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選書摘】
本文為王立柔替《被殺了三次的女孩：誰讓恐怖情人得逞？桶川跟蹤狂殺人案件的真相及警示》撰寫的推薦序〈平凡人也能選擇的善良或邪惡〉，經獨步文化授權刊登，文章標題與文內小標經《報導者》編輯所改寫。
《被殺了三次的女孩：誰讓恐怖情人得逞？桶川跟蹤狂殺人案件的真相及警示》是日本迴響最大的調查報導作品，該書作者清水潔曾為新潮社《FOCUS》週刊調查記者，現為日本電視台報導局記者、解說員。他以桶川跟蹤狂殺人事件的調查報導獲得日本新聞工作者會議（Japan Congress of Journalists）大獎、編輯嚴選雜誌報導獎。
這不是一本虛構的懸疑偵探小說，而是前《FOCUS》週刊記者清水潔對「桶川跟蹤狂殺人案件」的真實調查紀錄。
1999年，日本埼玉縣女大學生豬野詩織在JR桶川車站外，冷不防被人用刀刺死。乍看像隨機殺人案，但在清水潔的一連串調查下，真相漸漸水落石出：豬野詩織的前男友是恐怖情人，長期騷擾並威脅她的人身安全。雖然她曾經自行蒐證，帶著錄音機向警方報案，卻得到「不會成案」的回覆，甚至反過來被譴責「收了人家禮物，才說要分手，做男人的怎麼會不生氣？」走投無路的詩織最終在絕望中被殺死。
這起事件催生了日本國會訂定《跟蹤騷擾行為規範法》，但這些都是後話。在慘案剛發生的時候，詩織之死雖然引發社會震驚，民眾對受害人的同情很快就打了折扣。一方面是因為警方不斷放出關於受害人的不實資訊，一方面是各家媒體在報導時聚焦於詩織身上的穿著、名牌配件，暗示她有「拜金」傾向，並將她的職業誤報為「酒家女」。雖然說無論受害人是否符合這兩點，都不應該被任何人殺死，但日本社會輿論一度產生「責怪受害人」的氛圍。
「我的女兒死了3次：一次是被兇手殺死的，一次是被不受理報案的警方殺死的，一次是被媒體殺死的。」
豬野詩織的父親豬野憲一多年後再度接受清水潔的訪問時，曾經這樣說。這名傷痛的爸爸不僅控訴殘忍的兇手和怠惰的警方，也深深控訴了醜化受害者、畫錯重點的新聞媒體。
這起案件的時空背景是20年前的日本，然而這樣的「劇情發展」對今天的台灣讀者來說很熟悉吧？沒錯，「新聞媒體」的面向是此書最值得探討的重點之一。作者清水潔的筆下，處處都是對新聞產製生態及閱聽文化的批判，讓人一面讀一面驚呼：「原來20年前的日本新聞也是這樣啊！」、「怎麼20年後的台灣新聞還是這樣？」然而，清水潔並不自詡高尚，他的採訪歷程之所以寫實，正因為除了批判，他也坦誠抒發自己內心的掙扎。
當別人都這樣…不跟進的勇氣
比方說，清水潔不希望媒體對受害人貼沒營養的標籤，但在詩織事件的第一篇報導裡，考量到自家公司的屬性，他仍然使用了「美女大學生」作為標題，就像現今的新聞習慣以「正妹」當起手式一樣。當他花了好幾個月，辛苦地對案情抽絲剝繭、鎖定兇嫌並拍到照片後，既希望立刻刊登新聞，在同業面前揚眉吐氣一番，又不希望驚動兇嫌，害警方抓不到人，於是先把稿子壓住了。但是從他的筆觸中，仍感受得到他強烈渴望「獨家新聞」帶來的風光。
清水潔也有舉棋不定的時刻。在案件發生之初，他向一個欣賞的同業徵求意見：「關於死者詩織，你打算怎麼處理？」他心想，對於年輕女性遭到跟蹤狂攻擊的新聞，可以預見其他媒體一定會寫出女方可能也有過失的報導，「我是想問是不是保險一點，也暗示這種可能性比較好。」直到該同業給了否定的意見，他才鬆了一口氣。
這裡所謂的「保險一點」，與後面的另一段情節互相呼應。清水潔提到，在他一個人埋頭苦幹，發展出跟同業完全不同的故事版本時，總編輯把他找去，「為什麼咱們不寫這樣的報導，其他週刊不是都走這樣的路線嗎？」所幸總編輯聽他解釋後，決定給予空間，任其發揮。
這些心路歷程的最精采之處，在於它們不斷激起讀者質疑「如果⋯⋯？」如果不是那位正直的同業給予否定的回答，如果不是主管夠有肩膀，清水潔會不會也屈服在「從眾」的壓力之下？如果一個人很有理想，卻孤軍面對始終堅硬、毫無破口的體制時，打安全牌會不會是比較輕鬆的作法？
說到底，每個人又有多少動機和多少力氣，能撐著不做「比較輕鬆」的事情？
把自己套用到清水潔的情境裡，就發現不管是新聞產製或生活中的所有事情，善意與惡意的拿捏常常只有一線之隔，每一個環節都有人在做出選擇，做決定時的變數很多，也許還涉及天時地利人和。但是每一個微小的選擇終將成為巨大的集合，亦為我們身處的世界。
兇嫌曾經威脅豬野詩織，「我要找人強姦妳，並拍下影像」。儘管1999年的網路還不普及，不像今天，人們幾乎把整個生活建立在網路上，任何資訊都容易野火燎原，然而這種威脅對當年的豬野詩織而言，仍然立即產生作用。原因是什麼？她大概設想過「如果真的這麼做了，並把影片散布出去，有幾個人真的不會看？」
