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到主要內容

守在半山腰的指揮靈魂——「8千公尺英雄」推手連志展

「台灣登山隊速度很慢,穿著也非常怪異,拖累了『冒險顧問』及『山痴』兩隊的速度⋯⋯」被改拍成電影《聖母峰》的《聖母峰之死》(Into Thin Air)一書中,呈現1996年5月那場嚴重暴風雪、導致15名登山客喪生的世紀山難,作者強.克拉庫爾(Jon Krakauer)即為當年山難倖存者。但其文中對台灣登山隊,有負面描述。
那年,台灣13人登山隊中,陳玉男失足墜落不幸身亡,獨自登頂的高銘和在零下60度的暴風雪裡撐過一晚後下山,但因而嚴重凍傷失去壞死的手指、腳趾與鼻子,他也把經歷撰寫成《九死一生》,並曾反駁克拉庫爾對台灣隊的指控。然而,這次舉世矚目的山難發生後,很長時間,台灣登山者在國際上形象受損。
2006年,本土戶外品牌歐都納發起「世界七頂峰攀登計畫」,花費3千萬,資助6位台灣好手攀上世界七大洲最高峰
世界七大洲中七座最高的山脈,被視為地球上的屋脊,分別為:

亞洲:珠穆朗瑪峰(聖母峰,Mt.Everest),標高8,844公尺。
歐洲:厄爾布魯士峰 ( Mt.Caucasus ) ,標高5,642公尺。
北美洲:麥金利峰 ( Mt.McKinley ) ,標高6,194公尺。
南美洲:阿空加瓜峰 ( Mt.Arauca ) ,標高6,962公尺。
非洲:吉力馬札羅峰 ( Mt.Kilimanjaro ) ,標高5,893公尺。
大洋洲:卡茲登茲峰(查亞峰,Mt.Carstensz ) ,標高4,884公尺。
南極洲:文森峰(Mt.Vinson-Massif),標高4,892公尺。

;2010年到2016年,再開啟「全球14座八千米巨峰探險計畫」,11年間,讓9名台灣登山者走向世界之巔,不僅訓練、成就出一批台灣海外攀登頂尖好手,更重要的意義是,讓台灣登山隊以專業形象與組織重回國際登山界。

