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西華／公器還是公審？「報導殺人」無法承受之重

「你們殺的人，沒有比我哥少！」

《我們與惡的距離》，李大芝

社會討論度極高的台劇《我們與惡的距離》中，無差別殺人犯的妹妹，對著緊盯家屬不放的媒體喊出了這個問句，如同刺進大家心底，令人震憾。更值得思考的是，這當中的「你們」，指的其實不僅是「媒體」，更是「我們」和「我們的社會」。

這句台詞，在我腦中勾連起無數曾因「報導效應」，讓悲劇事件加乘上演的案例， 2008年發生在日本的「秋葉原無差別殺人事件」，是最典型、亦最慘痛的一件。

傳播外溢效應的殺傷力

當年，秋葉原殺人事件發生在人潮洶湧的正中午，造成7死10傷，震驚日本。新聞媒體與社會在事發後，對事件加害人及其家人，鋪天蓋地、形同獵巫的瘋狂追蹤報導，恐嚇電話不斷，甚至出現加害人母親是「虎媽」才會養出無差別殺人犯的推論與質疑，最終使得加害人母親承受不了壓力崩潰住院。之後父母離婚、父親與弟弟辭職隱居、不斷搬家、家人朋友一一離去。

悲劇的頂點發生在事件的6年後（2014年），加害人已經伏法，然而，他的弟弟從此再沒有自己的名字，只剩「殺人犯的弟弟」這個社會標記的身分，即使努力想要重新生活，仍然無法擺脫烙印與社會的異樣眼光。他最終選擇自殺，在28歲這年，讓自己成了秋葉原事件的第8名死者。加害人家人們承載不了媒體與社會的公審，成了另一個在這事件中，被毀掉的家庭之一。

「加害人的家人，是不能和一般人一樣擁有幸福！」是弟弟最後留下的遺言，受到媒體大量引用。他用生命來抗議社會用另一種方式，無形的「行使私刑正義」。

媒體作為社會公器，報導社會重大案件本身有錯嗎？以我擔任多年電視台新聞自律暨諮詢委員會委員的經驗，必須持平說，媒體本身也有許多掙扎與反省。如媒體已開始改善，在報導刑案時，提醒記者不應任意稱嫌疑人為「精神病人」；或使用網路來源影像時，要盡量查證。但這樣的反省或謹慎，經常都比不過一則誇大、或是聳動報導傳播效應所帶來的「加冕」。閱聽眾一邊罵媒體獵殺噬血，卻一邊收看，不斷增加點閱率和收視率；網路社群興起後，推波助瀾、無遠弗屆，傳播的外溢效應更不斷加乘、停不下來！

傳播的外溢效應如同社會公審的氛圍，無法承受的，不僅只有加害人的家庭，其後勁殺傷力，讓受害者更加的悲慟，甚至可能製造更多受害者與被摧毀的家庭。以秋葉原事件為例，案發後，日本出現大量「模仿事件」的犯罪預告，事件發生後的2週內，警方共對17個犯罪預告作出行動，預告者從13歲至30歲都有，「模仿犯罪效應」出現，可能誘發更多的悲劇！

網路霸凌引發的自殺連鎖

媒體報導、網路社群帶來的另一個外溢效應，是讓網路霸凌有如傳染病一般擴散，引來另一種效應——自殺。

在媒體報導後因網路霸凌而自殺的人多不勝數，今年（2019）日劇《三年A班》也同樣因這個主題引起話題。《三年A班》描述一名備受矚目的學校游泳明星，在網路上被一段刻意誣陷她的假影片攻擊。影片經媒體未經查證報導後，網路擴散效應與霸凌如浪潮般撲來，在欠缺支持與信任下，該學生因承受不了壓力，自殺身亡。事件後，老師想出一個激進辦法，讓學生與社會省思報導、傳播假消息與網路霸凌的嚴重性。你是否覺得似曾相識，聯想起去年我國駐日大阪代表處長輕生的事件？

如同「秋葉原事件」加害人弟弟，因承受不了媒體、社會公審而自殺一般，報導及網路負面言論過度傳播，致使人自殺，其實也是另一種「殺人」！

失效的媒體煞車？

令人恐懼的事件、負面新聞過度傳播，會引發犯罪模仿效應，或使人承受不了壓力走向輕生之路；而對自殺事件的過度報導，又可能引發另一波連鎖效應。包含世界衛生組織（WHO）在內的許多研究都證實，媒體過度報導自殺新聞時，會引發更多的模仿自殺，特別是名人！

為此，WHO除於1999年發表全面的自殺防治策略外，2017年更進一步修訂「自殺預防：對媒體從業人員的指引」（Preventing Suicide: A Resource for Media Professional），其公布的《六不六要》，即是針對媒體報導的外溢效應，訂下的報導倫理準則：

六不：

不要刊登出照片或自殺遺書。
不要報導自殺方式的細節。
不要簡化自殺的原因。
不要將自殺光榮化或聳動化。
不要使用宗教或文化的刻板印象來解讀。
不要過度責備。

六要：

當報導事件時，與醫療衛生專家密切討論。
提到自殺時，用「自殺身亡」而不要用「自殺成功」這樣的字眼。
只報導相關的資訊，且刊登在內頁而非頭版。
凸顯不用自殺的其他解決方法。
提供與自殺防治有關的求助專線與社區資源。
報導危險指標以及可能的警訊徵兆。

