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到主要內容

探險一步、前進一步——呂忠翰、張元植挑戰台灣人首登「野蠻巨峰」K2

「其實大家生活中也會冒險,多少人平常不走斑馬線?」正在海拔8,485公尺、世界第五高峰馬卡魯峰(Makalu)進行高度訓練的呂忠翰和張元植,行前接受《報導者》專訪時如此說道,「我們做好了準備後,爬這種山,其實比平常闖紅燈還安全,」呂忠翰補了一句。
世界頂尖冒險家都不是心臟大顆、而是比任何人都仔細小心,務實、負責是偉大冒險者的前提。今年奧斯卡最佳紀錄片《赤手登峰》(Free Solo),便記錄下無繩攀岩者艾力克斯・霍諾德(Alex Honnold)不靠繩索、以3小時56分締造徒手獨攀美國915公尺「酋長岩」(El Capitan)的世界紀錄。
鏡頭外,觀眾看得手汗、腳汗直流。艾力克斯熱衷的無繩攀岩曾遭受「招搖炫技」的質疑,但他認為,無繩獨攀是攀岩運動最純粹的表現。而他的挑戰並非建立在「無懼」,而是「認真」。他足足花了9年時間做準備,9年來,用繩索攀爬酋長岩超過50次,把每一塊岩石摸透、甚至把鬆動的岩塊搬移,才完成這項驚人的紀錄,把人類探險精神推向另一層高度。
啟蒙:全人教育引領入山
「人類文明就是建立在恐懼之後的嚮往,」社會文化觀察家、自己也熱愛登山的詹偉雄如此解析,人為了跨越恐懼,去做各種準備,才使文明得以進步,「冒險是人們生存的理由,讓人每天都活得跟前一天不同。」
冒險教育,卻是台灣社會和華人文化中,最缺乏的一塊。
36歲的呂忠翰和31歲的張元植,兩人都就讀台灣第一所體制外中學「全人實驗高級中學」,這所採混齡教學、每年都要攀登一座高山的學校,啟動了他們心底那塊探向未知、親近自然的按鈕。走進山林到攀爬高峰,成為「不必立志」卻理所當然的事。
「每個人都應該喜歡山、海,因為我們就是來自大自然啊。」小時候臉長得跟蘋果一樣紅潤飽滿、被阿公喚「令果」(「蘋果」台語發音)而有「果果」綽號的呂忠翰,在彰化鹿港鄉間被阿公、阿嬤帶大。野生野長、探尋自然的因子很早就被啟發,「從小每天不是爬樹、玩泥巴,就是抓魚抓蝦,從不覺得什麼地方是『野外』。」野外,就是他的室內。
每當有人問呂忠翰:「為什麼要爬山?」他就想反問:「為什麼不呢?」他認為,現在的教育體制把大自然剔掉了,讓人們忘了在山裡其實是很正常的事。
比起呂忠翰天生自然,張元植算是後天喚醒。標準「城巿孩子」的張元植,小學念的是私立薇閣國小,他總是不理解為何老師一直命令、要學生服從,所幸他有位開明的媽媽,把他送到苗栗的全人實驗中學,成為了呂忠翰的學弟,他的人生從此海闊天空。
全人中學的學生,不只每年都要攀登一座高山,甚至可由學生自己擔任幹部主導、策劃行程。呂忠翰與張元植默契十足,曾策劃過雪山、嘉明湖、大小霸(大霸尖山與小霸尖山)等登山路線,從撰寫企畫書、訓練課程、找裝備、醫療計畫、交通,都不假手他人。
頭一次爬台灣第二高峰雪山,張元植發現自己比同學爬得快,也沒有出現高山症,非常悠遊自得地享受山上風景。禁錮的靈魂得到解放,他從此不可自拔地邁向山林。
當時,長年推動登山教育的歐陽台生是全人中學的老師,曾赴海外攀登的他,帶回許多國外攀登資訊,影響了張元植和呂忠翰。世界何其大、有多少山對他們發出召喚!張元植高三時,便和同學自行籌劃,攀登美洲第一高峰、6,961公尺的阿空加瓜峰(Aconcagua),全程自己寫計畫書找贊助、拿箱子上街募款,也創下全台灣最年輕登頂的紀錄。
許多國家和登山者在8千公尺大山插旗,展現國力或自我成就;但對呂忠翰與張元植來說,台灣有6成是森林,「山更像是朋友,爬山就像是與朋友聊天。」這是本性所趨,稀鬆平常到不需要多加解釋。
因為對於他們來說,山連動的,是最純稚開心的記憶。提起來,兩人笑得像個孩子般地說:「(中學)那時候,我們爬山行程都很『混』,別人爬4天,我們硬待了5天,和老師、同學在山上滑草、泡溫泉、找鹿角、放空⋯⋯真的很好玩,爬山好玩最重要!」
進擊:無氧登8千公尺高山
Fill 1

