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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搬家40次——原民媽媽終擺脫租屋歧視,擁有「香香的家」

「媽媽,我們住在這裡,真的好嗎?」
那是2006年,46歲的林金勳剛離婚,帶著3個孩子住進台北市萬華區西園路福民平宅時,她念國中的二兒子狐疑地問她。年輕時就從花蓮移居台北市的林金勳,那年成為單親媽媽、沒了工作,剛申請了低收入戶與平價住宅(簡稱平宅)住宿的資格,「我聽到住平宅免費,只要付幾百塊的水電,哇,高興得都跳起來了,我們等了一年多才等到公文。」
等到一家四口搬進14坪的平宅,他們發現房子很小、對環境很失望,林金勳無奈跟兒子說:「因為住這裡免費,我們也是要忍耐。」
林金勳內心默默盤算,趁這幾年她要好好存錢,等3個孩子慢慢長大,她要帶著他們離開⋯⋯。
低收入戶福利,險成貧窮陷阱
台北市政府免費提供經濟弱勢居住的平宅,住戶須具低收入戶身分,綁定許多福利補助津貼,如生活扶助費、健保免費、學雜費減免等;一旦脫離低收身分 ,福利會逐條刪減,最後被取消入住資格、限期搬出平宅。
搬出平宅對大多數住戶是生命中不可承受的改變,因此林金勳跟鄰居們都知道,要「維持」低收身分,首先要特別注意個人銀行存款不能高於15萬元
台北市社會局低收資格。

。

「我們不可以做有銀行轉帳薪水的工作,錢要放在家裡、不能放在銀行。(因為錢放在家)我們樓下鄰居連要去倒垃圾,都會記得鎖門,」林金勳住在平宅的前幾年,做的幾乎都是打零工、領現金等相對不穩定的工作。
「低收資格等於形成了一個福利的貧窮陷阱,讓人不想離開這個福利身分。低收家庭只要開始有收入,就會去計算我賺的錢會不會超過?這份工作會不會開收據、必須要報稅?」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教授王增勇分析。
像林金勳這樣,因經濟因素驅動,從原鄉部落遷移到都市的第一代都市原住民,遇到的頭一個困境便是「居住」。從她17歲舉家移居台北市以來,40年間搬過40次家,包括工廠宿舍、建築工地、河濱便宜住屋、低矮木屋,最後搬進平宅。
據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的調查統計,2019年3月,新北市、台北市原民共17,146戶(註)
計算方法為「戶長為原住民的戶數統計」。

,依照雙北原民家庭的自有住宅率5成2計算,約8,230戶都市原民無自有住宅;另根據2018年第四季最新統計,雙北擁有低收入戶身分的原住民共有1,478戶 ,而國家能提供給雙北原民的國宅

包括出售型原民宅、出租型原民國宅跟政府協助原民自力造屋三種。

一共只有476戶(註)

原民會統計,台北市東湖C、E基地原住民出租國宅75戶、新北市汐止花東新村123戶、新店中正國宅丁區原民國宅56戶、三峽隆恩埔原民文化部落146戶、三峽文化園區自力造屋42戶、溪洲文化園區34戶。

,供需比例失調。

而這其中,還有一群經濟能力往往較不穩定、未設籍在都會的都市原民流動人口。依照原民會的數字估算,全台灣約有至少1.9萬
原民會統計,2016年12月底已有257,224 人、約46.5%原住民人口設籍在非原住民族地區,加上未設籍之人口,將超過全體原住民族人口數(549,127人)的半數。由此推估,未設籍卻居住在都會區的原民至少有1.9萬人。