開創:七頂峰計畫的歷史意義
台灣團隊攀登聖母峰。(照片/歐都納提供)
「這支隊伍,就像是美國NBA職業籃球聯盟選出的菁英明星隊。」台灣第一位無氧無協作成功登上8千公尺大山、世界第六高峰尼泊爾卓奧友峰(Cho Oyu,高8,201公尺)的伍玉龍,是七頂峰計畫的成員,也是隊中經驗最豐富的老大哥,他如此描述當年「七頂峰成員」。
七頂峰是指世界上七大洲的最高峰,2007年登山家郭與鎮成為台灣第一個完攀者。2009年歐都納七頂峰計畫,是台灣首支以團體名義攀完七頂峰的隊伍,當年隊中成員包括:1990年代台灣海外攀登先驅伍玉龍、1995年以24歲創下台灣最年輕登頂聖母峰(藏文為「珠穆朗瑪峰」,後簡稱珠峰)的江秀真、三鐵國家代表隊選手陳仲仁、爬完中亞3座7千公尺高山的黃博政、在美國學習冰攀的黃致豪、攀岩教練謝穎泝。
這個計畫能夠成功,不只是一時之選的登山團隊技能和意志,對台灣而言,它更重要的意義是,這個團隊工程還帶動了台灣高山生理監測的運動科學、登山教育發展的提升。計畫過程中,不僅吳夏雄、梁明本、黃德雄、黃一元等多位1990年代爬過珠峰、海外攀登的岳界前輩戮力相陪,擔任顧問提供遠征經驗;學界也投入最新科技支持,台灣大學大氣科學系團隊回報氣象,台北榮總、陽明大學、工研院與醫療器材公司組成專家團隊,協助研判隊員的心跳、呼吸等生理指標是否健康。黃致豪在珠峰第三營即時傳輸生理資訊,也創下世界最高紀錄。
最難艱的一關,更是如何讓極具「個人化」意義及目的的登山,化為「團體性」的目標?調和鼎鼐、協調折衝的專案經理和領隊,是能夠化零為整的關鍵。
連志展,正是那個幕後指揮者。
「當時爬完七頂峰者全球不到百人,台灣還沒有人完攀過,」連志展認為,其實七頂峰難度不高,而台灣在1990年代連續幾次登頂珠峰後,海外攀登風氣間歇,因此希望藉由此計畫,帶動台灣人冒險精神。
七頂峰團隊顧問、中華民國山岳協會前理事長何中達便說,領隊很不好當,除了必須有實務經驗,還要善於溝通,了解每個隊員優缺點,push被動的隊員往前,拉住衝動的隊員,瞻前顧後,「就像管理一個企業。」
過程:從衝突矛盾到共創紀錄
比起完成七頂峰計畫、成功攀上世界第一高峰珠峰的伍玉龍、江秀真、黃致豪,以及加入「全球14座八千米巨峰探險計畫」、現正計畫挑戰世界第二高峰K2的呂宗翰、張元植,連志展的名字很少在媒體前被提及。
46歲的他,就讀政治大學期間開始接觸爬山,曾在婚禮前與女友花了30多天完成中央山脈縱走,笑稱自己就讀「登山系」,畢業後當過電視台登山節目企畫,現在選擇在宜蘭以友善農法種稻,自給自足。個性低調、不愛強出頭的他,正如登山領隊、基地營經理最需要的特質。
隊員專注地將視線投向巨峰,守在基地營裡的連志展,往往面對的是柴米油鹽醬醋茶,甚至如「贊助商logo要不要露出來」、「氧氣瓶要買幾瓶」⋯⋯到訓練計畫、調解隊員爭執、山難救援政策,各種細瑣雜務就是他的日常。
七頂峰隊員黃致豪曾在2010年連志展著作《勇氣,在山盡頭:全球七頂峰攀登紀實》推薦序中寫道 ,連志展在陣中總是扮黑臉,光為了氧氣瓶問題就和嚮導公司吵了不下3次,而他自己則是扮白臉,事後再和嚮導公司喝茶。
2013年,連志展帶隊前往世界第十三高峰、8,035公尺高的迦舒布魯二峰(Gasherbrum II),呂忠翰與黃文辰登頂成功後,黃文辰卻不小心滑落到7,700公尺,呂忠翰不離不棄守在受傷的黃文辰身邊,獲救機率是一場和時間的拔河,呂忠翰也知道,自己不可能撐得太久;此時,在7,000多公尺高第三基地營的連志展,頂著零下2、30度C低溫衝出帳篷,拜託隔壁的韓國隊救援。
但韓國隊一旦前往救援,就得放棄自己的攻頂計畫,連志展千拜託、萬拜託,以及台灣登山前輩和韓國山岳界建立的好交情,終於獲得韓國隊允諾救援,順利在凌晨3點救抵達呂忠翰和黃文辰待援處,而凌晨3點,也正是呂忠翰當下自己設定的待援底線,一旦還沒有救援隊到,他也不得不先放下黃文辰,獨自下山求助。事後,連志展和隊員還特別飛到韓國致謝。
除了關鍵救援時刻,更多時間是隊員間的信任及衝突的凝聚和化解。《勇氣,在山盡頭——全球七頂峰攀登紀實》書中,引用隊員email忠實呈現成員間彼此因攀登方式,及成功安全登頂的矛盾,出現信頼基礎的動搖。
Fill 1

七頂峰之一,大洋洲最高峰的卡茲登茲峰。(照片/歐都納提供)