登山家張元植,於北投運動中心攀岩場進行訓練。(攝影/許𦱀倩)

山的迷人和偉大,雖然不盡然在高度,但和所有運動從事者一樣,從業餘邁向職業,難度、企圖和追尋,自然會隨著技術、能力同步進擊。
這些年間,兩人累積不少海外攀登經驗,2013、2014、2017年,呂忠翰分別登頂世界第13高峰迦舒布魯二峰(Gasherbrum II)、第12高峰布羅德峰、第8高峰馬納斯魯峰(Manaslu),全都沒有依賴氧氣
海拔超過8千公尺後,空氣含氧量會下降至平地的三到四分之一,為避免缺氧造成失去食慾、難入睡、甚至昏迷,登山者大多會選擇攜帶氧氣瓶。而不攜帶氧氣瓶,就攀登高峰的作法,在登山界被稱為「無氧攀登」。

;張元植也曾於2014年和呂忠翰共同無氧登上布羅德峰。

張元植提到,曾在海拔7200公尺發生輕微高山症,第一次體會到身體不受控的感覺,「身體很慢,無法隨心所欲行動,頭腦不太清楚,就像喝醉一樣。」雖然休息過後就調整回來,但這也讓他往後更注意爬高山前的高度適應,寧可慢慢來、也絕不躁進送命。「我還想爬很多座山,」他說。
職業登山家,在台灣尚未打開想像、開創出被認定「職業別」或「運動領域」的空間。但目前在全人中學當老師、在嘉明湖山屋工作的呂忠翰和張元植,心底已這樣認定自己的人生志向:學校和山屋工作是「斜槓」,登山家才是自己的人生「正職」。
就像每個專業領域者,都希望透過工作的提升開拓自我實踐,呂忠翰和張元植的登山路,也與早年台灣登山前輩走的路徑不同,他們不走團隊登山攻頂的路線、並且以「無氧登山」為目標。
在平地,空氣含量有21%是氧氣,但超過7千公尺後,氧氣只剩三分之一,缺氧會使人血液循環變慢、反應遲鈍,甚至每走一步就要停下來喘10分鐘。許多攀登8千公尺高山的人會購買氧氣瓶,邊走邊吸,攀登珠峰者,有9成都是有氧攀登。
在這麼極限的環境,使用氧氣瓶並不是丟臉的事,卻讓兩人有點「偷吃步」的感覺。因為在全人中學時,他們接受的觀念就是「什麼都自己來」,遇到問題努力解決,「和大自然公平地競爭。」
「無氧攀登對我來說,是更純粹地爬山,」呂忠翰形容,無氧攀登讓他更明白自己的身體極限,但也不是為了無氧選擇冒險,「而是非到最後時刻,不會用氧氣。」
2018年7月,呂忠翰克服了大風雪,以無氧方式,登上世界第九高峰南迦帕巴(Nanga Parbat)。南迦帕巴有「殺人峰」名號,多段冰雪岩混合的陡峭地形,技術要求高,瞬間讓他有種「過關」的感受,他心裡開始釀出登山者最高的夢想——去挑戰K2吧!
超越:挑戰登山者聖殿K2
Fill 1

K2峰是世界上最難征服的頂峰。(攝影/REUTERS/Wolfgang Rattay/達志影像)