名原住民未設籍都會區卻實際生活其中;他們直接掉出稀薄的福利網之外,難以租到出租型原民國宅

出租型原民國宅預定照顧的對象是經濟弱勢的都市原民,但須符合設籍在該縣市至少4個月以上的規定。

,也未能領取內政部的「整合住宅補貼資源實施方案」之租金補貼。

早期,經濟弱勢的都市原民在都市邊緣河岸搭聚落,被地方政府拆掉後再蓋,變成「你蓋我拆」的循環;或是河岸聚落被拆了、失火了,居民被當做難民安置到原民國宅,最後又因付不出租金被趕出來。王增勇指出,這顯示國家並沒有「都市原住民居住政策」。
房東:「山地人愛喝酒,不要租給妳」
「在台北,為了找房子這件事很有壓力,只是要找一個便宜,不被嫌、不被趕的地方,都好難,」林金勳說。
算一算林家人在台北的住處,完全陷在「合約到了被房東趕、又換房子;又被趕、又換」的無限輪迴。好幾十次的搬家,都是哥哥去借三輪車,一車一車的搬。全家也曾一起擠在工地裡,在房子還沒蓋好前,工人可以住在裡頭,「那時不覺得怎麼樣,只要跟家人在一起就好,」林金勳說。
林金勳在20幾歲時,曾跟一個漢人歐巴桑租房子,「歐巴桑說,妳是山地人噢,山地人愛喝酒,不要租給妳,」即便林金勳再三保證滴酒不沾、根本不會喝,歐巴桑還是不肯租,連說了3次「袂當
台灣閩南語「不行」。

!」讓林金勳既生氣又受傷。

一家也曾落腳在今天南京東路五段底、麥帥大橋附近,很便宜的兩層樓房子。那時基隆河堤防還沒蓋,他們住的地方經常淹水。林金勳記得,麥帥橋邊的房東要以35萬元價格,把兩層樓的房子賣給他們,雖然便宜、他們還是買不起。她的爸媽有了錢都拿去抽菸、喝酒,沒去思考怎麼存錢改善生活品質,林金勳記得當時哥哥曾說:「別人的家聞起來都香香的,可是我們家都是菸味。」
家窮,媽媽不鼓勵孩子讀書,要大家趕快去賺錢,「有一次妹妹帶書包回家,被媽媽扔出去,後來妹妹乾脆把書包藏在麥帥橋下的草叢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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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歲就從花蓮搬來台北,40多年後,林金勳才真正擁有了一間屬於自己的房子。(攝影/許𦱀倩)

至善社會福利基金會台灣都原照顧計畫20多年資歷的社工督導林書玄觀察,在都市裡,房東常因下列幾個原因拒絕想租屋的原住民:有家庭的不租、單身男性不租、居住人口多的不租、掛戶籍的不租。
2013年,知名舞蹈家布拉瑞揚也曾因原住民身分租屋被拒。當時房東問他是不是原住民,他還很高興的回:「是啊!」誰知房東竟答「是原住民就不租」。布拉瑞陽簡訊回房東說,他早已習慣各種不堪對待,但不想再讓其他原住民受傷,希望房東先生日後不要再用「是原住民就不租」的理由拒絕他們。
飽受各種租屋歧視之苦,林金勳當時告訴自己,有天一定要自己買房子,不再看人臉色。
原民家族都市求生,14坪曾擠滿9個人
2005年,林金勳離婚,單親的她沒有收入、沒有工作,帶著3個孩子申請低收,等上一年,入住萬華的福民平宅。
阿美族習慣群居,強大的母性照顧基因讓林金勳成了家族在台北的大家長。像棵大樹一樣,她14坪大的平宅中,最高紀錄擠了9個人:包括第一代林金勳跟家人、他們的第二代,甚至連姊姊第四代的曾孫都接來照顧。
「親戚長輩來台北一定會借住,後來我姊姊家裡有狀況,姊姊的孩子我也一起顧;婚後有一陣子我們沒地方住的時候,也是全家都去投靠住在三重的姊姊。」阿美族家庭習慣聚在一起,用最少的資源就能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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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美族慣於群居,林金勳曾度過9人擠14坪的日子,現在也照顧著親戚的孩子。(攝影/許𦱀倩)