而且，她對這題的答案完全沒有信心。
復仇式色情，你我都推了一把
我相信大多數人聽到或閱讀桶川事件的資料時，都會對兇嫌的所作所為感到憤怒，也不認為他的作法是正確的，但兇嫌敢發出「散布強姦影片」的威脅，正代表他有自信有人將替他撐腰。他很靠勢，靠的不是他的小弟，他的金錢，也不是他的麻吉和親戚，而是千千萬萬個面孔模糊，在平常生活裡可能都被稱為「好人」的平凡百姓。
我們一定都有對電視機裡各種犯罪案件痛罵的時刻，但有沒有一時半刻停下來思考過，某些傷害能夠被創造出來，被賦予破壞力，其中有多少是眾人授權？
「未經同意散布他人私密影像」（也稱「復仇式色情」）的行為並不是詩織的前男友首創，至今也沒有停止過，已經演變為網路世代的性暴力問題，今年（2019）初爆出的「韓國男星鄭俊英偷拍案」就是其中一樁。遺憾的是，每次發生這類事件，許多新聞報導就以聳動、輕浮的方式吸引點閱率。從標題到內文都不見嚴肅檢討，反而有種偷窺狂「好康倒相報」的口吻，處理影像時更不見得顧及受害人的隱私，製造二度傷害，更時常畫錯重點地追蹤報導「受害人是哪一位女星」？
2017年10月，我在非營利媒體《報導者》網站發布〈有錢就能散布別人裸照，誰讓加害者有恃無恐？〉、〈律師：看過「色情報復」被害人的痛苦，就再也無法看熱鬧了〉兩篇報導，希望能喚起社會對此議題的重視，採訪過程中，卻也時常感到心寒。婦援會該年的網路調查結果顯示，在發放並回收的1,138份有效問卷中，有30.5%的受訪者表示「會」點閱觀看他人外流的性私密影像，42.9%的受訪者表示「不一定」。
該問卷也詢問填寫者，認為被害人負有多少責任？作答的選項是1至5分分級距，1分是最少責任，5分是最多責任，結果僅有14%填寫問卷者認為被害人完全沒有責任，將近60%的答案集中在3分和4分，認為被害人負有超過一半甚至接近全部的責任。
能觸及婦援會問卷的網友恐怕已是「性別議題」的「同溫層」了，竟還有較多的受試者認為性愛影像被外流、被點閱，是當事人活該。若在街坊隨機調查同樣的問題，結果大概更不堪想像吧。婦援會義務律師陳明清受訪時也很悲哀地說，「人們在網路上，總是覺得不管做什麼事情都不容易被追究到責任，反正有網路這層面紗，就可以肆無忌憚地動動手指圍觀、看熱鬧。」他懷疑，拼命宣導這個議題真的能帶來改變嗎？
凡人的善與惡：提倡強暴合法的父親如何保護女兒？
在「復仇式色情」這個日益嚴重的問題上，我總是想起歐文．亞隆（Irvin D. Yalom）心理諮商小說《愛情劊子手》的其中一篇〈如果強暴不違法⋯⋯〉，主角是一個很愛「講幹話」的阿伯。他自鳴得意地在治療師面前意淫、性騷擾治療團體中的女性，並夸夸其談「如果強暴不違法，他一定會試試看」。
有趣的是，阿伯本身有一個心愛的女兒——當治療師問他，在他的理想國裡，他的女兒要何處安身？或者也應該隨時被強暴？阿伯的臉色丕變，說他絕對不願女兒那樣，希望她可以找到一個相愛的人，共組幸福的家庭。
治療師反問：「但如果她的父親提倡的是強暴的世界，這種希望怎麼可能實現？如果你要她活在充滿愛的世界，那要靠你去建造——首先必須從你自己的行為著手。你不能自外於你訂定的法律，這是任何倫理體系的基礎。」
在環保意識抬頭的今天，大家可能聽過環保團體喊過這樣的口號：「你的每個消費選擇，都是在選擇你想要的世界」。事實上，不只消費，我們做下任何一個選擇，都在捏製自己想要的生活，蝴蝶效應一樣，對待別人的方式最終也將回饋到自己身邊。
清水潔在採訪過程中時時自省，有時稍有妥協，但始終追求著更靠近良知的那條線。他坦誠地分享心路歷程，並不是推諉自身的能動性，也不是為了讓讀者有消極的結論，相反的，只是在刻畫自己的平凡。清水潔說明了一個人有多平凡，善良和邪惡就有多平凡。但珍貴的地方就在於，即使一個平凡人如他，如你我，也仍然有能力選擇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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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殺了三次的女孩：誰讓恐怖情人得逞？桶川跟蹤狂殺人案件的真相及警示》（圖片提供／獨步文化）
好報新聞來源：報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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