提到8千公尺高山,大家直覺想到的是8,848公尺的世界第一高峰珠峰,但是,在職業登山界,K2更是如神一般存在的最高聖殿。
為何是「聖殿」?從它的名字即可窺知。1856年,英國測量人員用K1至K5命名喀喇崑崙山脈和喜馬拉雅山脈附近5座山峰,其他山後來都改用當地民族原生名字,只有K2因太過偏遠,找不到任何原生地名,而以測量代號「K2」之名沿用至今,更凸顯其冷峻、難以親近的形象。珠峰迄今被攻頂的次數超過8,000次,K2只有306次。
全球14座8千公尺高山,8,611公尺的K2是世界第二高,卻是迄今唯一無人成功冬天登頂的巨峰。它的高度是玉山的2倍,死亡率則是珠峰5倍,被公認為8千公尺巨峰中最難爬的山。
台灣登山者曾在2000年,和中國合組隊伍試圖挑戰K2,但僅止於第二營地,此後再也沒有台灣人挑戰K2。呂忠翰與張元植預計今年(2019)6月遠征,是19年來台灣第二支前進K2的登山隊伍,不論成功與否,都將寫下新頁。
「爬完南迦帕巴後,我似乎可以想像站在K2山頂上的感覺。」儘管締造了無數台灣登山紀錄,呂忠翰每一次出擊,都步步為營。他認為南迦帕巴峰難度不亞於K2,這個成功的經驗,讓他有了把握,才敢於瞄向另一座山峰。
「K2是每個登山家的夢想,」提起K2,呂忠翰就如男孩提起心中女神一般,仰慕之情難以自禁,這是所有登山家的「夢中情人」。
發現自己好像「做得到」時,呂忠翰沒有猶豫,找上了張元植。「K2超美的呀,山形呈金字塔狀的錐形,幾何構造簡潔又霸氣,有種孤絕的美,我第一次認識就想爬了。」果然,忠翰的知音唯元植,兩人有同樣的嚮往,也有同樣的認知。
張元植和呂忠翰分別在2011年攀登哥德溫奧斯騰冰河(Godwind-Austen Glacier)與2013年迦舒布魯二峰時,第一次親眼遠眺到「K2本尊」。當時既為之傾倒、但心底也明白,自己的技術遠遠不足以匹配,連攀爬的念頭都不敢有。隨著經驗和技術精進、看到其他人登頂影像後,他們開始可以想像,如果是自己在這個路段會怎麼爬。當K2的輪廓越來越清楚,起身圓夢的時刻也就到了。
正如艾力克斯挑戰酋長岩前,50次的反覆練習,兩人反覆透過各種資訊,把K2每條路線摸清楚。長年來、日復一日的訓練,他們每週至少兩次跑山、攀岩、溯溪,呂忠翰去年起,更到專業運動中心接受個人化訓練,嘗試以科學方式精準鍛鍊肌群,「夢想不是靠熱情去達成的,」他們徹頭徹尾實踐這樣的領悟。
最近半年,他們進入最後訓練和籌畫,4月先至第五高峰馬卡魯峰做高度適應,預計5月底返台;6月14日將出發前往K2,順利的話7月可攻頂。
群募:一場以登山為名的文化運動
Fill 1

呂忠翰在運動效能中心進行訓練。(攝影/許𦱀倩)