攀爬南美第一高峰阿空加瓜峰(Aconcagua)時,黃致豪認為應該多一點冒險精神,自立不請協作揹行李;但江秀真認為應謹慎為上;陳仲仁又希望考量贊助商立場,以安全、登頂為要務。每個人心裡,都有自己的一套登山原則。
最後因行程、簽證延期,人在美國的黃致豪獨自前往,登頂阿空加瓜峰;其餘幾人也因各自攀登習慣不同,各自分離,第一次攀爬時險些全軍覆沒,僅黃致豪獨攀成功。最後整個團隊竟分成4個隊伍攀爬,從團隊變成「各自獨攀」。
第二次組隊攻頂的伍玉龍和江秀真,攻頂後下山途中遇見暴風雪,先一步回到營地的伍玉龍原打算融雪煮水、送去給攀爬速度較慢的江秀真,但兩人溝通上產生誤會,因而種下心結。挑戰北美第一高峰第拿里峰(Denali)時,伍玉龍表態:「我絕對不會和江秀真一起結繩隊
在危險地形行走時,全隊會繫在一條繩子上,若有人滑落雪坡、懸崖或冰河裂隙,其他隊友可以幫忙制止滑動。

攀登的。」

連志展在書中寫道,許多人對一個登山團隊最刻板的想像便是「合作」,事實上,每個人的個性有別,本來就會爭吵碰撞。
再和他談及13年前這段經歷,連志展以他一貫緩慢、悠悠的口吻說道,自己的角色就是告訴隊員,贊助商可以提供的經費和界線在哪,由隊員自己判斷如何行動,找出彼此都能接受的攀登方式。「和志同道合的朋友自組爬山,是挑戰自己的能力;和個性不同的隊友攀登,則是挑戰自己的心性。」
伍玉龍形容,由於沒有共同攀登的經驗,因此需要更多的磨合,面對贊助商產品曝光的要求,隊員雖有自己慣用的裝備,但拍照時還是會各退一步,使用贊助商裝備;而隊員間節奏不同,可以的話就各退一步,或者乾脆結成不同繩隊。他稱讚連志展居中協調做得不錯,雖偶有衝突,最終事情仍能圓滿。「這就是一個過程,如果一路上太平順,或許這趟旅程就沒意義了,沒有可以回憶的東西。」
江秀真則說,山上就是一個微型社會,有衝突和摩擦,最重要的是調適心態,例如自己喜歡慢慢走,有些男性隊員則較喜歡衝快,在喜馬拉雅山脈的卓奧友峰訓練時,隊友希望快速攻頂,但她把該次攀登定位在訓練行程,因而選擇保守撤退,回到營地後便協助聯繫、整理營地,學習到很多管理方式,「這也是一種收穫,登山除了攻頂,你要找到其他可以做的事。」
歧見、誤會、分裂中,逐漸凝聚互信和共識,是團隊登山中最可貴的精神。第拿里峰登頂下山時,謝穎泝載滿裝備的雪橇不小心鬆脫,停在一個大冰河裂隙旁邊,黃致豪自告奮勇拿著裂隙探測棒去援救行李,伍玉龍也主動埋雪樁幫忙架設繩索固定,合作無間地拿回裝備。
儘管曾脫口說「不願一起結繩隊」的伍玉龍、江秀真,2009年也一起和黃致豪共同登頂珠峰,他們3人是七頂峰計畫中支撐到挑戰世界第一高峰珠峰的隊員,締造全隊完登的紀錄,為七頂峰計畫寫下完美句點。
效應:帶動台灣登山教育發展
Fill 1

連志展(右)推動登山教育,經常帶年輕一輩進入山裡。(攝影/許𦱀倩)