但納入《六不六要》卻不遵從，是達不到效果的；這些原則對網路傳播的影響微乎其微，更無力改善其所帶來無法承受之效應與創傷。

近期（2018年7月）《加拿大醫學期刊》（Canadian Medical Association Journal）一篇取材自多倫多13家主流媒體、6,000多則新聞，探討媒體報導與自殺關聯的研究指出，媒體若大量報導自殺細節，或是過度報導名人自殺，都會增加自殺模仿效應。

以兩個例子為例，2014年影星羅賓．威廉斯（Robin Williams）自殺後，美國因為報導所引發的自殺人數至少增加了10%。在台灣，2005年4月藝人倪敏然自殺，事後中研院鄭泰安教授的研究結果顯示，倪敏然身亡後3週，企圖自殺人數增加55%，男性是女性的2.6倍；而過去一年曾有自殺企圖者，更自述媒體報導是導致其再度企圖自殺的重要因素，風險評估高達52倍。

網路的鼓噪與搧風，助長了媒體過當報導點燃的火種，著實應證了那句台詞：「你們殺的人沒有比我哥少！」

阻斷悲劇擴散的「帕帕基諾效應」

公審與公器的界線，究竟在哪裡？不斷出現的悲劇，又帶給我們何種學習？是否只是讓媒體有更多揭露事件相關人的「追蹤報導」、提供社會有更多的「公審」題材呢？絕非如此。

眾多研究指出，媒體報導是有機會發揮正面的「保護效果」，稱之為「帕帕基諾效應」（Papageno effect）。

帕帕基諾是莫札特歌劇《魔笛》中的一位主角，在遍尋不著心愛之人時，想要以上吊自殺來博取天神的同情，讓天神把愛人還給他；正要上吊時，三位仙童及時趕到，告訴他一個可以找到愛人的方法，救了要自殺的帕帕基諾。這就是「帕帕基諾效應」，意指媒體若能在報導自殺新聞或是負面社會新聞案件時，加入一些正向訊息、可以得到協助及求助諮詢的管道，就可能成為一種「保護因子」，降低閱聽眾自殺的風險。

網路社群媒體也是這樣的，如果在一片紛亂的負面言語中，有人扮演「三位仙童」的角色，及時給予支持和正面的訊息，也能發揮「帕帕基諾效應」，消弭「我們與惡的距離」。

台灣社會能做的事

疾病是不會只找特定人的，根據衛福部2015年的統計，台灣一年就診精神科人數逾250萬人，遍及各行各業！絕大多數的精神疾病患者，因為媒體過度報導或影射，被迫在社會中孤獨地生活著。若他們因為社會的不友善氛圍，不敢出面求助、就醫，導致疾病無法獲得控制，便可能種下危險的因子，個人和社會皆受其害。誠如《與惡》宣傳所言：「我們每個人都很不一樣，不需要因為這個不一樣，而去害怕彼此。」

一旦社會支持轉向正面，這些病人的疾病和生命也可能跟著逆轉。

美國傑出的精神科醫師丹尼爾．費雪（Daniel B. Fisher）博士，20幾歲時就被診斷為思覺失調症，之後仍完成了學業和哈佛大學的住院醫師訓練，成為一名精神科醫師，甚至獲聘為白宮心理健康委員會顧問；另一位牛津馬歇爾學者、耶魯大學法學博士艾琳．薩克斯（Elyn R. Saks），同時擁有心理學、精神醫學與行為科學專長，一樣在年輕時被診斷為思覺失調症，但疾病也未影響她的傑出表現。這兩位不畏外界可能給予的標籤，勇於分享自己的罹病及復元經驗，鼓舞同樣的病人；他們投入倡議、研究工作，致力推動精神疾病去污名化運動，也是將原本充滿負面的「精神分裂症」更名為「思覺失調症」的重要推手。

費雪和薩克斯不是特例， 公開是精神病患者的傑出人才，眾所周知的還有罹患思覺失調症的電影《美麗境界》主角、已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翰．納許（John Nash），事實上，他的兒子約翰·查理斯·馬汀·納許(John Charles Martin Nash)也被診斷為思覺失調症，一樣在著名的美國羅格斯大學取得數學博士學位，隨父親之路成為數學家。 還有許多全球一流大學的教授、藝人、音樂家、藝術家、舞者、作家等等。像是日本藝術家草間彌生即曾表示，她最具代表性的圓點創作，其實是「幻覺」，她把「病狀」變成了「藝術」，不諱言告訴世界自己是精神疾病病人。這些人勇敢挺身，就是媒體「正向」的素材，也能成為鼓舞病人的範例，報導與被報導者，形成「正向循環」，而讓社會經由學習更趨成熟。

發揮「帕帕基諾效應」，從媒體報導開始，也要從「我們」開始。當每一個人成為「願意看見並理解他人的不一樣」的人，擴展「善」的力量，社會才能真正去除疾病之惡，更阻斷為疾病所苦者因社會汙名、不當報導而擴展爆發之惡。

好報新聞來源：報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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