學（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西雅圖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攻讀碩博士。走出台灣，Ciwang認知到全世界原住民都有遭受殖民壓迫的議題
例如20世紀初，美、加的印第安人歷史有段黑暗的寄宿學校時期，約有八成的學齡印第安兒童被迫離開父母，集體住在寄宿學校，他們不准穿印第安的衣服，被迫剪去印第安人的長髮，只要他們說族語就會被懲罰，禁止一切跟印第安相關的習俗。這些孩子成為父母後不再相信任何人，不只跟家人保持距離，有的從未再度返家，長大後他們更無法成為好的父母。（資料來源）
。命運的安排，讓她有機會將觀察到的自身、群體原民身分認同，和部落身心健康議題串起來，自此確認將研究重點圍繞在歷史創傷領域、呼籲重視「微歧視」（microaggression）
透過非直接、非有意的語言或肢體表達，傳遞出排擠或貶義不同人種或其他弱勢族群的訊息。通常表達這些語言或肢體訊息者沒有要貶低、排擠或否定人的動機。但經驗到這些語言或動作的當事人感受到不舒服，就構成微歧視。
的路線 。
族人酒精成癮，源自於歷史創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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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與文化必須世代間不斷地對話與接承才有可能化解誤會並延續下去。（攝影／許𦱀倩）
美國社工學者Maria Yellow Horse Brave Heart研究發現，當原住民經歷到「微歧視」的頻率愈高，愈容易有焦慮症、憂鬱症跟酒精、毒品等物質濫用的狀況；這種「歷史創傷」的壓力會透過個人、家庭跟部落，形成代間傳遞。她以「歷史創傷」的概念，挑戰了傳統學術界以個人因素看待當代原住民負面健康行為（如飲酒）的觀點，將過去殖民壓迫視為這些負面行為的重要成因之一。
Ciwang想起爺爺的話，當代原住民沒有好好處理跨世代的歷史創傷，又遇到現代社會的種種微歧視，導致族人透過飲酒來麻醉自我。這些不正是她在太魯閣部落看見，族人健康狀況出問題的背後脈絡嗎？
提到「殖民壓迫」一詞，Ciwang解析過去統治者的理蕃政策、同化政策，至今仍跨世代影響原民；而禁止打獵、祭典、編織、紋面、母語、更改漢姓等作法，也讓原住民族，人跟人、人跟土地、人跟靈之間的關係斷裂。
例如，日本統治者的同化政策，迫使太魯閣族不同家族聚居在一起，讓一向習慣以家族為單位、彼此獨立的太魯閣族人無所適從，甚至讓關係不好的家族刻意集中居住；祭典是族人與靈之間的連結，不同家族被迫住在一起，祭典不知該以誰為主，因而慢慢失傳。此外，日本統治者認為編織很懶惰，族人該去種田才對，也禁止了族群識別有關的紋面。
到了國民政府統治期間，要求原住民更改漢姓，直接摧毀部落家族的凝聚力。Ciwang的姑丈家每個兄弟姐妹的姓氏都不一樣，因為早期去戶政單位登記、不懂漢字的族人只能任由戶政人員決定自己的漢姓，關係變得錯亂；再如，打獵要進行神聖的儀式，很多禁忌不能做，這些都要透過老人家教。狩獵最重要的是族人關係的凝聚跟強化，「從來不是單純吃肉而已。」
在Ciwang的田野調查訪談中，長者無奈說：「我們能怎麼辦？做什麼都不對，引以自豪的打獵也被禁止，被警察抓、繳罰金。」優秀獵人找不到角色跟定位，連帶引發家庭紛爭，只好喝酒痲痹自己。
原漢歧視、原原歧視雙重夾擊
原住民的母語從父親那代被禁止，到Ciwang這代卻改為振興族語，但老一輩已不想再教母語，導致年輕一代、尤其生活在都市的原住民得像是學美語那樣，刻意去學自己的母語。
Ciwang的訪談還出現「原原歧視」現象。年輕都市原住民在都會被同學、老師質疑，回到部落也找不到認同跟歸屬，兩邊不是人。部落長者長期被漢人文化打壓後、抗拒主流文化，看見很能跟主流文化對話的年輕都市原民大學生，反而特別質疑「你們根本不懂部落」。當年輕都市原民想回鄉了解部落，長輩會問：「你是誰的孩子？我都沒看過你，你為什麼回來參加祭典？你不必學，反正你也不會回來。」
這些當代原住民生活樣貌一再告訴Ciwang，族人的「關係」已出現變化，他們想要透過各種文化實踐的方式，包括講母語、學織布、恢復打獵等方法，甚至是喝酒來「修復關係
美國原住民社工學者Karina Walters與心理學者Jane Simoni以解殖角度研究發現，原民傳統文化實踐行為，包括上山、打獵、編織、講母語等等，都有促進原住民身心靈健康的保護效果，幫助他們克服歷史創傷帶來的身心負面影響。
」。
在文化實踐的修復之路上
因此，畢業後她積極投身原運與人權運動，去認識其他族群被壓迫的經驗，與如何克服的方法。後來她發現，原運雖逐步推進原民權益，但跟大社會對話仍遭遇瓶頸；她也開始自我懷疑，「身為運動者，當政府有新政策，我們必須趕快丟一個想法回應，但我要怎麼說服自己，我丟的東西是可行的、如何評估？」因此她負笈美國深化原民研究，「那才是對我自己、更對族群比較負責的做法。」
回國後，Ciwang除了繼續推動太魯閣族自治，從事微歧視田調研究，也在台大社工系開設原住民族社會工作的課，在原住民社工制度上做倡議。為了服務原住民案主，她希望助人工作者，除了要能解構以漢人為主的社工論述與方法，也能理解原住民族歷史創傷的衝擊跟當代處境的脈絡。
Ciwang記得曾被同學問「你是不是騎山豬上學？」當時她怕朋友交不成，只是轉念笑答「我不知道把我的豬停在哪裡」，當原住民遭遇無心歧視，他們會開自己玩笑，因而又塑造了一個「原住民個性都很幽默樂天」的刻板印象。
Ciwang以「微歧視」概念跟大社會對話，提醒大家去察覺那些可能出於無心、 但會傷害原住民朋友的言行，希望社會大眾嘗試不要帶著既定印象跟原住民來往。
她也對族人強調，原住民族有強大的復原力，「面對歷史創傷與歧視，並不是所有族人都有物質濫用、焦慮憂鬱的狀況，還是有很多族人努力、健康地活著。」多認識原民文化優勢，對族群有正面認同，參與文化實踐，將會帶來更多掌控感跟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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