各方動員成就了七頂峰紀錄,而這支登山隊留下的資料,也成為下一代投入海外攀登重要的資料庫,帶動台灣海攀快速推進。2010年,登山家王健民僅花費349天就完攀七頂峰,創下當時世界最快紀錄。當年參與七頂峰的隊員,將山上看到的視野帶回台灣,如今也成為台灣最堅實的高山教育種籽。
2010年到2016年,連志展緊接著和歐都納展開「全球14座八千米巨峰探險計畫」,2013年則推出親民版的「八千米同學會」,請來定居美國的台灣知名攀岩家易思婷,扎扎實實地拉到東北角戶外岩場龍洞教攀登基礎;每年冬天親自帶隊到四川雙橋溝,學習冰攀技術,最後目標是到海外挑戰5,000多公尺高山。
連志展說,早期網路不發達,要獲取海外攀登資訊,只能聽前輩口耳相傳,甚至親自打電話到西藏登山協會探聽。現在資訊流通了,越來越多年輕人想出去探險,但國內仍少見系統性的學習課程,只有單次的雪訓、冰攀訓練,許多人只會跟著嚮導或其他國家架好的繩索攀爬,失去海外攀登的冒險精神,同學會便是希望幫有志於此的台灣人打好基礎。「我們在做很笨、別人看不見,但很重要的事。」
江秀真對此感概最深,「1995年我爬完珠峰,想繼續精進,卻發現台灣沒有地方讓我學,只能跑去日本、阿拉斯加登山學校。」2007年她在阿空加瓜山時遇到的那場暴風雪,讓她經歷在零下30度C受困兩天兩夜的生死關頭,當下她便向老天爺祈禱,若能活著回來,會奉獻所學投入登山教育。
幸運脫困後,江秀真立下20年計畫,創辦台灣第一所登山學校,為此還去進修成人教育。
她規劃,初期可能會成立訓練基地,逐漸走向體制內學校,預計落腳中部,課程包含攀岩、登山、溯溪、飛行傘、氣候等等登山科學,以及環境教育、人文素養、搜救、管理、外語課程。「我希望全方位培養登山人才,將來這些人可以成為嚮導、搜救員、巡山員等等,也可以和國外交流,將更多經驗帶回台灣,」她的藍圖無比清晰。
追尋:爬山不是送死,而是去發現為什麼要活著
Fill 1

台灣生態登山學校帶隊到宜蘭山區進行訓練。(攝影/許𦱀倩)

然而,除了技術,連志展總覺得台灣的登山者似乎還少了些什麼,「可能是視野吧,那是一種看待山的態度,例如只是保守的爬傳統路線,少了探險、創新的精神。」
他認為這和台灣的教育風氣偏向保守有關。早在2003年,他便和朋友開設「輔導員」訓練課程,培養野地教育師資,這兩年則進一步將課程更系統化,讓輔導員實際引領國中生上山,在艱困的環境中學習克服障礙。
連志展的課堂從來沒有標準答案,他會叫學員印下等高線地圖,指定集合地點,接著就放生。學員只能看著被尖刺黃藤淹沒的山傻眼大叫:「這哪裡有路徑?」
4月中的一個週末,連志展帶著學員到宜蘭中嶺池山區訓練,前一晚他們才遭大雨襲擊,淋得全身濕,隔天一早又被指定要沿著雜草叢生的路徑,上到中嶺池集合。
學員穿著前一天就被雨水浸濕的鞋子,踩下泥巴坑瞬間發出「噗嗤」聲,每個人的褲腳、屁股都沾上黃泥,滑倒、踩空、被黃藤刺,找路找了30分鐘、1小時,最後各隊紛紛因找不到路原地折返。
但所有學員臉上都看不出失望神情,一位學員興奮地分享終於看懂等高線圖的喜悅:「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要自己找路,以往的生活太方便,上網就能找到資訊,在山上靠自己找路,反而勾起一種本能,一種冒險的渴望。」
協助無數人邁向巨峰,連志展卻連一座8千公尺都沒登頂過,難道不渴望嗎?他坦率地說,看到山在那裡,當然想爬啊,但是每個人有每個人的角色,現在光是帶課程就忙不過來,「機會就留給更多年輕人吧。」
許多和連志展一起爬過山的人,都說他身上有股沉穩的氣息,彷彿什麼事都難不倒,和他爬山很安心。
2012年的TEDxTaipei演講上,連志展曾自述,爬山不是要去送死,而是發現我們為什麼要活著。「在惡劣環境中,更有機會面對自己心中在想什麼,清楚看見生命的力量。在一個很難存活的地方活下來,然後你可以活得更好、更有勇氣,做一個真正的人。」

好報新聞來源:報導者

想要收到更多新聞、工作、兼職資訊,歡迎訂閱工作好報!!