專業訓練,他們可以自我設定和執行,但海外攀登計畫最大的難關其實在「資金」。2009年登上珠峰、也是台灣首位無氧攀登世界第六高峰卓奧友峰(Cho Oyu)的伍玉龍,曾是台灣海外攀登的領頭羊,近年已幾近封山,專注在步道、山屋工程營建工作。他受訪時略顯無奈地說:「我還是想爬啊,但我已經快要60歲了,現在只能努力賺錢,存養老金。」
相較日本、韓國,台灣沒有國家支持,企業贊助風氣也不盛,挑戰海外攀登者常常為了找錢傷腦筋。呂忠翰與張元植起初為了省錢,不打算請當地的嚮導雪巴人、挑夫,也不準備氧氣。
但即便以精簡的方式攀爬K2,旅費、裝備、伙食、行政費用等等,每人還是要4、50萬元,兩人只能動用積蓄、找朋友贊助,張元植甚至在自己的Facebook變賣背包、衣服,籌措經費。
一次偶然機會,詹偉雄得知他們的K2計畫,和朋友聯合發起「K2 Project 張元植X呂忠翰八千計畫」,讓兩人能聘請雪巴、預備氧氣筒,降低風險。
許多台灣民眾認為登山客自私,山難時動用直昇機,是為追求個人理想浪費社會資源。詹偉雄這次主動替兩人發起募資,不單純只是想支持2位年輕登山家,更希望他們的行動,能擴散成一次文化運動,「冒險,在台灣是需要被傳播的文化,」他說。
對於公開募資,呂忠翰與張元植坦言有點壓力。他們登山向來低調,一開始不太習慣拋頭露面,但轉念一想,如果能因此讓更多人認識海外攀登,帶動台灣冒險風氣,「那自己賣個臉也沒什麼。」
呂忠翰感嘆,這時代不再教人冒險,「我希望將這些登山過程帶回台灣,例如怎麼和國外隊伍合作、如何訓練、最新的攀登技術,擴大台灣的視野。」
兩人也都有共識,即便募資成功,有錢聘請雪巴,仍會與雪巴一起架繩,掌握可能的風險,「不會把自己的生命交在其他人手上。」張元植強調,預備氧氣,不代表放棄無氧攀登,「因為K2不是一座簡單的山,預備氧氣是為留得青山在。」
至今保持國內最年輕登頂8千公尺紀錄、曾從南北不同路線兩度登上珠峰的台灣登山女傑江秀真,踏上珠峰時只有24歲。看到後輩勇於挑戰,這位女登山家以前輩的經驗替他們打氣,但也不忘叮嚀,「做好心理建設比什麼都重要。 」
目標:登山,是為了下山
「爬8千公尺不是為了征服誰,要征服的是自己,」江秀真形容,登山就像煉金,從石頭開始慢慢煉,比的是耐力和意志力。爬8千公尺高山至少要待上1、2個月,天氣不好是常有的事,必須等待最佳時機,在這之前,得讓自己靜下心來蟄伏,一旦忍不住,就可能付出生命代價。
相較於珠峰坡度緩慢上升,K2一如其名冷峻嚴酷,尤其在最後登頂前400公尺的「瓶頸」(Bottleneck) 路段,坡度達80度,攀登者必須攀爬於狹窄的山溝中,山溝上頭的冰雪聚集成冰塔,一旦融化崩塌,便無處可躲。2008年K2震驚世人的山難即發生於此,17名攻頂者,有11人因上方冰塔崩落而喪生。
山上的生死考驗,兩人都曾目睹體驗:前一天還在營地打招呼的山友,隔天就墜落山壁,天人永隔。這些,更讓兩人每回上山,都不敢輕忽。
2013年,呂忠翰首次挑戰8千公尺高山,與隊友黃文辰成功登頂迦舒布魯二峰,下山途中黃文辰失足滑落300公尺,呂忠翰沿著路徑下切救人時,心中閃過無數個可能:「找得到人嗎?」、「會不會只找到屍體?」、「如果活著的話我要怎麼救他?」
幸好黃文辰只偏離路徑一點點,無線電也滾落不遠,呂忠翰在海拔7,700公尺處發現他時,還有氣息。但下一個難題隨即出現:「我要在這裡陪他嗎?」、「我可以撐多久?」當時他們在8千公尺待了超過10小時,氣溫僅有零下30度C,呂忠翰決定挖個雪洞,先抱著黃文辰避難。
登山的每一個關卡,都是決策的考驗。過於冷血的,只看見攻頂的意義;但不夠冷靜,則有可能會擴大災難。呂忠翰沒有冷血地抛下同伴,他冷靜地開始思考策略,為自己設下停損點:凌晨3點若他們還未獲救,就先獨自下山求援。
時間一分一秒流逝,老天爺彷彿冥冥中聽到他們的祈禱,就在接近凌晨3點時,救援隊趕到,呂忠翰沒有因為救人而送命、黃文辰則因為隊友的不離不棄撿回一條命,僅有手指凍傷截肢。
「登山,是為了下山。」日本作家橫山秀夫下了這樣的註解。
迦舒布魯二峰的經驗,讓呂忠翰爬山的態度更加成熟,「登頂只完成了一半,登山的終點是回到家。」他因而更加謹慎擬定登山計畫,嚴格遵守自己設下的目標、時間,每一次攀登,都做好了最壞的心理準備。
到了現在,每次爬山,呂忠翰都還是會在心裡默默問自己:「行不行啊?」K2作戰即將啟動,呂忠翰也笑笑說:「已經傳提款卡密碼給妹妹了。」(意即做好財產交代)
「每個人都會死,但你是否夠清楚自己做的決定?」對呂忠翰和張元植來說,他們都和常人一樣「很怕死」,可是他們更怕的是,因此躊躇不前而不敢探向未知、失去冒險的勇氣。就像艾力克斯一樣,「他可能每一步都會死,但也每一步都在前進,」呂忠翰說。

好報新聞來源:報導者

想要收到更多新聞、工作、兼職資訊,歡迎訂閱工作好報!!