4年前,林金勳加入了至善基金會的「快樂大掃」家事清潔團隊,這是一個以培養都市原住民婦女做家事清潔服務,以達成經濟獨立的照顧計畫。林金勳終於找到一個有穩定收入、又可兼顧孩子的清潔工作,她也向買屋的夢靠近了一大步。
然而,原本生活已漸入佳境,林金勳卻又因不忍心、決定照顧姊姊的曾孫小美(化名)而面臨壓力。小美的媽媽在懷孕時吸毒又酗酒,導致小美一出生就是個多重障礙的孩子,患有癲癇,智能較低。小美大概3個月大就跟媽媽住到林金勳家,林金勳第一次看見小美眼睛吊吊、翻白眼發作,完全不知道她怎麼了,緊張得帶去醫院。被查出癲癇後,護理師對林金勳大怒:「妳是什麼樣的家長,怎麼這麼晚才送來!」
小美的媽媽後來離開林家,小美爸爸也無法照顧她,於是這個跟林金勳關係很遙遠的曾孫就跟著她,成為家裡的第5個成員。林金勳的兩個兒子,目前都在澳洲打工遊學,女兒念高一。林金勳利用每週工作4天的空檔,帶小美看醫生、做職能治療、語言治療,接送小美跟女兒上下學。
經濟獨立,換來夢想中「聞起來香香的家」
快樂大掃做了3年,由於林金勳工作認真負責,客戶不斷滾雪球介紹新客戶給她,幾乎零負評的她被晉升為「家事清潔講師」,負有培訓新進人員的重責大任。
2018年,林金勳終於晉升有殼一族。她成功標下了一間法拍公寓,當她秀出支票,在澳洲打工遊學的兒子好驚訝媽媽竟然有錢,「我可是認真存了超過10年,才存到這些(頭期款)。不管怎樣,我一定要有房子!」
她拼命工作買房子,不只是為年輕時租屋被拒的自己出一口氣,也是為了孩子,「因為我不想要他們再被說『你們原住民愛喝酒,不要租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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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著專業清掃工作,林金勳終於結束40多年的無殼身分。(攝影/許𦱀倩)

林金勳說,如果叫30年前的她去掃地,她一定不願意,「那時我覺得原住民已經夠低微了,沒知識又沒有錢,再做這種工作不是讓別人更看不起我?我也會看不起自己。」然而,林金勳現在卻非常喜歡這份工作,洗馬桶、擦桌子、擦玻璃都可以,如果地上髒髒的、就想趕快洗乾淨,「你問我為什麼有這種轉變,我真的不知道!」
下午4點,林金勳到住家附近的公幼接小美,小美回家抓了桌上冷掉的午餐吃起來,一下就吃光光。再一會兒,小美口中的「阿ㄗㄨˊ」(阿祖)林金勳就會開始為她煮晚餐,26坪大的房子內會充滿飯菜香。
年少時,林金勳跟哥哥夢想中那個「聞起來香香的家」,40多年後,她做到了。
弱勢者居住困境,仍有賴政府解決結構面問題
住進平宅、接受低收入戶福利補助,「金勳媽媽最難得的是她並沒有掉入『貧窮的陷阱』,」王增勇說,「她並沒有就此倚賴福利、沒有失去尊嚴,反而從未放棄追求財務獨立的那一天。」
然而,至善基金會社工督導林書玄認為,對大多數經濟弱勢的都市原民而言,穩定租屋比長期負擔房貸好,可以避免壓縮生活品質。王增勇則認為,依賴市場機制難以解決租屋歧視,若政府能增加供給、租金補助的力道,並在設計上兼顧原住民集體性居住特性,甚至立《租屋反歧視法》,才能回到結構面解決原民和弱勢者的居住困境。
59歲的林金勳雖仍過著房貸人生,但走過40年的租屋流浪,她終於不必再看人臉色。她希望在最基本「住」的人權上,更多都市原民能不必像她一樣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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