留言

這個網誌中的熱門文章

《凝視・1095》影像集:8張照片的背後

壹 Fill 1 文、攝影/蘇威銘 那是又濕又悶的7月,我因為拍攝遊覽車司機的影像專題,在中正紀念堂外隨機尋找遊覽車司機搭訕,晚上8點半左右,停在中正紀念堂外側的遊覽車幾乎都熄火了,只剩少數幾台還亮著車頭燈,阿銘是唯一願意與我暢聊的遊覽車司機。他因為 工作 緣故,得在台北連續待上20天,接待來自不同 國家 的旅遊團,這樣的工作狀況,早已是遊覽車司機業不能說的祕密。 阿銘年約40,但因為長期過勞,臉上已滿佈黑眼圈、皺紋。某天,我跟他回下榻飯店聊天,一回飯店,阿銘馬上打開手機,與遠在高雄的老婆、兩個小孩視訊。看到已經十幾天未見的父親,兩個小孩興奮地與阿銘分享學校的事情,約聊到11點後才關掉手機,隔天清晨5點,又要備車,出車上工了。我問阿銘,何時才能回高雄?他說,他也不知道。 這張照片是阿銘結束一天工作後,準備去停車場清理、停放遊覽車的過程,被我記錄下來。當天由於阿銘與旅行社領隊起了衝突,領隊打給車行老闆要老闆解僱阿銘,不然再也不跟車行合作了。老闆憤怒在電話中用髒話咒罵阿銘,並要他跟領隊道歉。這張照片的拍攝時間點,便是在阿銘遭受委屈、道歉之後。 當時選擇在這個場域、時機按下快門,因為觀察到阿銘疲憊、委屈的神情,奮力但又無力的手勢,與車窗外台北寂寥景色形成呼應,而他在衝突過後,仍然得完成工作的內心糾結、埋怨,傳遞出小人物受到壓迫,難以改變現況的無力感,這樣的感受,也觸發我在那個空間、時刻,按下快門。 延伸閱讀:〈巴士運將的希望── 一切都平安〉 貳 Fill 1 文、攝影/簡永達 走進死者阮文薦的越南老家,首先感受到的,是一種巨大且難以名狀的悲傷。罹難者的家裡,沒有想像中的哭嚎,取而代之的是莫名的安靜。阮文薦屍骨還鄉兩個月以來,他的父親會失神地看著臉書上的照片、他的母親反覆擦拭遺照,如果不小心留眼淚,她會趕緊用袖口擦掉。 和他同在台灣工作的哥哥阮文忠,回國後陷入無盡的自責,「我沒有阻止弟弟來台灣,我覺得是我的責任。」他悼念弟弟的方式,是一個人躲在KTV中,點播那些兄弟生前一起歡唱過的歌。 阮文薦的大哥告訴我,自從弟弟去世後,家裡沒有交談聲、笑聲,也沒有哭聲。家裡每個人都用各自的方式處理悲傷,卻又極力掩飾自己的情緒。直到採訪的最後一天,我表示希望能到阮文薦的墳前上香,為他在台灣的不幸遭...

【投書】倫敦地鐵移除汶萊航空廣告,台北捷運呢?

汶萊長期以來視同性戀為不合法行為,從今年(2019)4月3日起全面實施《伊斯蘭法刑法典》,新法規定可對男同性戀及通姦者施以石頭砸死之刑、女同性戀鞭刑40下的殘酷刑罰。這項規定適用於穆斯林、非穆斯林以及外國人,也適用於註冊於汶萊的航空器與船隻。 美國藝人喬治.克隆尼(George Clooney)因此發起抵制汶萊政府在倫敦等地擁有的星級豪華飯店,已獲得眾多演藝人士響應;德意志銀行也宣布所有員工差旅不會使用汶萊政府擁有的飯店。 這些國外的豪華飯店,大概不會是一般台灣人旅遊住宿的選項,但我們可以將焦點放在台北捷運站裡,寫著「搭乘汶萊皇家航空、體驗汶萊和平國度」醒目字眼的大幅廣告。這項汶萊皇家航空(Royal Brunei Airlines)的廣告行銷,對每日進出台北各捷運站的同志市民、性別平等支持者是多大的諷刺與傷害。 和平國度?各國單位杯葛汶萊 汶萊皇家航空是該國國營航空公司,這則廣告同時在行銷航空公司與汶萊作為和平的旅遊目的地,廣告中的「和平國度」(an “abode of peace”)不只是該國的觀光宣傳口號(tourism slogan),也是汶萊的 國家 官方全稱 汶萊的馬來文為Negara Brunei Darussalam。Negara意為「國家」,而Darussalam則意為「和平之邦」。 之一。汶萊皇家航空廣告也同時投放在其他國家,如倫敦的地鐵站,但在反恐同、反歧視團體譴責汶萊極端恐同法律與抗議這則廣告宣傳的壓力之下,倫敦交通當局(Transport for London)以違反廣告原則的公眾敏感與爭議下,已迅速於4月3日移除汶萊的廣告。 同樣身為航空業的澳洲維珍航空(Virgin Australia),也跟進宣布為確保公司成員的安全,取消與汶萊皇家航空的員工旅遊協議。以銷售學生與青年票務為主的國際旅行社STA也表明其支持多元文化與LGBTQI的立場,停止販售汶萊皇家航空機票與介紹有關任何行程,並將協助已購買汶萊皇家航空機票的客戶進行退票等服務。 對比汶萊皇家航空的廣告爭議,今年3月挪威航空將美國人權鬥士與同運前輩哈維.米爾克(Harvey Milk) 美國LGBT權利運動人士,也是美國政壇中第一位公開同性戀身分的政治人物。 塗裝於其客機尾翼上,向其爭取人權平等的努力致敬。 長期推動永續觀光的...