留言

這個網誌中的熱門文章

《凝視・1095》影像集:8張照片的背後

壹 Fill 1 文、攝影/蘇威銘 那是又濕又悶的7月,我因為拍攝遊覽車司機的影像專題,在中正紀念堂外隨機尋找遊覽車司機搭訕,晚上8點半左右,停在中正紀念堂外側的遊覽車幾乎都熄火了,只剩少數幾台還亮著車頭燈,阿銘是唯一願意與我暢聊的遊覽車司機。他因為 工作 緣故,得在台北連續待上20天,接待來自不同 國家 的旅遊團,這樣的工作狀況,早已是遊覽車司機業不能說的祕密。 阿銘年約40,但因為長期過勞,臉上已滿佈黑眼圈、皺紋。某天,我跟他回下榻飯店聊天,一回飯店,阿銘馬上打開手機,與遠在高雄的老婆、兩個小孩視訊。看到已經十幾天未見的父親,兩個小孩興奮地與阿銘分享學校的事情,約聊到11點後才關掉手機,隔天清晨5點,又要備車,出車上工了。我問阿銘,何時才能回高雄?他說,他也不知道。 這張照片是阿銘結束一天工作後,準備去停車場清理、停放遊覽車的過程,被我記錄下來。當天由於阿銘與旅行社領隊起了衝突,領隊打給車行老闆要老闆解僱阿銘,不然再也不跟車行合作了。老闆憤怒在電話中用髒話咒罵阿銘,並要他跟領隊道歉。這張照片的拍攝時間點,便是在阿銘遭受委屈、道歉之後。 當時選擇在這個場域、時機按下快門,因為觀察到阿銘疲憊、委屈的神情,奮力但又無力的手勢,與車窗外台北寂寥景色形成呼應,而他在衝突過後,仍然得完成工作的內心糾結、埋怨,傳遞出小人物受到壓迫,難以改變現況的無力感,這樣的感受,也觸發我在那個空間、時刻,按下快門。 延伸閱讀:〈巴士運將的希望── 一切都平安〉 貳 Fill 1 文、攝影/簡永達 走進死者阮文薦的越南老家,首先感受到的,是一種巨大且難以名狀的悲傷。罹難者的家裡,沒有想像中的哭嚎,取而代之的是莫名的安靜。阮文薦屍骨還鄉兩個月以來,他的父親會失神地看著臉書上的照片、他的母親反覆擦拭遺照,如果不小心留眼淚,她會趕緊用袖口擦掉。 和他同在台灣工作的哥哥阮文忠,回國後陷入無盡的自責,「我沒有阻止弟弟來台灣,我覺得是我的責任。」他悼念弟弟的方式,是一個人躲在KTV中,點播那些兄弟生前一起歡唱過的歌。 阮文薦的大哥告訴我,自從弟弟去世後,家裡沒有交談聲、笑聲,也沒有哭聲。家裡每個人都用各自的方式處理悲傷,卻又極力掩飾自己的情緒。直到採訪的最後一天,我表示希望能到阮文薦的墳前上香,為他在台灣的不幸遭...

【投書】倫敦地鐵移除汶萊航空廣告,台北捷運呢?