死了一個女孩之後,看見人性的善惡抉擇

【精選書摘】 本文為王立柔替《被殺了三次的女孩:誰讓恐怖情人得逞?桶川跟蹤狂殺人案件的真相及警示》撰寫的推薦序〈平凡人也能選擇的善良或邪惡〉,經獨步文化授權刊登,文章標題與文內小標經《報導者》編輯所改寫。 《被殺了三次的女孩:誰讓恐怖情人得逞?桶川跟蹤狂殺人案件的真相及警示》是日本迴響最大的調查報導作品,該書作者清水潔曾為新潮社《FOCUS》週刊調查記者,現為日本電視台報導局記者、解說員。他以桶川跟蹤狂殺人事件的調查報導獲得日本新聞 工作 者會議(Japan Congress of Journalists)大獎、編輯嚴選雜誌報導獎。 這不是一本虛構的懸疑偵探小說,而是前《FOCUS》週刊記者清水潔對「桶川跟蹤狂殺人案件」的真實調查紀錄。 1999年,日本埼玉縣女大學生豬野詩織在JR桶川車站外,冷不防被人用刀刺死。乍看像隨機殺人案,但在清水潔的一連串調查下,真相漸漸水落石出:豬野詩織的前男友是恐怖情人,長期騷擾並威脅她的人身安全。雖然她曾經自行蒐證,帶著錄音機向警方報案,卻得到「不會成案」的回覆,甚至反過來被譴責「收了人家禮物,才說要分手,做男人的怎麼會不生氣?」走投無路的詩織最終在絕望中被殺死。 這起事件催生了日本國會訂定《跟蹤騷擾行為規範法》,但這些都是後話。在慘案剛發生的時候,詩織之死雖然引發社會震驚,民眾對受害人的同情很快就打了折扣。一方面是因為警方不斷放出關於受害人的不實資訊,一方面是各家媒體在報導時聚焦於詩織身上的穿著、名牌配件,暗示她有「拜金」傾向,並將她的職業誤報為「酒家女」。雖然說無論受害人是否符合這兩點,都不應該被任何人殺死,但日本社會輿論一度產生「責怪受害人」的氛圍。 「我的女兒死了3次:一次是被兇手殺死的,一次是被不受理報案的警方殺死的,一次是被媒體殺死的。」 豬野詩織的父親豬野憲一多年後再度接受清水潔的訪問時,曾經這樣說。這名傷痛的爸爸不僅控訴殘忍的兇手和怠惰的警方,也深深控訴了醜化受害者、畫錯重點的新聞媒體。 這起案件的時空背景是20年前的日本,然而這樣的「劇情發展」對今天的台灣讀者來說很熟悉吧?沒錯,「新聞媒體」的面向是此書最值得探討的重點之一。作者清水潔的筆下,處處都是對新聞產製生態及閱聽文化的批判,讓人一面讀一面驚呼:「原來20年前的日本新聞也是這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