汶萊長期以來視同性戀為不合法行為,從今年(2019)4月3日起全面實施《伊斯蘭法刑法典》,新法規定可對男同性戀及通姦者施以石頭砸死之刑、女同性戀鞭刑40下的殘酷刑罰。這項規定適用於穆斯林、非穆斯林以及外國人,也適用於註冊於汶萊的航空器與船隻。 美國藝人喬治.克隆尼(George Clooney)因此發起抵制汶萊政府在倫敦等地擁有的星級豪華飯店,已獲得眾多演藝人士響應;德意志銀行也宣布所有員工差旅不會使用汶萊政府擁有的飯店。 這些國外的豪華飯店,大概不會是一般台灣人旅遊住宿的選項,但我們可以將焦點放在台北捷運站裡,寫著「搭乘汶萊皇家航空、體驗汶萊和平國度」醒目字眼的大幅廣告。這項汶萊皇家航空(Royal Brunei Airlines)的廣告行銷,對每日進出台北各捷運站的同志市民、性別平等支持者是多大的諷刺與傷害。 和平國度?各國單位杯葛汶萊 汶萊皇家航空是該國國營航空公司,這則廣告同時在行銷航空公司與汶萊作為和平的旅遊目的地,廣告中的「和平國度」(an “abode of peace”)不只是該國的觀光宣傳口號(tourism slogan),也是汶萊的 國家 官方全稱 汶萊的馬來文為Negara Brunei Darussalam。Negara意為「國家」,而Darussalam則意為「和平之邦」。 之一。汶萊皇家航空廣告也同時投放在其他國家,如倫敦的地鐵站,但在反恐同、反歧視團體譴責汶萊極端恐同法律與抗議這則廣告宣傳的壓力之下,倫敦交通當局(Transport for London)以違反廣告原則的公眾敏感與爭議下,已迅速於4月3日移除汶萊的廣告。 同樣身為航空業的澳洲維珍航空(Virgin Australia),也跟進宣布為確保公司成員的安全,取消與汶萊皇家航空的員工旅遊協議。以銷售學生與青年票務為主的國際旅行社STA也表明其支持多元文化與LGBTQI的立場,停止販售汶萊皇家航空機票與介紹有關任何行程,並將協助已購買汶萊皇家航空機票的客戶進行退票等服務。 對比汶萊皇家航空的廣告爭議,今年3月挪威航空將美國人權鬥士與同運前輩哈維.米爾克(Harvey Milk) 美國LGBT權利運動人士,也是美國政壇中第一位公開同性戀身分的政治人物。 塗裝於其客機尾翼上,向其爭取人權平等的努力致敬。 長期推動永續觀光的...

死了一個女孩之後,看見人性的善惡抉擇

【精選書摘】 本文為王立柔替《被殺了三次的女孩:誰讓恐怖情人得逞?桶川跟蹤狂殺人案件的真相及警示》撰寫的推薦序〈平凡人也能選擇的善良或邪惡〉,經獨步文化授權刊登,文章標題與文內小標經《報導者》編輯所改寫。 《被殺了三次的女孩:誰讓恐怖情人得逞?桶川跟蹤狂殺人案件的真相及警示》是日本迴響最大的調查報導作品,該書作者清水潔曾為新潮社《FOCUS》週刊調查記者,現為日本電視台報導局記者、解說員。他以桶川跟蹤狂殺人事件的調查報導獲得日本新聞 工作 者會議(Japan Congress of Journalists)大獎、編輯嚴選雜誌報導獎。 這不是一本虛構的懸疑偵探小說,而是前《FOCUS》週刊記者清水潔對「桶川跟蹤狂殺人案件」的真實調查紀錄。 1999年,日本埼玉縣女大學生豬野詩織在JR桶川車站外,冷不防被人用刀刺死。乍看像隨機殺人案,但在清水潔的一連串調查下,真相漸漸水落石出:豬野詩織的前男友是恐怖情人,長期騷擾並威脅她的人身安全。雖然她曾經自行蒐證,帶著錄音機向警方報案,卻得到「不會成案」的回覆,甚至反過來被譴責「收了人家禮物,才說要分手,做男人的怎麼會不生氣?」走投無路的詩織最終在絕望中被殺死。 這起事件催生了日本國會訂定《跟蹤騷擾行為規範法》,但這些都是後話。在慘案剛發生的時候,詩織之死雖然引發社會震驚,民眾對受害人的同情很快就打了折扣。一方面是因為警方不斷放出關於受害人的不實資訊,一方面是各家媒體在報導時聚焦於詩織身上的穿著、名牌配件,暗示她有「拜金」傾向,並將她的職業誤報為「酒家女」。雖然說無論受害人是否符合這兩點,都不應該被任何人殺死,但日本社會輿論一度產生「責怪受害人」的氛圍。 「我的女兒死了3次:一次是被兇手殺死的,一次是被不受理報案的警方殺死的,一次是被媒體殺死的。」 豬野詩織的父親豬野憲一多年後再度接受清水潔的訪問時,曾經這樣說。這名傷痛的爸爸不僅控訴殘忍的兇手和怠惰的警方,也深深控訴了醜化受害者、畫錯重點的新聞媒體。 這起案件的時空背景是20年前的日本,然而這樣的「劇情發展」對今天的台灣讀者來說很熟悉吧?沒錯,「新聞媒體」的面向是此書最值得探討的重點之一。作者清水潔的筆下,處處都是對新聞產製生態及閱聽文化的批判,讓人一面讀一面驚呼:「原來20年前的日本新聞也是這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